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变，文学在变，文学研究的范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就当代文学史料而言，相比于现代文学研究，相关知识理念有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史料形态、采集范围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文学史话题，也都出现了很多新的动向。
    近年来，我在当代文学史料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还是属于传统范畴的、常规性的工作，包括作家年谱的编撰、版本的校勘、口述的采集、书信的整理，等等。下面，我想结合自己的实际研究来谈谈。
    为作家编订年谱，就研究思路而言，其实是中国文学研究中比较老套的做法，研究一个个案，先做编年（作品编目、年谱编写等）。我出版过《穆旦年谱》，也编写了近15万字的《彭燕郊年谱》。有几个感受特别明显。一个是材料的选取。我曾经谈到，“20世纪的文化语境盘根错节，复杂难辨，这种突破的力度越大越好”“突破越大，越能呈现出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也就越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面影”。这是针对《艾青年谱长编》谈的，在现当代作家年谱的编写中，应该也是广泛适用的。一个是档案材料的困扰。当初也是几经周折方才获得比较完整的穆旦个人档案和学校的相关档案，其效应非常明显。我认为，如果没有这批档案，不仅穆旦经历的很多重要节点无法查实，穆旦与新中国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多半也只能停留在猜想的阶段。所以，如果当代档案解密的话，当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都将可能会有重要的乃至根本性的改变。此外，我还想特别提及网络资源的积极意义。我所做彭燕郊年谱，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近15万字，个人所藏相关图书资料固然比较丰富，但电子期刊资料的效应非常明显，用主题词“彭燕郊”搜索，或者用“彭燕郊+××”搜索，都可以搜出一大批意想不到的资料，这种资料采集上的便利无疑值得充分利用，但电子资料和纸质资料是否准确对应，文献的非完整性对于作家与相关语境的认识是否会有影响，也并非可以简单忽视的问题。
    对于版本的关注，也是传统学术的基本要义之所在。但很显然，现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作家的修改行为出现了许多新的内涵。目前得到比较广泛关注的是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修改行为以及背后隐现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分析，如金宏宇教授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我做过《穆旦诗编年汇校》，旨在集合穆旦诗歌的全部版本进行汇校。穆旦是一个非常勤于修改的诗人，版本繁众，但其修改行为基本上发生在1940年代，主要基于个人诗学观点变化或艺术完善等方面的考虑，是一种典型的诗人修改，与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无关。新时期之后作家的写作，存在重要修改的也不在少数，但受关注度还不是很高。我比较早就注意到了余华《活着》发表本和单行本之间的差异。洪子诚老师的《丙崽生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和修改》（2012年），结合日本学者的发现，指出2006年韩少功做了大面积修改的版本，“赋予了作品更多的温暖色调，人物更多的自主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寓言化的批判性”。黄发有教授以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为例，论及网络文学文本的修改。该作品实际出版的单行本与最初连载时已有很大变化，但由于网路技术等方面原因，如网络服务器升级，更早的版本（也包括大量的读者跟帖）被覆盖，更早的文学现场也已消失。考虑到网络文学的巨大容量，此中所蕴含的版本问题显然太过复杂，研究难度非常之大——如何起步、如何切入看起来都不简单。
    口述是现当代作家文献发掘的新方向。口述历史之于当代文学研究，在内容和空间上，都会有重要的拓展。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始于2002年，当时是采访杜运燮、杨苡、郑敏、江瑞熙（罗寄一）等穆旦同学，之后围绕穆旦家属、友人也做过一些零散的访问。这方面的工作集中中2005—2008年间做的彭燕郊口述，相关文字最终结集为《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我所接触的这些对象，都是耄耋之年的文化老人，所以有个特别强的感受，那就是机缘非常重要。错过了机会，就永远错过了。2002年访问杜运燮一个多月之后，老人家就过世了。所以有相关人物线索，一定要及早着手。文化的积累都有一个过程，及早进行，既可早积累素材、发现问题，也有助于打开视野、拓展方向。具体到做口述，准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得熟悉对象，有针对性地准备资料与问题，要让受访者觉得你就是准备最充分的、问题最独特的那个访问者。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将访问提纲预先送到受访者手里，给受访者一定的准备时间。记忆的打开方式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独特的问题、充裕的时间，都能很好地激活受访者的记忆。同时，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访问之后，资料的核实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按照唐德刚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中的说法，即便是像胡适这样资料详备的人，其口述也要查找大量的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此外，从彭燕郊口述中，还得到一个经验，那就是受访者个人立场、时代语境等方面因素都会对实际谈话产生影响。目前所出版的谈话录是经彭燕郊本人审订的，做了很多修饰的，最初的谈话远比现在所看到的丰富、精彩。我不知道其他作家口述中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但参照受访者的其他文本，比照相关细节，也是进行历史的一种特别的方式。
    书信作为一种私性的，且逐渐消逝的文体，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值得特别重视的史料类型。2011年之后，我开始整理彭燕郊先生的信，目前已经发表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如卞之琳、施蛰存、罗念生等人致彭燕郊的信，已成形的则有《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600多封、数十万字，待出版）。因为这方面的缘故，我对作家书信有比较多的关注。大致而言，现代阶段的作家书信总量有限，新见书信则已相当稀少。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70年代中段之前的书信，多半已被毁弃。所以，目前坊间所流传的书信集，如《范泉晚年书简》《施蛰存海外书简》（大象2008年版）、《萧乾家书》（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存牍辑览》（范用所存友人书信，三联2015年版）等等，基本上都是新时期之后的。进一步看，知名文化人物、从事文艺组织工作的人士（如出版机构的编辑），所存书信量应该是比较多的，整理空间还非常之大，是当代文学新史料、作家集外文发掘的重要源头。彭燕郊与文艺界知名人士有大量通信，即得益于1980年代初期以来所筹划乃至主编的一系列外国文学译介丛书，如“诗苑译林”“散文译丛”“犀牛丛书”“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以及《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等。书信的效应其实已不待多言。
    总的说来，当代文学史料浩繁，如果有条件出版的话，我主张尽可能多地将各类资料容纳进来，研究者尽可各取所需。如果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强相关资料库、数据库的建设，以更好地惠及学林。我不大赞同将史料做某种等级划分，历史的过程有时候就是观念演进的过程，此时（过去）看起来细微、琐碎的材料，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完全也可能激活新的文学史话题。我愿意将我目前所做的史料搜集与整理的工作视为一种文化的传承，越深入，越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