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晓兰：你已出版《走向珠穆朗玛》《阿里阿里》《苹果苹果》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知名作家，因此，大家都很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因素使你想要成为一名作家的？你的写作梦想是什么？
    杜文娟：首先感谢丘主编高拔。其实，我根本不是知名作家，只是一位普通作者。现在想来，倒是具备作家的天赋，思维跳跃度大，不按常理出牌。比如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敏感、自卑、自负、多愁善感。常常在热闹场合想起某个人某件事，不管多么不合时宜，潸然泪下是常有的事。在森林说着沙漠的话，枕着爱人的臂腕想起杀人场面。
    读初中时，受家兄杜文涛影响，16岁时写了一篇《除夕》的短文，发表在县文化馆油印的《岚水》杂志上，工作人员将杂志送来的时候，我在租来的房子里走来走去，一个念头经久燃烧，哎呀，我是作家了，我就是名人啦。后来，读书和写作只是业余爱好，直到2004年9月4日，在陕南一条山花烂漫的小溪边，陈忠实老师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睁着巨大的双眼，因为用力，面部肌肉更加千沟万壑，语调和神情异常严肃，甚至可以用肃穆来形容。他说，陕西目前在全国真正叫得响的40岁上下作家，只有红柯一个，只有红柯一个，希望你们写出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品。这句话重锤一般，敲打着我的灵魂，我的自娱自乐难道与陕西文学有关，与中国文坛有关。时至今日，依然记得面对这位长者的惊愕、震撼、惶恐、惴惴不安。从那以后，我把写作当成事业来做。
    2016年夏季，家兄为父亲撰写了年谱，第一次读到父亲的诗词，痛哭不已，以前只知道父亲通文史，1998年去世的时候桌上还放着《资治通鉴》，但不知道父亲的文学功底，艺术才华如此之高。草木一秋，风华已去，残存声声太息。
    读书、行走和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尊重内心感受，梦想着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便好。
    丘晓兰：记得你初始是从事诗歌写作，可以说说什么是诗歌的境界吗？后来你转入小说创作，可以从你个人的写作经验出发，你认为诗歌写作和小说创作有什么联系？
    杜文娟：在西安读书的时候写了一首叫《塑像》的诗，发表在《陕西青年报》上，随后开始了五六年的诗歌创作。那个时候没有诗歌理论，只是觉得诗歌文字简洁，意境优美空灵。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懂得“境界”二字无论是在诗歌、小说或其他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含义，首先是包括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广度，同时也包括作品中的形象鲜明生动的程度，如此这般才能引起读者的无限联想和想象，给人以艺术的感染力。现在愈加觉得诗歌是文学天空中最亮的星辰，文学皇冠上最华贵的宝石。
    小说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文体，尤其是长篇小说，巨大的体量和容量足可以满足作家驰骋万里的野心，小说同样讲究韵律、气息、意境、凝练、激情、想象，优秀的小说家一定有良好的诗学素养。
    丘晓兰：在你的创作生涯中有哪些作家曾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大的影响？你认为自己是陕西文坛的一个例外吗？
    杜文娟：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乔伊斯、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对我都产生过巨大影响。通过读《罪与罚》，使我懂得作家必须具备坚韧的品格，坚强的性格。《静静的顿河》让我见识了长篇小说的长度厚度和广度。读《都柏林人》，这让我学会了第一人称叙述，福克纳也是一位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作家，他的多角度多人称讲述和意识流，令我耳目一新。
    我不认为自己是陕西文坛的例外。陕西有着良好的文脉，革命家兼编辑柳青，创作了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业史》；从鲁迅师范学校的学员，后来成为随军记者的杜鹏程，创作了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贵族格格叶广芩，创作了广岛系列小说和土匪传奇《青木川》；西府汉子红柯完成了多部以西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期生活在西安城里的周瑄璞，完成了以中原厚土为背景的《多湾》。陕西女子写西藏，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为怪。
    丘晓兰：你多次前往西藏体验生活，能谈谈在西藏生活的经历和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哪些影响吗？这其中让你触动最深的是什么？
    杜文娟：因为机缘巧合，多次前往西藏，经历过生死，见识了真情，特别是藏民族天人合一祥和安宁的品质，对我影响深远。触动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生的艰难死的容易，世世代代又得生活工作在那里，边疆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坦率地说，苍穹之上的西藏，不但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提高了我的认知度，锤炼了我的性格。
    丘晓兰：你大部分作品不仅以小说的形式拓展了西藏题材小说的创作空间，同时以纪实的形式深入西藏题材的前沿，这是你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一种责任感，一种理性的自觉，一种慎重的选择吗？
    杜文娟：西藏题材只是我写作的一部分，属于自觉为之，没有刻意选择，但在具体创作的时候，总会觉得有一种责任与担当的存在。
    丘晓兰：在创作中，你常常越出小说虚构的掩体，选择了纪实叙事这种形式，直接面对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对现实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路和看法，纪实叙事可以及时、自由、充分、深入地表达你的思想吗？
    杜文娟：纪实作品会受限制，不能淋漓尽致地抒发作者的情感，小说相对海阔天空一些，更能表达作者的思考和全方位能力。长篇小说本来就是综合艺术，多种叙述方式都可以应用，文无定法，只要觉得优美恰当，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丘晓兰：《红豆》今年第4期头条推出的中篇小说《拉萨河水泛金波》，第5期以长篇专号的形式隆重推出你的长篇力作《红雪莲》，足以看出《红豆》对你作品的关注度，在这两部作品中，你涉及到西藏的教育、文化、医疗、环保、慈善事业以及电力等多方面，能具体谈谈你在创作这两部作品时经历了哪些让你难忘的事吗？
    杜文娟：大概是十多年前，向《红豆》杂志投稿，从此便与《红豆》寄相思，韦毓泉老师曾编发我的多篇小说和散文，还为陕西青年作家发过专号，现在又得到《红豆》的关照，这是《红豆》的博爱和深情，是我的幸运也是所有作者的幸运。
    记得为了落实雪莲花是否与杜鹃花生长在同一纬度，书本电脑都查找不到。我便利用各种关系，电话打过半个中国，请教过医生、农牧局干部、土生土长的藏族人，最后一位留过洋的植物学家为我解决了难题，只有趴地杜鹃与雪莲花可以共生，而这个细节在小说中仅仅一句话。为了王副县长那篇藏北草原病虫害论文，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差不多把自己变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说起西藏的慈善事业，倒是有亲身经历，曾经同公益机构志愿者一起走街串巷，救助过大病儿童，把他们送到拉萨的医院或成都北京的医院。我认为作家的情怀不仅表现在作品中，优秀的作家自带磁场，友善慈爱是一种自觉行为，如同太阳月亮和星星，随时发光出彩。
    丘晓兰：《红雪莲》是你援藏题材作品的最新力作，同其它藏元素作品有什么不同？以《红雪莲》为书名有什么重要意义？
    杜文娟：多年来，一直青睐藏元素作品，马原、扎西达瓦、阿来、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等人的作品，是我的常读书，甚至有人说我的《阿里阿里》关注的是当下的阿里，毕淑敏和马丽华分别关注的是三十年前和二十年前的阿里。
    雪莲花是高海拔地区常见的一种药材，而红雪莲极其罕见，千朵一红百年一见，见到她的人吉祥如意。红雪莲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我以《红雪莲》作书名，是对生活工作在雪域高原众生的赞誉和敬畏。
    丘晓兰：在这部作品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个人物？为什么会把柳渡江写得如此悲惨，最终抑郁而死？柳渡江这个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的原形还是你虚构的？如是现实生活中的原形，那么你是如何得到他的生活背景和素材的？
    杜文娟：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作者用心血塑造的，《红雪莲》中大大小小几十个人物，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没有不喜欢的，只有遗憾没有塑造得更鲜活。作家忌讳把人物写死，在处理柳渡江这个人物走向时，想起了《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马尔克斯之所以让她活到百岁，是因为作品需要，如果她死得过早，作品就失去了主心骨。柳渡江的死亡是时代背景、个人经历、苟且偷生的综合因素导致，人物命运使然。
    柳渡江的故事是听来的。有一次，我请一位官员帮忙寻找从阿里到拉萨的长途汽车，他是一位藏二代，父辈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较早一批援藏者，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曾经有一位青年学生，从内地千里迢迢来到西藏，有关部门希望他留在拉萨工作，所有部门任由他挑。可他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就把他分配到藏北一个县当老师，校园里第一次响起了二胡笛子声，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热闹，两个月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那位老师也不知去向，有人到内地打探过，一点消息都没有，感觉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西藏。我记得非常清楚，听完这个故事，我俩相对而立，哈哈大笑，高原阳光照耀在脸上，刺得两只眼睛不能同时睁开。
    柳渡江逃至内地隐姓埋名，抑郁寡欢的形象，则有家父的影子。我父亲从1957年到1979年，戴了22年右派帽子，并被开除公职，下放农村的10年时间，是我记忆生长的阶段，童年时期不知道父亲会笑，没有祖父的概念。多年以后才知道我们杜家波澜几十年，不比那段民族史逊色。
    丘晓兰：《红雪莲》中的情景描写做到其景必豁人耳目；小说中的柳渡江、南宫羽、柳巴松、李青林、欧珠久美等人物，你都基本达到其言必沁人心脾，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柔妆束之态，可谓大家之作。请问，你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情、景和人物之间关系的？
    杜文娟：一部作品有一部作品的地域特征，如同江浙人讲不出生冷硬噌的西北话，金沙江畔的人说不出吴侬软语。不同地区有不同地区的动物植被，习俗饮食，性格特点，语言风貌。《红雪莲》是发生在雪域高原上的故事，生活在高寒地区的人，自然有强烈的高原特征。戏剧人物在舞台上演出，小说人物在细节中演出，无论何种艺术，都有匹配的元素烘托，其情其景其人物大凡如此。
    丘晓兰：这部作品为什么采取两条线结构？是刻意为之，还是自然天成？另外还请你谈谈小说结构和叙述方式存在什么关系？
    杜文娟：两条线结构是我刻意为之，因为柳渡江和南宫羽性别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同，文化生态不同，时代背景更不同，两代人两条线交叉叙述，对读者是一种诱惑。小说结构同叙述方式相辅相成，协调一致就好。
    丘晓兰：有评论家认为《红雪莲》涵盖了极其丰富的知识，比如藏医藏药草原病虫害等知识，甚至堪称专业，你有从医经历吗？
    杜文娟：我没有从医经历，但我父亲有从医经验。在描述和应用这些知识以前，我作了大量案头工作。为掌握藏纸藏香经版雕刻制作工艺，从拉萨逆雅鲁藏布江而上抵达尼木县，从采挖一株狼毒草开始，到两张藏纸中间压几片花瓣或几根草茎，最终做成灯笼，每个环节都亲历亲为。甚至连每样原材料的颜色味道都不放过，大有田野调查的样子，我能迅速从多种药材中辨析出藏红花、雪莲花、当归的味道。
    丘晓兰：从各种媒体上了解到，有评论家、作家、读者称你是“援藏作家”，你觉得定义你为“援藏作家”的身份是否符合？而“援藏作家”与《红雪莲》中的南宫羽有关联吗？
    杜文娟：“援藏作家”是媒体给我的定义，大概想引起更多关注。2010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堆龙德庆县定点深入生活，算不上真正的援藏干部。南宫羽有我的影子，但不全是我，首先我没有南下闯世界的经历，既便是李青林在南方的各种遭遇，也是通过采访得来的素材。
    丘晓兰：《红雪莲》称得上是一部援藏史，一部汉藏友谊史；也是一部人性之书，悲悯之书，命运之书；更是一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兼具的长篇力作，在这部小说中，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有虚构成分，你谈一谈小说与现实有什么不同？
    杜文娟：感谢丘主编对《红雪莲》的高度评价。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任何民族，现实生活都比小说精彩澎湃，但既然是小说，自然得有取舍选择和凝练，文学语言和生活语言还是有区别的。虚构和真实本来就是文学作品的常态，收放自如，信手练来，恰当合适就好。
    丘晓兰：王安忆曾经说过：“小说写的是物欲和幸福感赛跑，好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终是将尊严、感情、自信都倾囊而出，以至精神陷于赤贫。”可以说现在的社会正是物欲横流的大时代，你是如何认识当今社会现实的？这对于当代作家而言是不可回避的严峻考验。你是如何面临这场考验和挑战的？
    杜文娟：随着年岁的增加，越来越觉得人家的热闹是人家的盛宴，自己还得搭锅造饭，几十年如一日，薪火不灭，饭香四溢，才是真本事。艺术同人生一样，是一门加减法艺术，青春萌发时，做加法运算，到后来便是减法，减去芜杂，减少浮躁，减到滴水成珠，心静耳洁，身轻如燕，就飞起来了，就只会干一件事了，这件事对我来说大概就是读书写作吧。
    丘晓兰：一位真正的作家，每一次创作都是对小说内涵与形式的挖掘和探索。《红雪莲》这部小说在盛产长篇小说的国度虽算不上是一部特别夺人眼球的作品，但是一部令人深思，可以不断深入探讨的优秀作品。你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回望你十多年与西藏结的缘，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去思索，梳理，呈现自己入藏的生活经验，让读者看到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体现他们的精神特征、生命状态和人生机遇，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那么，你对自己这部作品满意吗？你用了多长时间来酝酿和写作？这部长篇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意义不同寻常？
    杜文娟：自从200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走向珠穆拉玛》，就想写一部超越此作品的小说，从艺术性和文学价值来说，《红雪莲》应该算是做到了。但依然不满意，特别是后面几个章节，按照编辑张凯老师的说法，写得太满，这是我的毛病，舍不得删减。
    《红雪莲》的素材积累和采访花费时间远比伏案写作时间长久，广告语可以这么说“十年走访四年成书，就为一朵雪莲花开”。这本书对我来说可以当作礼品，但没有什么特别的非同寻常的意义。
    丘晓兰：从作品中看出你是一位有深度思考的作家，将思想蕴含在小说叙事中，通过一个个人物，带出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时代背景，通过人物来展现西藏与内地波澜壮阔的六十年历史，以及繁华都市与雪域高原的巨大反差和民族交融与碰撞。请问你在《红雪莲》里是如何做到的？
    杜文娟：多年阅读和行走，使我对优秀作品有一定的鉴赏力，《红雪莲》写作过程中，自然时时把握和应用各种艺术手法，调动所有才华和能量，力求达到最完美的结果，但遗憾依然存在。
    丘晓兰：近年来，文坛盛行个人化边缘化写作，过分关注生活琐事风花雪月，而忽略或绕开重大历史事件，缺少社会担当和道义，你为什么会直奔援藏这件国家行为举国大事来写，而且以长篇小说形式表达？你认为当下还有史诗性的作品吗？
    杜文娟：我也愿意写一些轻松飘渺的作品，但一个作家能写什么善于写哪种题材，与个人经历文学积淀有关，几十年来，几乎没有都市生活体验，一直在城市边缘或山区游历和生活，做梦都想成为城里人，即便现在常住城市，却格格不入。创作《红雪莲》是觉得自己已经具备驾驭这部作品的能力了，缘分到了，就完成了。
    任何时代都有仰望高处的人，都有特立独行者，都有一梦几十年者。抛开世界文学不谈，单说当代中国文学，柳青的《创业史》，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史诗般的作品。
    丘晓兰：你在后记中写道，开笔之前焚香沐浴，这个仪式很重要吗？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您是如何克服的？
    杜文娟：开笔之前焚香沐浴，这个仪式对我来说很重要,写作原本就是庄严神圣谨慎的事，尤其是自我感觉重要的作品，如此浩繁重大的工程，开工之前自然得有个仪式。
    前面数月写得比较顺利，越往后烦躁越重，亲人重病，体力透支，小说人物命运沉浮，三股力量撕扯我，使我焦虑不安，身心疲惫。我对一位鲁院同学说，什么时候写出好作品心就安了，她说你心安了，就写出好作品了。后来还是没有支撑住，有好几次，趴在沙发上，呼唤着离去的亲人，祈求他们护佑我完成这部作品。
    作品完成以后，体重减少十几斤，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恢复体力，前往三亚晒太阳吹椰风食莲雾，过了一段富贵闲人的生活，直到现在体重还不足一百斤。
    丘晓兰：《红豆》在今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66周年到来之际隆重推出你的援藏题材长篇力作《红雪莲》，你认为这部小说的发表有什么重要意义？
    杜文娟：这部作品对我本人来说只是完成了一部稍微厚重的作品，对于众多与西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特别是援藏者志愿者和外来者，会稍许欣慰，据我所知，大概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来反映这个群体的心理和生命历程，在《红雪莲》中，或许能找到每个人的影子。《红豆》在西藏和平解放66周年之际发表我的长篇小说《红雪莲》，可以说是一部献礼作品，将起到搭建内地文化与西藏文化之间的一个桥梁或纽带作用。
    丘晓兰：据了解，《红雪莲》这部长篇力作在《红豆》发表后将出版单行本，你能否谈一谈这部小说将会给文坛及读者带来什么反响？《红雪莲》的发表与出版对你今后的创作有什么促进？
    杜文娟：中国文坛如此繁盛，一年出版几千部长篇小说，《红雪莲》只是其中一部，能否对当下文坛带来反响，要靠时间去检验，但我相信会有读者感兴趣。我没有能力掌控市场，但有能力更加虔诚地对待自己的文字。记得一位朋友说过，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增加作者的身高，如此这般，《红雪莲》使我稍稍高了一点点，也会使我稍许自信。
    丘晓兰：所有艺术都不完美，假若现在要您自省，您觉得《红雪莲》这部小说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杜文娟：尽管花费了许多心力体力，《红雪莲》依然有可以完善和修订的空间，目前也在打磨中，最大的不足是应该让柳渡江和南宫羽有更多的交集，还曾经设想，如果让柳巴松与南宫羽有一段撕心裂肺的感情纠葛，或许更有意思。后面几个章节写得汪洋不羁，收紧一点或许更好。
    清楚遗憾在哪里，也是幸事。
    再次感谢《红豆》对我的无私支持，感谢每一位《红豆》人，感谢丘主编在百忙之中完成这次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