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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白，老练，幽默，节制。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实在是好看的。
    这是一次愉快而流畅的阅读。这种不时令人击节的好看，对于一个多少困囿于“教条式阅读”的人来说，的确是有些久违了。由于所学专业的缘故，好像总不免要与一些“难读”的小说交手，为如何打开文本，找寻读法而动用十八般武艺；久而久之，难免在自己与文学之间，设下职业病般的戒备与障壁。《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却让我放下屠刀，想起了一些古老生动的词，譬如引人入胜，津津有味。在小学语文课上学会使用这些成语的时候，我们也许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妙处。它们讲的是读书人欲辨已忘言的快乐，也是好故事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道理。郑在欢已经很明白要怎样驾驭他讲故事的才华，这令我实在不想掩饰能够重新做回一个读者的庆幸。更何况，这样的一部作品集，还是出自一个真正意义的同龄人之手。
    郑在欢很会讲故事。他的故事好像总是信手拈来，带有一种既天真又老道的品相。我仍记得翻开第一篇《圣女菊花》时的惊喜（这仍是我在小说集中最喜爱的一篇），乡土画面展开，语言利落、鲜活，但见一个守卫贞操的女人立于枣树下，就已经能嗅到好作品的气息。《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收录了郑在欢陆续完成的两个系列作品，书写乡邻的《病人列传》和家人的《cult家族》。从小说的架构上说，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和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的作法。二十一个短篇小说以不同的人物为主角，他们的命运在驻马店的农村里相互勾连。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圆融的质地，《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是一本可以从任何一篇开始读起的集子。
    我读郑在欢的小说，时常会想起奥康纳的话，“在最好的故事里，技巧浑然天成，是从素材里自然生长出的部分，又或者这样说，是从未被写过的，全新的‘自然生长’的方式。”其实这些人的经历，大多不是什么真正的“乡野奇谭”，言行称不上大善大恶，情绪也见不到大喜大悲。很多时候，郑在欢只是在漫不经心地讲述一些平凡零碎的边角料：一次洋相百出的偷窃，孩子们的恶作剧，抑或没头没脑的夫妻相骂……病人也好，家人也好，这些首先关于“人”的故事里填满了琐碎，却能够吸引人一再读下去，甚至在皱眉和大笑之余倍感失落，这与作者的叙事技艺密不可分。换句话说，郑在欢看似东拉西扯的“闲话”未必没有章法；闲话的诀窍，并不在故事本身，是故事与故事的讲法呈现出了难解难分的魅力。只是这种不露痕迹的技艺埋在故事之中，属于小说的肌理，第一眼是看不到的。
    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我想的是：这样好看的小说，去看就是了，实在无需要讲什么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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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于荒诞、变形等更为“先锋”的表达方式（这在他的同龄人写作中并不少见），郑在欢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里选择的是现实的笔法——纵使两者没有高下之别，这仍是一条更为难走的路。因为任凭小说中的驻马店再离奇，青春再残酷，拉到现实世界面前照一照，说到底遵从的还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活法。选择了有血有肉的现实写法，就代表要服膺于一砖一瓦的苦心经营。在今天，面对着见怪不怪、耐心有限的读者，小说家已经无法单凭异质性的经验，或丰沛的感情本身撑起一部好的作品。最难得的，从来都是在纸上重新创造一个切实的世界，重新赋予一切以生命，再让经验抵达不可测的情感与人心深处。这是文学的秘密，也是现实主义的诱惑或困难。用郑在欢自己的话说，“有一万种将小说写得好看的方法，我选择了最不好看的一种。”他指的更多的是小说中沉重的心事，而用在实感的重建上也未尝不可。但是无疑，《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是好看，并且耐看的，虽然并非没有瑕疵。
    在《病人列传》里悉数登场的未必都是病人，他们有的是疯子，傻子和残疾，有的只是因为怪癖和性格的偏执：譬如立誓终生不嫁，捍卫贞洁与枣树的菊花，勤劳聪明的拾粪能手八滩，总是吓唬孩子的咕咕哩嘀，与传统一同消失的送终老人，又或是为了照顾妻儿最终不惜失手杀人的盗贼。他们的形象之所以难忘，并不仅仅因为某一个传奇性的闪光片刻，而是在漫长、黯淡的岁月里，同样的孤独和形形色色的不合时宜。因为他们的病与怪，许多人一生孑然，孤独终老。这在传统的农村社会里，也许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郑在欢说这些人物都出自于他的记忆，“我没有用小说的方式处理，这不是说没有虚构的地方，我只是沿着真实的脉络处理素材”，“我只是单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作品集的文体定位，一直架设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模糊地带。（我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年里，《病人列传》和《cult家族》有时被界定为非虚构作品，但最后还是以小说的身份上架。）
    但是，作为回忆者或小说家的郑在欢，完成的绝不仅是“检测记忆”的简单工作，因为这样的写作，本来就是记忆的淘洗、择选和再现。当他在重新召唤这些人物时，并非因为这些人物身上更具戏剧性或故事性的部分，而是他们身上的孤独吸引了他。郑在欢所投注在他们身上的，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一种共情。他总是能将这些“病人”塑造得格外可爱可近，再在刚刚露出感伤的端倪时让故事戛然而止——这是《病人列传》的系列故事里最常采用的结构。这种“举重若轻”的做法，让我想起钱钟书所说，“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或许不妨改为，幽默减少孤独的严重性。但包藏其中的孤独，滋味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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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汲取的是农村的家长里短，嬉笑怒骂，小说有时就不免出现饶舌的问题。加之人际的交叠，故事与故事之间也会出现一些恼人的重复感。这种如植物般蓬勃生长，因此缺乏进一步打理和裁剪的观感，主要出现在下半部《cult家族》里。事实上，到了以家人为题材，更具有自传性质的《cult家族》，作者的发挥，多少失去了在《病人列传》里的游刃有余。借用赵志明的题序，“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驻马店的“故乡事”里，有乡邻的人情风物，也有自己的成长创痛，两者并不可等量齐观。故事无疑依然鲜活好看，但言说的对象从旁观转向亲历，想要继续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对于技艺的要求自然会在无形中抬高。“让悲剧以喜剧的姿态浮现出来。”这是郑在欢对自己的期许。这种离回忆和亲身经历靠得很近、也很坦率的写法，在青年作家的起步阶段并不少见。但要实现从悲剧到喜剧的美学效果上的倒转，则要求小说家必须更为克制、准确地拿捏自己与生活、观察、记忆、情感和言说欲之间的火候分寸。又或者说，如何能够跳出来，与自己和自己的故事保持距离。
    无论是襁褓期的丧母，弟弟的意外溺毙，祖辈的无力庇护，还是从小遭受继母的虐待和父亲的忽略，“失家”的恐惧、不安、愤怒，乃至按而不发的伤心，在构成《cult家族》这组速写的底色之前，首先是小说家自己的人生底色。但他并不打算正面去讲述它，而是要以这伤心为滋养，好好看一看走过的成长路。这是我对于书名中那分外打眼的“伤心”二字的理解。在自传和虚构之间，郑在欢用了更长的篇幅，描摹家庭、死亡和暴力给“我”从童年到少年时代带来的伤害、痛楚和稀薄却难以磨灭的温情。是为了交代一段人生的来龙去脉，也是为了与自己的成长对话。尽管他已经把青春写作中最为常见的自恋自怜降到最低，某些叙述仍不免陷入回忆的迷阵，在对往事的絮絮梳理之中，因向内封闭而减损了故事的光泽。这或许是为什么，菊花、八滩、送终老人们能够从回忆变成风景，而奶奶，继母和弟弟乃至“我”却很可能仍然只是回忆。
    说到底，伤心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用喜剧的方式讲述伤心故事，当然就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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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说，从第一眼看到书名起，真的很难不联想到另一本也叫做“伤心故事集”的书。恰好颜歌也是我偏爱并长期关注的作者；两本书的出版时间隔得并不远，值得玩味的“伤心”二字便又旧话重提。从《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到《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同样是将“邮票大小”的故乡人和风物、偏远的成长心事冠以“伤心”之名，甚至连“以乐写哀”的言说策略都不无相近之处。千奇百怪的伤心人，在小说集里聚集成各自的众生相：他们其实仍在风风火火地生活，绝没有什么愁眉苦脸，泪水涟涟。
    张定浩在分析颜歌的小说时，曾有过一段对于“笑声”的讨论，令我至今印象深刻，或可作为对于“伤心”的注脚一则：“人类值得尊敬的地方，是他们在数万年没有改变过的生死泥泞中始终持有的，一些奋力向上的瞬间。我觉得这样的瞬间，还应该包括笑声。”在形形色色的伤心故事里的发出的笑声，“更接近传奇式的喜剧，要求某种和解。”无论是郑在欢得心应手的调侃，诙谐与狡黠，抑或是颜歌炉火纯青的清脆，粗俗和泼辣，两本“伤心故事集”都选择了一条反其道而行之的路：用轻快表达沉重，用笑脸讲述哀戚，用众人的闹剧，与一己的悲伤和解。两个讲故事的好手，偏偏都对“伤心”二字情有独钟。这里面固然有旗鼓相当的游戏精神，但谁又能说，这提纲挈领的“伤心”二字，不是在为压抑的、曲折的情感找寻一个出口呢。
    无论是虚构的平乐镇，还是现实的驻马店，不过都是偌大中国版图上的一个小小落点。林林总总的伤心故事，也不妨看作是中国故事的讲法一种。我总疑心两本“伤心故事集”其实没有什么好比较的，但这些悲喜交杂的面孔，似乎又在暗示一种相似的时代神色。当这群伤心人被聚拢在一起，伤心就成了故事，故事又汇流成复数的故事集。我们这个时代，究竟还有多少的伤心人？究竟还需要抒发、压抑、趟过多少的伤心，小说家才能更贴近这个时代？
    纵使伤心连绵不绝，好在故事到底没有尽头。
    作者刘欣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