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搏击暗夜——鲁迅传》是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竭尽心力之作，也是一部以资料考证见长的史传。作者以时间为经，重要的人生场景、事件为纬，通过对鲁迅先生行迹的考辨、交往的记录，以及时代风气、文学和文化思潮的综述，深入而立体地活化出鲁迅的“本相”“本色”，尤其凸显了真的勇士——鲁迅先生一生与社会的黑暗面和人类灵魂的黑暗面坚韧搏击、从不妥协的精神。
    何时正式提出为鲁迅立传的问题？我以为是1936年5月5日。根据是当天未名社李霁野先生致函鲁迅，建议鲁迅写一部自传或协助许广平写一部《鲁迅传》。鲁迅5月8日复信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4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字里行间流露的是鲁迅的谦逊。因为此时的鲁迅誉满文坛，业绩超凡，决不会淹没在4亿中国人当中。许广平倒是很重视李霁野的意见，所以从当天起就开始把鲁迅的“小小的想头和言语”记录下来，但只坚持了3天，因鲁迅重病，只好搁置。直到鲁迅去世之后，才将这3天的笔录整理出来，以《片段的记录》为题，发表于1936年11月5日出版的《中流》第一卷第五期。后来，许广平并没有写成《鲁迅传》，只是给我们留下了3部有关回忆录《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以及其他一些零星文字。许广平国文系毕业，既是作家又是鲁迅夫人，在一般人眼中是撰写《鲁迅传》的最佳人选。但其实未必。记者跟采访对象初次见面，也许就能写出一篇出色的印象记，而十年“相濡以沫”的爱人也许彼此了解太多、了解太深，下笔时反倒颇多踌躇。即使对于许广平的回忆录，也有一些研究者质疑正误。
    据许广平说，国人写的第一部《鲁迅传》，是1947年出版的王士菁著《鲁迅传》。这本传记1959年修订再版，1981年重印。蒙王先生函告，仅1981年版就发行了两万册，可见印数相当可观。许广平认为这本传记比较客观，能把中国近现代的重要事件跟鲁迅生平有机联系在一起，只是引征鲁迅原著过多。然而，香港曹聚仁先生却认为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所以他奋笔写了一部《鲁迅评传》，自认为主要特色是反对神化鲁迅，把鲁迅还原为一个“人之子”。那么，作为“人”的鲁迅又具有什么特点呢？经曹聚仁概括，鲁迅原来是一个“同路人”，虚无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
    曹聚仁在贬低王士菁的同时，又认为《鲁迅事迹考》的作者林辰是撰写《鲁迅传》的最佳人选，孙伏园先生持同样看法，认为未来《鲁迅传》的作者应该是林辰先生。林辰先生是我的恩师，他学识渊深，博闻强记，治学细密谨严，尤长于考证。他的《鲁迅事迹考》就是构建鲁迅传记的优质建材。林辰先生也的确着手撰写《鲁迅传》，但只写了八章，从鲁迅出生至离开广州赴上海为止。而这八章又仅在成都出版的《民讯》月刊发表过两章半，因此影响甚微。直至林先生去世之后，八章中留存的七章未完稿才被收入《林辰文集》(四卷本)第一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林先生写作《鲁迅传》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流离，心境芜杂，资料匮乏，就连《鲁迅日记》这样的必读书都搜寻不得。他只好从鲁迅著作中钩稽史料，搜集排比，但得出的考证结果几乎无懈可击。新中国成立之后，林辰先生倾全力从事《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无暇旁骛，加上政治风云多变幻，撰写《鲁迅传》更成为了一项风险工程。所以林辰先生壮志未酬，只留下了半部《鲁迅传》，让读者景仰而又抱憾。
    人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鲁迅研究室的一位顾问，他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唐弢。
    在《重展遗简忆恩师》一文中，我曾这样描写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唐先生身材不高，体型微胖，有着作为智者的外貌特征——巴尔扎克式的硕大头颅，苏格拉底式的闪光前额。我常常呆想，在他的大脑里，究竟贮藏着多少智慧的燃料？他的智商究竟会超出常人多少倍？”人们期待唐弢写出一部高水平的《鲁迅传》，因为他是一位通才：既对中国文学有精湛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外国文学知识；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更为难得的还有两点：一、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亲炙过鲁迅教导的同时代人之一；二、他是收藏中国现代文学书刊最丰的藏书家。可以说，凡撰写鲁迅传记的必备条件唐先生全都具备。唐弢也确有撰写大型《鲁迅传》的志愿。他向中国社科院申报了这一项目，得到了支持，一度还为他配备了助手。结果他的《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仅写到了第二编第十一章，即从鲁迅出生写到杭州执教时期，就赍志而殁。
    我自己撰写《鲁迅传》的最初实践是1981年应《中国青年报》之约，为该报赶写一组连载的文章，以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民族魂——鲁迅传》。这个任务接受得突然，写作时间是当年七、八两个月的工作之余，时间仓促带来的种种不足在所难免。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30年来一版再版，连书名都被不同出版社改动了四次。这就是普及性读物的效应。当然，普及绝不等于肤浅，凡是从事过普及工作的专家学者都会有这方面的深刻体会。鲁迅呼吁专家学者“放低手眼”，多写些通俗性文章，实际上是提出了一项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
    2012年3月16日，我在《文艺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中国作协启动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的工程，于是毛遂自荐报了一本《鲁迅传》，目的是给自己留下一部能够较长远留存的著作，以弥补30年前撰写《民族魂》留下的种种遗憾。两个月后，我交出了一份创作提纲，获得通过，于是这项创作活动就摆上了我退休之后的工作日程。这部25万字的《鲁迅传》断断续续写了3年，直到2015年金秋才完成初稿。
    那么，我究竟想把这部鲁迅传记写成什么样子呢？简而言之，我只是想把它定位为一部能够取信于读者而又能让他们看得明白的普及性读物。因此，我最高的学术追求就是“真实”二字，即展现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文坛曾经存活过的文豪鲁迅。书中对他的一言一行的描写尽管难免有取舍失当之处，但都是言之有据，无一语自造，即使史料不足，也不用想象和虚构来填充。我以为，所谓“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其实只能是相对的。史传应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因此必须把“传信”作为最根本的原则，既不徇情回护，也不恶意构陷。为了增强传记的可读性，我尽可能丰富了一些历史细节，在语言上作了一些修饰，在叙述方式上也考虑到能让读者想要读下去。我承认自己缺知少识，对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传记理论尤为隔膜。据说现代派传记可以借鉴现代派手法，打破生平叙述的连贯性，对传主的一生进行变形处理，也容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想象和虚构，后现代派传记中虚构的成分更加夸张。我尊重其他传记作家进行的实验性写作，但我坚持采用中规中矩的老套路。
    据传记学理论，传记作者应该具备德、才、学、识四个条件，这是不错的。但鲁迅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我的结论是：传记作者各有优长，不同的《鲁迅传》可以互补。至于哪一本最具影响力，最权威的评论者是读者和时间。1930年11月25日，鲁迅为改订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写了一篇《题记》，结末一句是：“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这句话正切合笔者此时此刻的心境和想法，故照抄作为这篇后记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