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常常品味三个汉字,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夸张地说,人之生死贫富、事业之成败得失,乃至国家之兴衰存亡,都可以从中找寻缘由。
    三个汉字之一:容。
    容字,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典范。“说文”首先把容字解释为“盛也”,从宀从谷。“屋与谷,皆所以盛受也”,由此又有“受也,包函也”的意思。所以,“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又如像“容易”这样的词组,容字与易字相联系,其中也包含“有容即有易,不容即不易”的逻辑关系。正因此,《中庸》有言道:“从容中道,圣人也。”
    就为人、为事、为政而言,这个容字实在是太重要了。任何情况下,如果缺乏一种容的心胸,容不得差异,容不得异己和异见,一定是心虚理亏、体弱力薄的反映。当我们不能以一种容的心胸去看待世界的时候,也就与“盛”“大”“易”等态势不能相容了。反之,有容即天地宽,一容即大事了。我们常说,“和为贵”“和而不同”。要知道,这“和”的基础一定是“容”,有容才有和,非容也就不能和了。
    三个汉字之二:度。
    与容字比起来,度字既体现博大的视野,又凸显“放得出、守得住”的节制感。所谓张弛有度,正表达了这样一种深刻内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度的本质要义是表示既定对象的“质和量的统一”,是既定对象保持其质和量的界限、幅度。
    度字的本来含义是“丈尺也”。这种尺度既可引申为规矩、规范,又可视为法度,所谓“节以制度”“制度在礼”。现在我们通常所提及的法度、制度等,都源于这个度字。
    荀子有“度量分界”的命题。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可见,在人的社会行为中,这个度量分界是极其重要的原则。
    把握一个度,是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为人、为事、为政的基本原则和要领。但现在有的为官者不知有其度,忘乎所以,欲壑难填,完全忽视了度量分界,其结果便可想而知。还有另外一种不注意度量分界的情况。譬如说,在执行党纪党规中,一些党组织往往用“超要求办、加力度干、做给你看”的态度,把度的问题抛到脑后。典型的表现就是:你说不能滥发津贴和物品,他就把职工应有的福利也砍了;你说不能公款吃喝,他就连开研讨会符合规定的茶也不放了。诸如此类,实为度量分界不清所致。
    三个汉字之三:类。
    世界是复杂的,千差万别。类之精要之处在于,它能够把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事物理顺,以便于人们准确地把握不同事物的不同本质。所谓相同的事情相同对待,不同的事情不同处理,如此等等。类的思维是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仔细想来,我们现在一些事情之所以做得不够顺畅,大多与缺乏基本的类思维有关。社会恰似一个舞台,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舞台角色,才构成缤纷多姿的剧情。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表演,唱念做打浑然一体。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种角色上的差异,那舞台也就不成其为舞台,戏也就不成其为戏。
    类思维本身是一种智慧、一种复杂性思维。反之,那种把事情简单化、“一统化”以及整齐划一等,都是缺乏类思维的表现。在政治管理中,这种缺乏类思维的情况也不鲜见。就拿干部制度来说,同一级别的干部固然有其共性。但即便同一级别的干部,他们在党组织、政府组织、教学科研机构、企业等不同组织体系中,也是不完全一样的角色。恰恰对于这种不同角色的干部,我们还没有那种足够科学的分类管理。再如,我们希望用一种道德准则规范所有人的举止言行,对党政干部、对专业人员、对平民百姓甚至对小学生。这种用统一的管理标准和要求来对不同组织、不同对象进行管理的情况,似乎比较普遍。
    综上所言,容、度、类这三个汉字,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理念、智慧和启迪,可以使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风云和人间世态面前处事不惊、应对自如。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如果具有了容的心胸、度的把控和类的思维,那么也就具有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基础。
    (作者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