短篇小说的难度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大家都清楚，短篇小说很不好写，最大的原因在哪儿呢？我们都知道小说要写人，要写人的话就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有性格的发育。长篇小说为什么好看，因为长篇小说有足够的篇幅给人物提供充分的性格发育的空间和时间，这样就可以很好看，伴随着人物的好看，故事也好看。短篇小说由于篇幅限制，不能给人物足够的性格发育的空间，那就要求我们写作的人在其他地方去想办法。所以我经常引用两句唐诗去概括短篇小说的难度，那就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对于短篇小说这样一个篇幅来讲，有时候见不到人，可是见不到人没关系，你得把这个人内心的东西形象地表达出来。
    所以在我看来，短篇小说是最接近诗歌的东西，换句话说，面对短篇小说，我们更多要着眼于连贯，如果在连贯这一层上没有做好，那么这个短篇小说真的就成为一个瘦小干瘪的、毫无意思的东西。反过来说，如果你的语言拥有比较好的诗歌修养、言外之意，你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无论它的篇幅多么局促，无论这个人物的形象、内心性格有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你都可以启发读者，让读者自己在他的内心去完成这个人物。
    因此可以说，最好的长篇小说是作家写的，最好的短篇小说是作家让读者在自己内心去写的。问题就在于作家有没有这个能力让读者自己去写。好的短篇小说一定是作家与读者共同打造的。所以好的长篇倚仗一个好的作家，好的短篇倚仗一个好的读者。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去看通俗小说看爱情看武打，可以看得津津有味；但如果一个读者在小说和诗歌的修养上，尤其是语言的修养上达不到，是没有办法读短篇的，他看不到里面的惊心动魄。
    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如果喜欢文学的人要提升自己的文学素质，除了诗歌之外，最好的选择就是读好的短篇小说，可以提升自己。
    作家要永远相信读者比我聪明
    一个小说家写的是“言”，营造的东西是“意”。在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小说家是要营造一个障碍的。在我看来，所谓“意在言外”也好，“留有余地”也好，往更高层面来说，其实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尊重是什么，就是读者永远相信写小说的人是好作家，作家永远相信读者比我聪明。
    举例说，汪曾祺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受戒》，我就从汪曾祺如何去书写人物告诉你意在言外的妙处。汪曾祺在《受戒》里面写到二师父，这个妙啊，有烟火气氛世俗的妙。他说二师父是有老婆的，很有意思，描绘二师父的老婆就一句话：白天闷在家里不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好的读者，你读到这个地方会觉得汪曾祺的小说写得真好啊，为什么呀，这个人物情商高，她嫁给了一个和尚，老百姓是不能容忍一个和尚有女人的，所以只能是天黑了才出来做事情，白天只能闷在家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老婆还要照顾和尚丈夫的社会形象，白天尽可能让人觉得我的丈夫是好的，没有拈花惹草。这就把“意”写了出来。
    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叫《相爱的日子》，写两个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到了北京，也没有工作，他们又是老乡，需要一些温暖，就经常做爱。可能不能谈恋爱呢？女方就说不能嫁给这个小伙子，小伙子也知道娶不了这个女的。所以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吃完饭后，小伙子穿了一个军大衣，靠在电线杆子上，就把女的搂过来，女孩说“真好，都像恋爱了”，小伙子说是的，“都像恋爱了”。我写这个话的时候内心特别痛苦，很难受，为什么，这个时候我要描述的，字面来讲是道德，他们是有感情的，他们认可他们的关系里有爱，但是女孩也知道嫁不了这个人，男孩也知道娶不了这个女孩，所以彼此之间就有默契。小说的名字是《相爱的日子》，但因为种种社会原因，有一些人不能爱，无论多爱，他们走不到一块儿去。
    再来举一个《聊斋志异》的例子。我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聊斋志异》，中国文学史的短篇小说就很不好看，有了《聊斋志异》这本书，中国文学史的短篇这一块会很完整。蒲松龄通过《促织》反映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政府对老百姓的压迫，可他不便说，他只能写是明朝的事。皇上喜欢玩蛐蛐，臣民去抓蛐蛐，蛐蛐又被孩子给弄死了，弄死之后孩子非常紧张，就跳到井里把自己淹个半死，然后小孩子傻了，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个凄惨的生活怎么去表达，这对小说作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小孩跳井自杀，然后救了上来，这个时候这个家是怎样的呢，蒲松龄只用了八个字：“夫妻向隅，茅舍无烟”。我们来回顾一下，夫妇两个把孩子从井里捞上来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呢，各自找了一个墙角，面对墙角，夫妇两个都没有勇气面对面，从这个画面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家是何等的凄凉，是何等的压抑，夫妇两个是何等的悲痛，因为日常生活完全被打断，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也不吃也不喝，因为没有烟、没有生火就意味着没有做饭，没有做饭就意味着没有吃饭，太痛苦了。语言是多么的简单，只给我们提供了八个字，可是“意”是什么呢，“意”是老百姓的疾苦，人生的疾苦，“意”是人民在官府的压迫之下多么的民不聊生。
    没有好的“言”，就没有好的“意”。“言”做到位，言漂亮，言美了，言准确了，言生动了，意义就确定了。如何捕捉到最好的语言，是作者一生的使命。
    文学的审美一定有标准，但它在模糊判断里
    这个世界上三百六十行都需要训练，只有文学写作是不需要师父的，所有写作的人都没有去拜过大师，像弹钢琴那样培训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弹好，我们都是拿起来就写，这就会带来一个错觉：第一，小说没有门槛，谁都能写。第二，文学小说没有标准。其实文学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虽然弹性很大，但是我相信每一个读者内心是有一个尺度的。有一个西方人说，一个人最好在十七岁之前阅读相当数量的诗歌和小说，然后在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会形成一个有效的美学格局，这个美学格局建立起来，决定了你一生阅读的走向。有些人一生可以读最好的文学作品，有些人一生只能读粗俗的作品，有些人一生都和文学无关，就是那个神秘的十七岁那一年所建立起来的标准。
    这个标准我也说不出来，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另外一个概念，叫判断。判断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东西，这个水三十毫升就是三十毫升，生活时时刻刻都是生命的主体跟客体构成关系之后的判断来完成的，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最科学的判断往往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会有模糊判断，意味着我知道这是一杯水，我把它拿起来的时候是用三个手指头，并没有做理性的选择我就去拿了，我去拿黄金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的判断，我的身体不是逻辑判断，完全是本能的判断。这个东西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被忽略了。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用的是精确的逻辑判断、理性判断，但是构成我们生活里面更多内容的是精神上面的模糊判断，审美、艺术欣赏往往是模糊的。而审美和情感上，有的时候模糊判断比逻辑判断更加精确。如果你要问我文学或审美有没有标准，我一定会说“有”；你要是再问我那个标准到底在哪儿，我告诉你就是在“模糊判断”。模糊判断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
    对于写作的人来说，镇定比什么都重要
    有人问，影像时代的读者可能没有太多的想象力，写得太隐晦的话他们没有兴趣和耐心去分析。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传播环境的改变？我讲一个小故事。我十九到二十三岁读的是中文系，老师在课堂上摇头晃脑跟我讲，《红楼梦》写得多么棒，第一章我都没看完就扔了。大学毕业了，自己讲课，《红楼梦》还没看完呢，同学问起来非要出洋相，我又拿出来看，看到三十回，实在不行了，我很负责任地跟我爸爸讲，《红楼梦》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这样一个小说写得根本不是你们说得那么好。终于有一天，我已经过了四十岁，当我把《红楼梦》拿起来的时候，吓死我了，太好了，我很负责任地说，在我的阅读生涯里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小说写得比《红楼梦》更好。那当初为什么觉得这个小说很差呢，我告诉我自己，以我的能力，四十岁之前配不上人家，没有发现人家的好，就好像一个男人在十九岁的时候会向女朋友求婚，而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永远不会有这种想法一样。。
    所以我的答案是，阅读永远不要慌，阅读永远需要花时间。文学面对的是什么？是永恒。因此，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镇定比什么都重要。
    综合凤凰网文化与《人民日报》记者周飞亚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