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是反映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以新四军老六团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按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根据周恩来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叶飞率领下，于1939年5月挺进苏南东路地区日伪重兵据守的河湖港汊水乡，机动灵活打击敌人，开辟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难曲折过程，展现了1939年10月“江抗”主力奉命西撤北上后，以刘飞、夏光为代表的伤病员不屈不挠坚守阳澄湖芦荡斗争，终使芦荡火种再度燎原，此后在谭震林领导下，东路地区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建设再度大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作品以抗战时期嵌入新四军指挥员、开国中将刘飞胸部的“一颗子弹”和根据刘飞嘱托产生的描写阳澄湖36个伤病员事迹的纪实文学，以及由此引发的红色经典《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创演为贯穿线，把宏大叙事与细微透视统一于一体，从独特的视角生动揭示了“江抗”苦难而辉煌的奋进历程，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刻、生动反映“江抗”历史和功绩的纪实文学作品。同时，通过对“江抗”的透视，勾勒了新四军英勇曲折的发展历程，在深度开掘中披露了若干鲜为人知的史实，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作品以磅礴的气势，生动地描述了以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谭震林、叶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洞察历史风云，把握战局走势，科学制定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等大战略，领导抗日军民在因地制宜实施战略中创造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历史进程，以及兼有战略家和诗人气质的毛泽东领导创作修改红色经典，艺术地再现了江南水乡实施的敌后游击战争战略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了统领全篇的另一条贯穿线，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风采，刻画和塑造了刘飞、吴焜、廖政国、夏光、乔信明、杨瑞年等新四军指战员的生动形象，使作品形成了思想、文学、史学三金铸一的鲜明特色。
    一种文化现象令人怦然心动，以至后来引发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创作，这件耐人寻味的往事发生在驻豫第二十集团军，时值1985年秋。
    ——同为离退休干部，其他部队的多是在家喂鸡种菜抱孙子，而这支部队的“老员外”们则乐此不疲写书照相作报告；
    ——同样南征北战，这支部队的战斗历程却与诸多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密切相关：《东进序曲》《黄桥决战》《柳堡的故事》《红日》《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现代戏《芦荡火种》《沙家浜》，就取材于该部36个伤病员阳澄湖芦荡斗争的经历。
    弹指30年过去。2015年，作家出版社将我写的反映这支部队英雄传奇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付梓。回首宵衣旰食的创作过程，感受最深的是，贯通全书丰赡瑰丽和永世不竭的信仰之光，是作品为历史传神写照最可宝贵的灵魂。
    一
    信仰是有性格的。
    在拯救民族危亡的血火厮搏中，在大浪淘沙的洪波巨浪里，闪现在共产党人身上的信仰之光，因其独特的阅历、禀赋、文化濡染而同中有异，呈现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斑斓色彩。
    北伐名将叶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第一任领导，曾任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和广州起义总指挥，1937年秋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叶挺不顾个人安危下山与国民党军队谈判，被扣身陷囹圄。蒋介石诱降和威逼两手交替使用，妄图迫使叶挺改弦更张。威武不能屈的叶挺铁骨铮铮，在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罢宴陈词，被囚第8天在狱室墙壁上书写《囚语》，手书致蒋介石快邮代电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从桂林押往重庆渣滓洞监狱白日举灯走下飞机以昭“天还未明”，在渣滓洞狱中壮怀激烈挥毫疾书著名的《囚歌》，为“不食蒋粟”在被囚处牧羊蓄畜躬耕陇亩，监禁5年出狱仅10小时就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书中撷取上述生动鲜活的细节，塑造了叶挺血肉丰满的形象，活灵活现展示其独具个性的坚定信仰。
    而同为北伐先驱的新四军秘书长和联络部部长朱克靖，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并在西风东渐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熏陶，1919年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奉命到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长官郝鹏举所部新编第六路军改编部队做统战工作，被首鼠两端的郝鹏举扣押递解蒋介石邀功请赏。朱克靖身陷缧绁，对内战中接连损兵折将的蒋介石是个意外惊喜。他决意通过重叙北伐旧谊和诱以禄位，规劝朱克靖改换门庭，以打压中共及其领导军队的士气。劝降说客接踵碰壁而归，蒋介石不惜御驾亲征，连续三次在总统府设宴，企图通过“礼贤下士”感化朱克靖幡然悔悟。爽快赴宴的朱克靖三入总统府，席间大快朵颐。当蒋介石屈尊相劝“老朱同志，到我这里来吧！国家正当用人之际，你帮帮我嘛，不会亏待你”时，朱克靖不温不火诘蒋，抗战胜利后不致力于和平建国，反而发动内战，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公然申明：“我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政治生命。我虽跨党从事革命，但我是为共产党打天下。现在我已成阶下囚，我宁愿牺牲我的肉体生命，而不能牺牲我的政治生命。”离开总统府的华堂盛宴，回到阴暗逼仄的囚室，朱克靖意识到自己与亲人的死别已然不可避免，在风雨晦暝的秋夜畅抒胸臆给妻子写下绝笔诗，学养深厚又坚贞不屈的儒将形象跃然纸上。
    一个横眉冷对、大义凛然，一个儒雅内敛、绵里藏针，在中国共产党的英雄史册上，叶挺的刚烈忠勇与朱克靖的风流倜傥，以鲜明的色差和强烈的对比度，彰显了坚定的革命信仰之于不同个性的革命家，所折射的信仰之光的瑰丽多彩和无穷魅力。
    二
    人生后花园，是一面管窥信仰与忠诚光可鉴人的镜子。
    1957年，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原“江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叶飞，赴上海途中遥望江阴顾山，不禁想起1939年9月在此牺牲的“江抗”副总指挥吴焜。在他动议下，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吴焜遗骸从江阴定山湾迁葬南京雨花台。从那时起，随着“江抗”辽远悠长集结号的召唤，许多“江抗”老战士百年后陆续会聚于此，在充满英风浩气的圣土找到了人生归宿。
    人生结穴处，归宿最见真情。
    “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洛阳城外黄土高原余脉邙山，因其适宜穴居和干燥契合古人身后“不朽”愿望，遂与天堂苏杭齐名，成了帝王将相争相落葬的风水宝地。洛阳盗墓者亘古不绝以致催生“洛阳铲”，其源盖因邙山达官贵人陵冢之盛。
    与旧时代官宦富豪对邙山趋之若鹜是为了在另一个世界续享荣华迥然不同，“江抗”老战士对雨花台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最集中的殉难地情有独钟，是因为在这里安歇自己的灵魂，既可与出生入死的战友朝夕厮守，又可寄托自己的理想追求，何尝不是人生最大荣耀！
    于是，历史仿佛在冥冥中作出了新的安排，当年率部进军苏南东路地区的“江抗”领导班子成员，除叶飞怀着未竟之志，于2000年4月18日把自己的指挥位置放在与台湾和金门隔海相望的厦门外，其余成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任职期，在雨花台组成新的战斗集体，准备完成生前未了事，同时开始新的进击。
    1963年4月7日，国家有关部门将牺牲于淮海战场的华野一纵团长、“江抗”战斗骨干蓝阿嫩的灵柩，从山东战地运抵南京中华门。当8名壮工将蓝阿嫩残旧的黑色棺木从火车抬下时，车站出现了众多身经百战的“江抗”将领用颤巍巍的手扶棺前行的壮观一幕。“江抗”将领商定，以华野一纵名义为蓝阿嫩在雨花台立碑，作为对闽东籍“畲族之鹰”蓝阿嫩的最高褒奖。
    法国思想家和作家伏尔泰的墓碑上写着：这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江抗”英雄朴实无华的墓冢，没有精心撰写和镌刻的墓志铭，但一个个巍然矗立、比邻而居的灵魂却共同宣示：生前为实现革命理想并肩战斗，身后为守望精神家园抵足而眠。令人欣慰的是，江南的杜鹃花年年映山红，兼有血谊和亲情的“江抗”儿女们，岁岁来雨花台看望和祭奠自己的亲人，在天上人间的凝目相视和心灵感应中，向父辈汇报自己的奋斗进取和所得所获。雨花台成了英烈与后代传递心灵密码的精神殿堂。
    墓园本是凝固的民族精神文化史。到雨花台看后花园风景，高远又不无缥缈的革命信仰，变得如此生动鲜活、伸手可触！
    三
    读书入仕，博取功名，这是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可移易的人生追求。烽火岁月，那些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呼啸猛进的新四军将士，以感天动地的举动，颠覆了这一恒久不变的信条，从而为人们如何通过职位观节操、看信仰，打开了新的视角。
    1940年1月14日，叶挺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羁押后，蒋介石起初对将叶挺收入自己彀中期望甚高，指令顾祝同、上官云相说服叶挺发表声明，把事变责任全部推到项英身上，只要说明项英不服从军令、政令，就可委叶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
    但蒋公未曾想到，其诱以官禄的强劲攻势，在叶挺高耸入云的信仰山岳前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历史的回音壁向世人传导的是叶挺震古烁今的铿锵誓言：“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来自延安的红军师长吴焜，任新四军老六团副团长，六团东进后任“江抗”副总指挥。从师长到副团长，吴焜官降三级，但忠心未泯。作战中，杀红了眼的吴焜经常疾呼：“天红了，地红了，眼睛红了，杀呀！”端着机枪、吹着冲锋号带领部队冲锋。
    叶飞曾提醒吴焜说，作为一个指挥员，不能只像一个英勇战士那样猛打猛冲。吴焜郑重回答说，这支部队是您在闽东游击战争中带出来的，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有丰富经验，但军事技术和战斗作风还不够。在实战中还是要各级指挥员以身作则，才能把部队的顽强战斗作风带出来，才能打不垮，拖不烂！江阴反顽，吴焜指挥部队正面佯攻，自己带少量战士从翼侧爬上山顶，一枪撂倒重机枪手，掉转枪口向敌猛扫，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不因利禄屈名节，不以官位论忠诚，这就是民族危亡之秋，鄙薄世俗功名的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贞。
    创作中，我久久为这样一个细节所感动：1998年末，吴焜遗骸从殉难地江阴顾山迁葬雨花台41年之际，“江抗”虎将廖政国夫人史凌见吴焜墓墓碑已破损，与周围新建陵墓反差明显，心里非常难过。她赴京请叶飞题写了“吴焜烈士之墓”的碑文，自己拿出一些钱，于2003年4月1日重新为吴焜墓立碑。
    对革命和人民忠贞不渝的战士，历史将永远把他记在心里。
    在“江抗”先驱浴血奋战的年代，职位甚至都很难给人带来任何现实利益。“一颗子弹”的携带者、“江抗”领导人刘飞，参加红军之初和其他胼首胝足的战士一样，并不愿意当干部。因为那远不如当一名挥舞大刀冲锋在前的士兵来得痛快和单纯。是党的培养教育，才使他们乐于为党和阶级承担起这份领导责任。他们以令人感佩的模范行动昭示后人，革命从来不是入股分红。为党工作不是谋取职位的筹码，而是党员应尽的义务。职务高低只是工作需要和分工不同，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绝不应因职位因素而受到丝毫亵渎和影响。
    四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写道：“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革命难免会有逆风千里的苦斗，因不受信任负重前行的苦难行军，成了砥砺革命信仰的特殊硎石。
    长江的女儿杨瑞年，是从镇江入伍的新四军女战士。她聪慧、美丽、正直且多才多艺，在扬州女师闹学潮就一马当先冲进省教育厅长办公室怒斥周佛海，在陕西汾河畔八路军学兵队联欢晚会上以一曲酣畅淋漓的卡尔斯登舞征服了全场观众，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为公认的优秀女演员，但她却因从八路军学兵队带来的“托派嫌疑”得不到信任，最终也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杨瑞年被俘后，利用参加演出之机，帮助多人逃出虎口，自己却在赤石暴动中未能逃脱而被押上刑场，身中六枪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第七枪头颅被打碎才倒下。
    杨瑞年是在不被自己挚爱的党信任中，以殉道的精神坚守自己信仰的。这个被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誉为“有百分之百条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慷慨赴死，以带血的忠诚谱写了悲壮凄美的信仰之歌。她在极为艰辛的命运中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坚贞，令山河动容！
    有评论家说，这部作品闪发着一种深沉的悲剧色彩。这也许是美好的东西之于革命往往难以避免的一种宿命。
    夏光，新“江抗”首任司令员，“芦荡火种”由蓄势待发转向燎原的关键人物，当年华野一纵首长须臾不离左右的高参，因大革命时期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致使其虽有将军之功，却无将军之誉。新中国成立后，夏光由海军军校校长之职转业地方工作。由抗战最艰苦岁月独撑一方危局创造历史，到告别军旅赋闲一隅，百岁夏光几十年不坠青云之志，潜心编史修志，为再现波澜壮阔的东路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竭尽绵薄之力，高风亮节为世人敬重。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革命与获取原本是一道不等式。“江抗”将士付出与回报的非均衡，喻示着始终与信仰相伴而行的危难和逆境，或许是淬炼信仰的真正熔炉和鉴别信仰的试金石。
    五
    透视“江抗”英雄钢浇铁铸般的革命信仰，神秘的红军元素总是如影随形，贯穿渗透在他们可歌可泣的奋进搏击中，成为芦荡火种孤悬敌后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雾霭笼罩、横无际涯的湖中芦荡，日伪据点像“梅花桩”般分布周遭。面对虎伺狼窥的险恶环境，年轻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克服缺医少药和敌人日夜追捕等难以想象的困难，使弥足珍贵的芦荡火种得以存留并再度燎原，确保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像钢钉一样牢牢楔在日伪顽盘踞的心腹地带，久经斗争考验的红军骨干，起到了砥柱中流的关键作用。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率领留下策应主力北上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残酷的战争环境铸造了“从坟墓中爬出来的铁人”，但红军游击队毕竟同党中央失联达三年之久，在封闭隔绝中思想观念难免滞后。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新四军之初，一些受命上山传达国共合作指示的领导干部，甚至被视为“叛徒”横遭枪杀。1938年4月，毛泽东安排并接见50名经长征考验和抗大培训的干部，由袁国平率领到新四军任职。历史再一次印证了拿破仑的名言：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可以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在来自陕北和闽东红军骨干带领下，那些由都市和水乡汇聚而来的普通士兵，同仇敌忾，攥指成拳，创造了绝境生存的芦荡斗争奇迹，新“江抗”再度崛起也势如破竹。当年参与创建新“江抗”的张英将军回首斗争历程，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大局面是要有主力才能支持的。”张英说的“主力”，就是指坚守芦荡具有铁一般意志的红军骨干。
    为什么红军多是信仰坚定的钢铁战士？固然是因为长期血火砥砺使然，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革命理论哺养下，自身具备的那种把党的意志化为政治和行动自觉的优良品格。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淬火期，也是毛泽东思想深入灌注和掌握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新四军老六团为中坚的“江抗”东进苏南之前，普遍进行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教育，部队官兵尤其是红军骨干，都较为深透地了解了创建敌后根据地，对于推动战略相持新阶段到来的重大意义。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任天石，还专门到阳澄湖后方医院给刘飞等伤病员送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使他们逐步把握游击战争的特点规律，进一步坚定了克敌制胜的信心。下山改编为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也是在毛泽东战略策略思想指引下，大步赶上了时代潮流。先进理论一经掌握枪杆子，以红军骨干为中坚的革命武装，便夯实了坚如磐石的信仰之基。
    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才，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志。解码“江抗”信仰中的红军元素，你会发现，那些长期匍匐社会底层形成鲜明的阶级意识、在三过草地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生死锻打中百炼成钢的红军骨干，欣逢革命理论春风化雨，在苦难中酿造的优良品格便升华凝结为宝贵的信仰之钙，一经植入，便永世难移。
    信仰需要灵魂，也需要筋骨。重读“江抗”历史可以窥知，有了真理之光“灵魂”烛照，为崇高理想竭诚奋斗的红军骨干的“筋骨”也会神奇生长，在增殖拓展中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
    六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芬脍炙人口的名句，揭示了爱情的弥足珍贵，也道出了爱情与自由有时亦是一对矛盾体的真谛。
    穿巡“江抗”前辈丰饶而壮美的精神世界，你会由衷慨叹，艰苦战争年代的革命与爱情，往往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样难以两全其美。这就提出了一个不无沉重的命题：在革命与爱情的天平上，孰轻孰重，是检验共产党人信仰与忠诚度的重要砝码。
    曾任“江抗”副总指挥和新“江抗”司令员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的何克希，其爱妻吴恩灼是中国银行巨子吴晋航的女儿。何克希在四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与吴晋航女儿吴恩灼相知相恋。后因何克希组织暴动失败避走上海，吴恩灼毅然追随何克希走上了叛逆之旅。吴晋航连续两年在英国名校为爱女缴纳出国深造的学费，吴恩灼都没有回头。后吴恩灼上级命她潜回四川从事秘密工作，并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她的丈夫何克希。履行特殊使命竟无法兼及珍贵爱情，这一两难选择对吴恩灼来说的确过于残酷。但她没有犹豫，毅然舍弃爱侣和家庭衔命西征，直到新中国成立浮出水面才发现，丈夫因与妻子失联多年已经另组家庭。此后吴恩灼因被打成右派和开除公职，一度跌入社会最底层，直到十年浩劫后方得平反，恢复了名誉和红军待遇。
    奉身革命之诚，骤失爱情之痛，当如山的使命把美好的爱情压得粉碎时，巨大的付出和悲怆的结局，阴差阳错集于一个柔弱女性一身，这一以革命名义酿造的悲剧，的确令人嗟叹不已。我在书中这样写道：“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不惜任何代价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是共产党人至高无上的信条和行为准则。爱情和婚姻，有时其实就是磨盘下的一粒米，砧板上的一块肉。”
    吴恩灼，这个曾经的资本家大小姐，先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后又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爱情为代价效命于党的共产党员，晚年如诉如泣写下一篇洋洋五千言的文章《回忆我的革命引路人何克希》，深情追述了自己多舛而无悔的一生。
    为了进步和爱情，可以放弃锦衣玉食的优渥生活；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又毅然牺牲自己美妙无比的爱情。从另一个营垒走来的吴恩灼的党性之纯、信仰之坚，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七
    有谁注意过文化之于信仰，对新四军发展的特殊作用吗？
    国军的番号，共军的人枪；正规军的头牌，游击队的架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支由国共两党在反复角力中缔造，但却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武装，其最鲜明的特质，是建立在高度文化自觉上的忠诚。
    一直以来，在林林总总的各类文艺作品中，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中的指挥员，多是李云龙式个性鲜明的形象，其中不乏智勇双全者，但总的来说，还是脱不出一介武夫和“大老粗”的窠臼。中国革命战争是农民的战争。在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中，少小失学的指挥员文化修养先天不足，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步入云水苍茫的历史腹地，触摸新四军尤其是“江抗”创造的恢弘又别有洞天的历史，人们蓦然发现，多年来已模式化的我军指挥员武有余、文不足的莽夫形象，被彻底颠覆了。
    “江抗”老战士施光华回忆，当年“江抗”官兵都是“双枪将”，手中有钢枪，口袋里有钢笔，与同样持有“双枪”（即钢枪和烟枪）的伪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组来自抗战时期的数据显示，由阳澄湖伤病员发展而来、有“江阴老虎”之称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单是一营就有30多名高中毕业生。该团二连104人，除两名红军干部，70名上海来的工人、职员和学生，无一人是文盲。
    转战苏南和苏中，五十二团做到一次战斗胜利一首歌，一位英模烈士一首歌，一次休息整训一首歌，一次政治教育活动一首歌，歌曲成为凝聚意志力量、推动立功创模的重要形式和载体。1943年至1945年，全团会唱76首歌曲，涌现出16位英雄人物，实现了战斗歌声与战斗英雄同步增长的良性互动。
    书中有一个细节：五十二团宿营宝应县王家墩时，闻名苏中的战斗英雄海有鱼见到文化干事黄苇，放下肩挑的水桶，红着脸低声说：“要是俺在战斗中光荣了，你能给俺写支歌吗？像唱《模范共产党员沈进洪》的歌那样。”黄苇一把抱住海有鱼说：“我写，一定写！”那一刻，两个人都流下了热泪。1945年4月，海有鱼在三垛河伏击战中一连捅死四个鬼子，拼尽全力用刺刀贯通鬼子小队长胸膛将其钉死在墙上，自己腹部也被鬼子刺中，至死不仆怒视着敌人。海有鱼壮烈殉国那天，黄苇挥泪挑灯夜战，将英雄用生命谱写的壮歌写了出来，至今在部队传唱不衰。
    这是先进文化催生战斗精神的经典一例。
    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样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部队，必然会充分发挥文化涵养信仰的特殊优势，持续为将士吹氧助燃，酣畅淋漓展现信仰的人文底蕴和志士的旷达情怀。
    书中描述了参加红军之初不识几个字的刘飞，在新四军这支有文化部队的熏陶下，其文化自觉向政治自觉跃升的清晰轨迹。曾与连队文书约定以杀敌个数换取识字字数的刘飞，戎马倥偬间时刻不忘学文化，甚至把受过良好教育作为找伴侣的先决条件。当这位从大山中走来的指挥员登堂入室攀上文明之巅后，终于在硝烟弥漫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向新华社记者提出了撰写伤病员芦荡斗争事迹的设想，留下“一颗子弹”引发“一部红色经典”的佳话。经崔左夫、陈荣兰等军内外文艺工作者接续奋斗，《芦荡火种》《沙家浜》几经折冲樽俎，由回忆录、纪实文学化茧成蝶登上戏剧舞台，成为“铜琶铁板唱大风”的生动信仰教科书。
    高建国 男，1954年10月生，山东青岛人。军事学博士，博士学位论文《21世纪中国军事人才发展战略构想》，于200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上世纪80年代出版《当代中国军人婚姻透视》《地球第一雕塑》《东方写真录》等4部作品集。1988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中篇报告文学《本世纪无大战》，获全国百家期刊“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和济南军区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同年发表的中篇报告文学《绿色罗曼》获首届《三月风》文学奖金奖。2014年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的散文《焦裕禄的家风》，2015年获“中国梦·强军梦·我的梦”全军征文奖、第三届长征文艺奖。2015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冰湖上的小木屋》获人民日报社和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故事”征文优秀奖；散文《历史深处或蒹葭苍苍》获“沙家浜精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全国征文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