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世纪90年代没读过《平凡的世界》，却读过他那篇绝笔文字——《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但这篇随笔究竟是在哪里读到的，又是何时读到的，现在已忘得精光。如今，我已找到了答案。让我恢复记忆的是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他在梳理路遥1992年5月的活动情况时指出：“《早晨从中午开始》开始在《女友》第5期连载，至第10期结束。”
    当年我在一所地方院校教书，那里的图书馆或中文系资料室就订有《女友》杂志，学生们也喜欢读，我肯定是在那上面读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记得一边读一边还暗自嘀咕：这篇很严肃的文章怎么发表在这种通俗类的读物上？路遥是要提升这本杂志的文化品位吗？
    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我觉得作家年谱要想写得好，作者的工作不外乎涉及这么几个方面：一、作家的作品读得熟；二、作家的生平创作资料搜集得全；三、善于鉴别、取舍材料；四、要视野开阔，能从大处着眼；五、还要善于微小叙事，让细节说话。这几方面的功课做好了，写出的年谱就既可信，又能有血有肉。《路遥年谱》就是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的。从1949年（路遥出生）至1992年（路遥去世），作者逐年记录的是两大块内容：其一是文坛大事记，其二自然是路遥的生活、创作情况。
    我在《路遥年谱》中有关《人生》的记录面前盘桓良久，也对作者引用的相关通信产生了更浓的兴趣。一个问题却挥之不去：作家与编辑应该形成何种关系？好的编辑究竟会对作家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本书恰恰在这些方面给我提供了思考的机会。
    从《人生》谈起。据《路遥年谱》记载，1981年5月，路遥赴京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颁奖大会。而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既当过评委，也对路遥的获奖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印象深刻。于是有了王维玲与路遥的长谈，也有了他与路遥的约定。其时，路遥正准备写一部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中篇小说，王维玲便希望他写成后能在中青社出版。
    路遥写完初稿后便致信王维玲：“这个中篇是您在北京给我谈后，促我写的，初稿已完，约十三万多字，主题、人物都很复杂，我搞得很苦，很吃力，大概还得一个多月才能脱稿，我想写完后，直接寄给您给我看看，这并不是要您给我发表，只是想让您给我启示和判断。”而当王维玲终于读到路遥的稿子并与编辑室的另两位编辑交换过意见后，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其“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另一方面又给路遥提出了五点修改建议，涉及小说结尾、巧珍、马栓、加林和德顺爷爷。于是又有了路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客房部修改小说的过程。改稿既成，王维玲很是满意，但为扩大影响，他又主动联系《收获》杂志，让其首发，同时又与路遥商量小说的题目。《人生》原名《生活的乐章》，王维玲觉得不理想，后路遥模仿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改作《你得到了什么？》，王依然觉得不妥。这时候，王维玲“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名好，于是便初步定下来，我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路遥则答复说：“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正是在王维玲对路遥的催促、鼓励和建议之中，一部时代杰作才横空出世了。
    编辑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生产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以上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王维玲既当着伯乐，也是小说的助产婆和把关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参与到了小说的创作之中。而路遥作为一个出道不久的年轻作家，对于这位资深编辑也是毕恭毕敬，虚心接受其意见和建议。他们因其合作，也共同书写了一段文坛佳话。现在想想，假如没有王维玲，《人生》是不是会在那个时间点上完成，完成之后是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种样子，似乎还很难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刚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我相信，以后研究路遥的人，手头肯定是要备一本《路遥年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