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1994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12岁那年正好是1994年。”采访《八月》导演张大磊时，他这样回答我。
    “我12岁那年，正好也是1994年。”我忍不住插话。
    12岁那年的八月，是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暑假，是学生生涯中最无忧无虑的一个夏天，也是一个孩子告别童年、跨入青春期前的最后一段懵懂时光。也正因为如此，12岁那年的八月，才显得如此珍贵。但若努力回忆其中的故事和细节，恐怕又已经恍如隔世，怎么也记不清了。
    很多青年导演拍第一部电影都是拍高中或大学生活，青春期的躁动、苦闷、孤独、荒唐、成长，往往是一个人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一辈子或许都难以磨灭。但看完《八月》，我忽然就理解了张大磊为什么把晓雷的高中故事暂且搁下，一定要先拍12岁的故事，哪怕是自己掏钱也要赶紧拍出来。
    现实的原因很简单，1994年已经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就算当年的服装、家具、生活用品可以在二手市场淘到，但上世纪90年代的街道、建筑、旷野，还能在城市中保留多久呢？在呼和浩特仅存的一些老旧小区里，张大磊用镜头记录下了最后的童年印迹。不难想象，几年之后，这些地方可能就会被万达广场、文创基地等千篇一律的建设所取代，父亲带着晓雷捉蛐蛐的大片草地也可能会被改造成整洁现代的郊野公园或城市绿地。就像是我的家乡，城市建设的速度已经让一年回一次家的我无所适从，得靠着导航才敢出门。
    情感上的因素更为迫切。导演自述中这样写道，2008年的八月，他回到了姥姥家，“吃过午饭，我坐在那个躺椅上，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好多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它不像是当下那么嘈杂的声音，它很细微，但是它让周遭的环境显得很静，时间变得特别慢。我可以毫无目的地放松下来，去感受时间的变化。那一刻我才觉得这种感觉是久违了的，好像我们平常已经忽略了太多这样生活的本质，已经忽略了从早到晚光线的变化。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那是曾经经历过，但是又很久没有体会过的，让我想到了很多过去的事儿，想到了很多拥有共同感觉的那些时刻。它恰恰就是在1994年左右，是我的童年或者少年时期。”
    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偶尔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某一刻的放空中，儿时的生活画面时隐时现。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让我们无暇顾及这些稍纵即逝的记忆，就算有一点空闲，也全都被低头刷手机填满了。有人说《八月》富有诗意，其实它就是上世纪90年代生活的真实状态，只不过和现在人们整日被学区房的新闻搅扰得焦躁不堪相比，那时的日常生活也就显出了诗意。
    其实上世纪90年代初并没有《八月》镜头下那般恬静与美好。改革大潮冲击着社会各个阶层，有人下岗，有人下海，也有人出国淘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利益之下开始逐渐变味儿。就像电影里呈现的一样，一心搞艺术的父亲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了场工；制片厂大院里的电影院再也不能靠“刷脸”入场了；达不到重点高中的分数线，只能靠爸妈几个月的工资去换；买断工龄的舅舅守着一屋子毛线却不好意思去叫卖……透过小主人公晓雷的视线，成人世界的风云变幻被或多或少地记录下来。导演对此没有批判或解释，而仅仅是记录，但父辈所承受的挣扎与忍耐却让今天的我们感同身受。现在想来，儿时的我们是被父母很好地保护着，即使外面风云飘摇，我们仍可以像晓雷一样保留着一份天真。
    《八月》这样的电影注定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解，尤其对于80后一代来说，它或许能让我们对父辈多一些理解，对自己的成长多一份审视。其实电影本身非常平淡，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更没有什么煽情或戏剧性的桥段，以至于看电影的时候我总在游离着，儿时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随着影片里的故事一点一滴地浮出水面。难怪有很多观众都说，看完电影，他们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打个电话，不是告诉他们“我爱你”，就是想聊聊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