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上，由中国西部掀起的文化潮及其文学潮有两次。一次是在20世纪初，随着一批又一批域外探险家在西部的活动，他们的游记、科考报告公之于世，成为世界以稀奇的眼光猎赏中国西部的开始。那些游记与散落在科考报告中的诗意片段，也就成了外国人写出来的“西部文学”。其中，以楼兰古城的发现者斯文·赫定、《在漫长的中国古道上》的作者兰登·华尔纳、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等人的文字最生动翔实，最具美学魅力。加之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引起国人对“中国学术之伤心事”与“敦煌文学”的关注，一时间，域外探奇文本与本土口传文学、变文一起成为“西部描述”的显学。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热力催动下，源于“再造民族精神”的内心吁求与重构文学雄迈品格的地域感召，一批西部作家、诗人在朦胧诗派、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潮汐车道中掉转马头、独辟蹊径，于生长于斯的广袤西部大地竖起旗帜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以地域命名的诗歌流派。其中，以昌耀、李老乡、周涛、杨牧、章德溢、林染等人为代表的“新边塞诗派”生命力最强劲、影响最深远。“新边塞诗派”承接历史的边塞美学，强力参与了新时期文学对民族传奇、英雄风格的塑造，被誉为是“惟一的西部诗或最西部的诗”。
    中国西部的“新边塞诗派”，与美国西部诗歌中的“西北派诗人”（Northwest School）有些相像，两者都以强劲地表现西部自然为己任，所不同的是，美国的“西北派诗人”自形成以来，活动了半个多世纪，持续至今，其主办的《西北诗歌》，其代表人物西奥多·罗赛克、卡罗琳·凯泽、理查德·雨果、加里·斯奈德等人，早已具有世界性影响。另外，在美国西部，每年一度的“全美牛仔诗歌大会”（The National Cowboy Gathering）场面热烈。
    早在1993年，李震在《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一书中，以较为详细的资料披露了当年中国西部诗潮的盛况，包括西部诗潮的几大谱系、诗人阵容以及应运而生的刊物和评论的声音、文艺研讨会等，也分析了西部诗潮自1987年以后迅速滑向低谷的原因。其中外部的原因，有国家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的转移、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等；内部的原因，有各种文学新潮的蜂起对西部文学的冲击（以反理性、反文化的“实验诗潮”为甚），有西部诗自身的致命局限，如“诗歌本体观中文化意识的喧宾夺主、主体意识钝化人的放逐、创作与审美中的模式化”。可以说，自此以后，西部诗再也没能在时代大潮中掀起波澜，再也没能以整体流派的形式进入时代文学的话语中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部诗在创作上的衰弱，或者西部诗人的无所作为。情况或许正与此相反。大潮之后，金粒在戈壁上发光。大潮之后，诗人们开始“换季”。诗人昌耀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的诗，如《紫金冠》《呼喊的河流》《堂·吉诃德军团还在行进》《一十一朵红玫瑰》等，依然有着一贯的水准。昌耀被广大普通读者所熟知，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读昌耀晚期诗作，因为诗歌中出现大量的长句、散句，让读者在感到佶屈聱牙的同时，也领略到诗人如虹的气息。李老乡则是十年如一日隐居闹市、在诗盘上推推敲敲的诗人，他最重要的两部诗集《野诗》和获得鲁奖的《野诗全集》，分别出版于1997年、2003年，诗集《被鹰追踪的人》出版于2013年，里面不断有佳作收录，烟熏火燎，酒味浸润，越写越有起色。昌耀和李老乡这两位诗人可以说是最能代表西部品格的两块“老石头”。除此，还有周涛的硬气写作，沈苇的“根与翅混合”。就甘肃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是甘肃诗歌的黄金年代。年龄稍长的阳飏、人邻，“60后”的娜夜、牛庆国、高凯、第广龙、阿信等；“70后”的马萧萧、郭晓琦、扎西才让、李满强等，以及“80后”的李王强、王小忠、苏明、段若兮、赵文敏等，“90后”的庄苓、李川、冯树贤、西克、诺杨、鬼鱼、拾谷雨等。甘肃写诗的人数之众多，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众多，至少在西部省份是独占鳌头的，甘肃因此被外界称为“诗歌大省”、“中国诗歌的重镇”。
    在目前社会环境中，甘肃诗歌也沾染了不少浮躁的风气，存在着一些同质化写作、惯性写作、假声写作现象，然而相对来看，甘肃诗歌的沉静和隐忍，那种不赶时髦的品性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在“50后”、“60后”诗人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这批诗人的笃定、淡泊和自守，那种修为，那种人诗的合一很值得后进者学习。甘肃诗人很少参与五花八门的诗歌流派，他们只参与文本的创造，并且以文本创造的实绩默然贡献于祖国的西部。
    近代中国西部文学的初现，得益于对西部的“地理大发现”，而中国西部的“地理大发现”，是亚洲腹地“地理大发现”的一部分。那些探险家们来中国之前，已经把中亚、西亚和印度的自然人文古迹几乎摸索一遍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西部并非“偶然的独现”，中国的西部文学，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西部之西，还有西部。越过喜马拉雅、新疆，我们看到亚洲和世界的西部，版图是何其之大。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发源于那里。古印度文明、古波斯文明、犹太文明仍在那里向全世界熠熠生辉。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不能封闭孤立地看待中国的西部，不能只在边疆以内看待中国的西部，更不能只在中国文学语境里看待中国的西部文学、西部诗歌。西部联结的东西实在是非常深广的。它可以比对的东西也是极其高深的。西部是开放的西部，西部不仅向东南沿海开放，也向更西的地方开放。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之于西部文学的眼界，也必须是全球化的。惟此，作为地域的文学，才可能在本土化、根性的坚守中，有更大的思维伸展，有更大的艺术吸收。
    “一带一路”的提出，就不仅仅是在国家层面，不仅仅是在国家的一个地域层面，而是在世界层面、超地域层面的一个战略构想。在这种背景下，西部就不仅仅是“西部大开发”的西部了，西部诗歌的内质和精神风貌，也就不能仅仅用“开发”、“开拓”这些字眼去概括。
    如今的西部，自然不能再称为是“冒险家的乐园”，因为这里似乎已无险可冒、无奇可探。现代交通、通讯和传媒的发达，可以揭开任何一个地方的神秘面纱。有人说，喜马拉雅山的每一块石头，都被探访者的屁股坐过了。人们的四处活动，四处开发，不仅破坏了西部的自然生态，也破坏了西部文学的诗意伦理。正如诗人李老乡在其近作《猴叹》中所言：“推土机和压路机 暗随/猴子踩出的蹊径/把一条明晃晃的公路/拉进了深山老林//树木 顺山倒下/公路盘山而上/猴子摘星的奇峰绝顶/已被辟为旅游景区//天下啊 天下的大道/越修越多/留给猴子的小路/越来越少”。这首诗无疑给人以强烈的现实感，是生态问题的诗意写照。
    诗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独立的表达方式，有自己的敏锐度。作家也一样。贾平凹就在一次演讲中说到其小说面对乡村开发、乡土变迁时，写作者那种两难的心境，觉得说好也不对，说不好也不对。
    美国“西北派诗人”加里·斯奈德在《论身为诗人》中说，真正不会枯竭的资源是人的内心。他同时在《深化与文本》一文中写到：“作为诗人，我坚守的是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价值观。它们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土壤的肥沃、动物的神奇、静默的神力幻觉、令人恐怖的启蒙和再生、对舞蹈的热爱和狂喜，以及部落的日常活动。”
    正是这种“古老的价值观”是值得当代西部诗人、西部作家去持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