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 文学评论家 小昌 / 作家
    何平：从发表量来看，你其实已经是一个“成名”的作家了，但我注意到你的小说集中发表应该是这两三年的事。我疑惑的是，究竟这两三年是你创作的一个爆发期，还是你有一个更漫长的写作时间，只是一直没有获得发表的机会？这个问题，也可以换句话说，就是谈谈你个人的写作史。
    小昌：何老师，这话听上去像是对我的揶揄。写过这么多小说，还没有让很多人知道，除了这些人不识货之外，那就只能是我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而且我越来越认同后者对自己的判断，这样的判断让我心安理得。有一种随时能死了心并破罐破摔的自由。不过这并没什么不好，我还挺希望成为一个没人知道的“绝顶高手”，身处无人问津的深巷，一旦出手，武林就一片血雨腥风。看来我仍停留在对自己美好的想象中，我还挺会和自己玩的。
    关于写小说，我是个迟到者。我是28岁才写出第一篇小说来的，听说在这个年纪加缪先生已经写出《局外人》了。这样的比较除了会让我一再沮丧，再没什么具体的意义了。我入手晚，是因为前半辈子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写小说。这么说，有点夸奖自己天赋异禀，本身就是这块料，迟早会走上这条路似的。事实上刚好相反，我在写作这件事上真是笨得可以，从小学到高中，写作文这件事对我来说犹如酷刑，大学无须提起，因为到了大学再也没有作文课折磨我了，我曾因再也不用写作文而兴奋过。这也是我填报大学志愿时，首选机械类、电子类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之一，我要远离和文字有关的一切东西。我对文人骚客的讨厌深入骨髓，半辈子一晃眼过去了，我还是没能逃脱成了自己小时候最讨厌的那种人的厄运。有时候，我还恬不知耻地说上一句“文学是我的信仰”之类的话，我已经浸润其中并悠然自得了。很多事情真是黄粱一梦，说也说不清楚，只能随他去吧。大学毕业后，我为了想多挣点钱，从机械类专业跳跃到经管类专业，你知道的，事实总是事与愿违，那些坚持一条道走到黑的本科同学后来纷纷发达，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这大概也是我会走上写小说这条不归路的重要缘由，意思是我不跟你们玩物质文明了，你们太不高级了，我去玩精神文明了。我研究生学的是管理，后来就落到总是被管理的田地，只能在背地里牢骚满腹，说别人不会管理，不懂就瞎指挥。世界本来就是瞎指挥的。后来的后来，可能是因为突发奇想，或者说看了什么刺激的小说，就决定写小说试试，时间大概是2010年年底，然后小说就在2011年5月份发表出来，从此像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其实每一次发表都异常艰难。记得当时还挺激动的，接下来就越写越多，开始特别功利地读书了，感觉写作还真是挺有意思。真正特别的自觉地写作，也就这三四年。最初对发表的欲望特别强烈，好像曾在一些编辑那里还留下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恶名，不过这两年好多了，对这件事也渐渐淡了。我这个人受了挫折，就特别容易退缩，破罐破摔。这并不代表我就此死心，至今仍有想写出好东西来的强烈动机，最近好像更强烈了。
    何平：突发奇想写小说，竟然也让你做成了。还有个现象，我发现几乎所有发现新人的文学栏目——像《西湖·新锐视线》《十月·新干线》《青年作家·小辑》《青年文学·一推一》等，都推介过你，你觉得这些栏目对你的写作意义在哪里？或者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是如何理解这些栏目的？
    小昌：说起来挺惭愧的。我已经新人很多年了。不过这没什么不好。我挺喜欢永远以一个新人的模样示人的，至少看上去大家对我一直还有期待，没成为一个老混子。我挺害怕成为一个老混混的，尤其是去年一口气发了十几篇小说，有点恶心到自己了。因此以后少写点，写得好点。其实特感谢这些杂志的，还有编辑老师们，给我做了这么多新人专辑，让我写了特别多的创作谈。有人说我已经是个创作谈作家了，想想挺好玩的。
    何平：还好，你的创作谈一篇我也没看到。你是《花城》本来就确定要发表的作者，然后被拿到我的栏目里，他们和我说，你平时还做音乐。我不知道他们说的做音乐确指什么，是业余的“玩票”，还是其他？我在微信里也问过你，你说“就是玩玩，喜欢”，那么，你就说说，怎么个“玩玩”的？
    小昌：何老师问这个有点意思，我也想有点意思地回答您。说实在的，我没有什么音乐天赋，有时候学一首歌不得不费上九牛二虎之力。不过我的记忆力像是不错，能把一首首歌背下来，有点像初学英语标上象音字。还记得最初学吉他时，弹完一首《梁祝》后，其他人问我弹了什么，我说是《梁祝》呀，别人质疑说怎么不像呀，再进一步的学习中，我才发现我弹对了每个音符，但是节奏全乱了。那时候我才明白节奏的重要。因此我买了节拍器，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数拍子的坏毛病，每当我无聊时，比如在地铁上，或者等人时，诸如此类的，我都会不自觉地踏拍子，一只腿抖着，这也是我总是没给别人健康的第一印象的原因。学吉他时我挺努力的，向很多吉他大师致敬过，后来吉他弹得也不错，去吧里唱上几首歌也说得过去。从那以后，我有一种什么也难不倒我的错觉。我的意思是，像我这种乐感的人都能玩音乐，还有什么能难住我们的，正是应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那句话了。但这样的想象并没持续多久，我就被一位资深的音乐前辈给一票否决了，他说我音准有问题，以后还是随便玩玩吧。这句话真是伤透了我的心，至今还在为这样的话脊背发凉。所以我现在也特别害怕某某文学大师为我把脉，万一也说出类似的话来，我真不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办，还能干个什么。
    再说点肺腑的话，就是玩音乐和写小说的动机有点类似。我出身乡村，特想和他们城里人苟同，越快越好。我想斩断乡村的小尾巴，所以大学时挺讨厌老乡会的。玩音乐挺时髦的，城里孩子才会玩，玩这个对我来说，是想另辟蹊径，这大概也是自卑心作祟。在别人不怎么懂的地方下手，做出点样子来，也能偶尔显摆显摆。还有，玩吉他也挺讨女孩子欢心的，这大概也是一个说得通的缘由。
    我现在很少弹琴唱歌了，琴弦已经生锈了。我希望自己多弹弹，以此来丰富我的中老年生活。没事干的时候，还可以操琴，说出来还挺让人羡慕的。我就是爱干让人羡慕的事。
    何平：原来你真的是“玩”音乐，在我听来，和广场舞差不多的感觉，而不是想在音乐上有什么大出息，或者一边小说，一边假装音乐，做现在很多混江湖的跨界艺术家。已经有一些批评家对你的小说做过研究，像我熟悉的金赫楠、李云雷、马兵以及前辈批评家张陵都写过专门的评论。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一个词“漫不经心”。“漫不经心”，可以是写作心态的，也可以是文本风貌的，当然也可以是叙述策略的，你自己是如何看待他们说的“漫不经心”的？
    小昌：我很难漫不经心，才特别想表现出漫不经心来。我大多时候有焦虑的倾向，总觉得漫不经心是种特别高贵的品质。这种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放松，没必要紧巴巴的。最近在读波拉尼奥和弗兰岑。我特别喜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他们特别放松，也许只有放松才会出现不可预测性。我就是期待自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反过来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就有点矫揉造作。因此我更想成为一个放松的人，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段誉，他的六脉神剑很多时候使不出来，但是一旦使出来就不可预测。我喜欢这种感觉。
    何平：我这两个月通读了你发表的差不多所有作品，你的写作，如果从题材的角度，相当庞杂，李云雷说的你小说贴近“生活的原生态”，但事实上，所有的写作都不可能将生活照搬到文学中，你自己是如何处理生活和文学关系的？这里面经过了怎样的转换术？
    小昌：李云雷老师可能说的只是某一篇小说。在那篇小说里，我想尽量贴近“生活的原生态”。我有不少小说是这样写的。在写这样的小说之前，我会像焚香沐浴一样打扫自己和周遭一遍，我想让自己低下去，就像张爱玲说的“低到尘埃里去”，不想自己有一丝颐指气使的劲儿，想让小说里的人自己来。当然这样的小说一般会写我熟悉的人。
    生活不可能照搬文学的，好像也做不到。生活毫无章法，如果说起转换术，我更愿意讨论生活细节的转换。这挺考验一个作家的，有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意思。好的小说每一个词、每一个细节、每一件事都有它的理由，用其他的方式是没办法表达的，只能用小说。我空口无凭，举个例子：比如说描述孤独这个主题吧。科塔萨尔在小说里写到，孤独就是一个人突然孤独地想作呕，接下来发生什么让人意想不到，他说这个人吐出来一只毛茸茸的兔子。在科塔萨尔眼里孤独就是一个人吐出一只毛茸茸的兔子，想想真是特别有意思。再说另外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叫《奥丽芙·基特里奇》的书。他写一个孤独的老太太去看牙医，牙医在摸她的下巴的时候，她突然几度哽咽不能自持。还有比这个孤独更深刻的吗？《米格尔街》里有个波普先生，别人问他做什么，他就会说，我在做一件叫不出名堂的事。我们仔细想想这也挺孤独的，有时候我们做的事真是叫不出名堂，我们又乐此不疲。像这样的例子挺多的，我希望自己的文本里有这样的精彩细节，让人过目不忘。
    何平：再有，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涉及如何认识你小说的“意义”，李云雷说你将“个人主观的价值、情感与道德判断悬置”，金赫楠认为你表达和营造出“没有意义的意义”，但我不相信，你在写作中能够做到这种“悬置”，你肯定有你预想的“意义”，我们可以举《环伺》来讨论这个问题。
    小昌：何老师，也许您不相信得对。首先我对李云雷老师这句话就没有明确的认识，如果以我对这句话的粗浅理解来说的话，我可能不是悬置。拿《环伺》做例子，为什么叫《环伺》呢，我喜欢这个词，这个词也很能说明我预想的那个意义。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没有安全感，危机四伏，但又无法准确判断，也没办法具体描述。我想写这个感觉。我的很多小说是因为一个我喜欢的词开始的。我想小说大概就是写一些无法描述的东西，这里面就是意义本身。所以看上去就像没有意义，或者是种悬置，我不太喜欢主题过于突出，观念先于小说的文本。不过最近好像有点改变，在思考一些大的东西，比如移民，我会写一系列这样的东西，到时候看吧。
    何平：现在看，你的小说涉及的题材相当庞杂。从我的栏目设想，把你的《蝙蝠在歌唱》和袁凌、周恺的小说放在一起，关心的只是“乡土”题材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在你的写作中有很大的分量。你有现实的乡土经验吗？如果有，那就说说你自己的观感和体验。
    小昌：我在乡村出生并长大。这曾让我一度引以为耻，现在看来是个不小的福分。老家在鲁西北，和河北省永隔一河水，是个两省三县交界地。凡是交界的地方，民风都不咋样。现在大概一年回一次老家吧。并不是特别思念乡亲们，主要是放不下那里的风土。年龄大了，越来越喜欢那条小河，虽说早就臭名昭著了，我的意思是早就被上游的造纸厂给污染了，河水黑油油的，像是王羲之在那里洗过毛笔。不过我还是不可遏制地惦记它，每次回去天天想去看看。坐在河边远远望着，像个诗人，一回家我就像个诗人。可能这副样子才好对抗村里的暴发户。我们村里的有钱人越来越多，这让我苦不堪言。不是我嫉妒他们，是他们总不放过我，非要把我比下去，问我的收入，后来还会问我的幸福感。他们其中有一个还和我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话。这些都让我感到由衷的惭愧。他们的意思是逼着我承认上大学一点用也没有。为了成全他们，我说了谦虚的话。这样的话很快传到我父母那里，他们说我这孩子怎么这么实诚，以后让他们怎么在村里抬头。因此后来的后来，我也没什么实话，牛皮越吹越大。我对乡土的体验大概就是这样。对了，我还写过一个叫《飞来一爿村庄》的小说，说的是村里再没什么树了，只剩下生长迅速的毛白杨，这样的树全身都是宝，一茬接着一茬好卖钱，这个小说就是想说我多么怀念小时候村里什么树都有的日子。大槐树，榆树，梧桐，村东还有一片梨园，到了春天，千树万树梨花开，别提多让人向往了。现在全没了，我的确感到了忧伤，这个也算乡愁吧。
    何平：《小河夭夭》《泡太阳》，包括这篇《蝙蝠在歌唱》，你写乡土的小说往往选择离乡者作为叙述者，但这个离乡的叙述者并没有像中国现代文学一般的“还乡”故事那样预先获得居高临下臧否乡村的权利，这些离乡者在城市异乡混得并不景气，从乡村观察他们也没有任何优越感，这是你有意的选择，还是一定程度个人经验的带入？
    小昌：怎么说呢。两者都有吧，我确实混得不怎么样，回家并没什么优越感，这和我小时候远近闻名的学习成绩好像是背道而驰。我令很多乡亲感到失望，不过这也像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我感觉乡村挺残酷的，反正像我这个样子在村子里是混不下去，到最后连个朋友大概都混不上。当然，也没那么差，要不然一些村里的有钱人也不会把我当回事，每次都会和他们聚一次，有点鱼找鱼虾找虾的意思。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己人。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我的有意选择。挺讨厌优越感的，任何优越感都讨厌。不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我都不想给别人这种感觉。不过好像挺难的，优越感就是不经意间表露出来，傲慢偏见无处不在。我尽量吧。
    何平：我很好奇，你有鲁迅以降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阅读经验吗？
    小昌：说实在的，读得很少，屈指可数。九年义务教育的课本里其实挺多的，感觉像是够了。不是不想读，或者别人写得不好，很多时候读不下去。再说了，书海浩瀚，有太多想读还没有读完的。先读完那些一读就不能自拔的吧。 
    全文刊载于《花城》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