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要有可以传世之心呢？这是因为一切优秀的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在本质上都是写心、写情、写思想、写精神的。唯其如此，它才会有活力、有魅力、有定力、有沁力，也才能吸引人、感动人、教化人、激励人，并因此而使文艺作品自身得以形成文本、提升品位、产生价值、增殖效益。人们在接受或欣赏优秀文艺作品的时候，为什么每每总会深受感动和深得激励呢？就是因为其中涵孕着、跳动着一颗真诚而纯正的心。这心，作者是无法直接表达的，读者也是不能直接看到的，但却能从情节、场景、形象和字里行间强烈地体悟到，感知到。因为这心是被艺术化地融解和濡渗于作品的情节、场景、形象与氛围之中的，是跳动和搏跃于情节的跌宕和人物的言动之中的，且无处不彰显着创作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在作者对场景的描画和对气氛的氤氲中，更无时无刻不袒露着创作者的情感流程与心路轨迹。这是任何作者都无法掩饰和逃逸的，除非他是在胡编滥造或虚与周旋，既欺骗自己，也欺骗读者。
    对于任何真诚而质实的文艺创作而言，其创作者必定都会捧出一颗真诚的心和袒开一腔浓炽的情来架构每一篇作品、来塑造每一个人物、来描画每一个场景、来布饬每一个情境，并因此而每每耽溺于其中、陶醉于其中、融化于其中，乃至完全与作品中的情境和人物一元化了、一体化了，全然无法分清主体与客体、艺术与人生的界限和区别。汤显祖写《牡丹亭》时，常常独自流泪，为戏中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而不胜悲戚。郭沫若在创作《蔡文姬》时，也是常常泪流满面，并不止一次地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他像柳青之于改霞、生宝和梁三老汉，赵树理之于小芹和小二黑，周立波之于亭面糊、邓秀梅、刘雨生，路遥之于孙少平和孙少安，陈忠实之于白鹿原上的众乡亲，那就更早已是心融意契、情深似海了。他们不是一般化地编织故事、展绽情节，而是在“走心”，在驭情，在抒意。所以，每写一个字、一段话，就都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从情海中溢出来的，全然是字字句句从心起，点点滴滴尽是情。
    实际上，文学杰作和艺术佳构从来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当人们都在争相交口称赞《创业史》的深邃与厚重时，殊不知柳青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营构却是呕心沥血、用情至笃的。他说，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他每天最快只能写出500字。而这个写作速度，显然是今天许多热线作家，尤其是写作快手们所不能理解的。因为要按这个速度，我们现在每年出版3000余部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就实在是有些太玄乎、太“神道”了。事实上，在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的17年中，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总量仅有200余部，且似乎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那么艰难，以至于许多作品都是其作者掏心掏肺、至情至真地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硬“磨”出来的，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像《红岩》《红日》《红旗谱》，像《山乡巨变》《保卫延安》《苦菜花》《三家巷》《三里湾》《阳光灿烂照天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它们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经典与永恒，并一版再版，迄今每部小说的发行量都在数百万乃至千万册以上，且各自都拥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也都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社会热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的。
    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笃定恒心、倾注心血，自当是“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的题中之意。因为文艺作品中的传世之心，主要是通过创作主体对生活、对时代、对人民、对社会、对祖国的真诚与忠诚来实现的。没有这个前提，只用浮躁的心理和敷衍的态度来虚浮生活与矫饰创作，那就难以对事态人心有深切的认知和深邃的发掘与表达，当然就更不可能掐准时代的脉动、滤出生活的本质、切中人心的向度，而是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层，游离于生活的表面，仅仅捞取和表现一些生活的“渣滓”与人性的“腻沫”，而其在本质上却远离生活、时代、历史和人的内蕴与内质。所以，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要秉有传世之心，就必先要在创作实践中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用自己的坚毅和真诚博取生活和时代的内蕴与内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有一个清明的心境、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即文艺乃为精神产品，而凡精神产品者，则务求具有新、精、美、粹、真的禀性与品格。因为文艺的功能永远都是劝善、养心、怡情、娱美、懿德、布道、励志、弘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艺便必须能够吸引人并对人有教益，使人有美感，让人能够从中获得欣悦、激励与力量。因此，文艺家就必须拆除“心”的围墙，而要拆除“心”的围墙，文艺家对人民大众和社会生活就不仅要“身入”，而且更要“心入”“情入”，着力于从人民群众的改革实践中发掘、发现和撷取一切具有“传世之心”的内曜与美质，并对之加以艺术化的提纯。
    早在魏晋时期，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何以如此呢？唯赖其所融贯于作品之中的不仅是翰墨和辞令，而且更是心志与情愫。因为只有用“传世之心”，才能创作出经世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