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问兰花何处生，兰花生处路难行。争朝襟发抽花朵，泥手赠来别有情。”这首绝句的作者，是20世纪早期著名的湖畔诗人应修人。他的新诗《妹妹你是水》《小小儿的请求》等流布颇广。他的旧体诗词的光芒，往往为他的新诗成就所遮蔽。
    像应修人这样的旧体诗词作者，在20世纪灿如繁星。不少写新诗名世的诗人，也都有一些优秀的鲜为人知的旧体诗词作品。只是因为他们新诗方面的盛名，这些旧体诗被掩盖了。比如徐志摩这首《清明雨中》：“檐溜潺潺插柳斜，异乡佳节不须夸。暂时为客还非客，此日离家总忆家。听雨有愁宜中酒，寻春无梦到看花。隔墙薄暮新烟起，暗减心情负岁华。”诗中描写了杭州清明雨中的感悟，表达了思乡和少年特有的一种透明的怅惘。语浅情长，辞美味醇。再比如闻一多这首《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鸟]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其中的“勒马回缰作旧诗”，成为一个颇富象征意义的时代意象，令人品味再三。
    这些诗词作者数量纷繁，面目各异。他们写作旧体诗大都不是为了发表，不是端着诗人的架子作抒情状，而是随感而发，触景生情，随意挥洒，所以更加接近生命的本色，更加容易保留岁月和历史的原生态样貌，更能折射这一特定时期的诗人心态和社会细节。这些作品有诗的魅力，同时也有史的质素。
    梁启超先生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说：“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锦绣壤，君之背兮修罗场……”清末民初正是所谓3000年未有之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诗词的多元流变和多元生态，折射出了这个时代变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接踵而来的20世纪诸多历史事件，恰好为这些悲剧、喜剧、壮剧、惨剧做了详细的注脚，一个个社会大事件给诗词作者带来各种各样的心理冲击，也为形形色色的作者搭建了新鲜的性灵舞台。他们的诗词作品是时代变迁的活的精神标本，寻找他们失踪了的轨迹和光芒，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段段时间的背影和风雨的痕迹。
    我对20世纪诗词的关注，先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对郁达夫诗词的喜爱，而后则是因为对大学里的老师许桂良、顾之京夫妇的父亲顾随先生的敬重。我还记得在大学图书馆里借到郁达夫诗词选之后的惊喜——“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等等诗句，就像楔子一样直接楔在我的心上。之所以用到“惊喜”这个词，是因为此前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过，在我的阅读视野之外，还有这样一种又新又旧、新旧难分、魅力无穷的文学存在。
    五四以来，新诗虽然在主流文学界有了重要的地位，但其自身的某些缺陷所招致的争议也是一路相伴而来。鲁迅在1934年致窦隐夫的信中就曾说过：“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此后至今已经整整80年了，尽管旧诗仍然没有从人们的脑子里被“挤出”，但旧诗被主流文学界所忽视甚至说歧视，也仍然是客观的文学现实——除了引起广泛聚焦的少数领袖和社会名人的作品之外，很少有研究者关注20世纪旧体诗词的整体创作成绩。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也是和20世纪旧体诗词的创作水平和美学影响不相称的。
    诗歌与时代有着天然的联系，事实上从20世纪诗词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接收到时代前进的神秘跫音。请来看袁克文的“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两句表面是写游颐和园的感受，抒发了淡泊功名、不贪恋权势的明智的人生态度，实则曲折表达了对父亲袁世凯的劝谏和讽喻。再请看张恨水写南京大屠杀的这两句：“城里遗民三十万，可能一哭似予无？”其笔调沉郁苍凉，凄清苦涩，读来如在昨天，让人怦然心动。还请看张大千写乡愁的这两句：“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因为战乱阻隔，作者漂泊海外，不能归国，画梅杏而思江南，感叹只能画却归不得。词调明丽，而心境悲凉。下面再来看看沈祖棻笔下的春愁：“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这句“有斜阳处有春愁”使沈祖棻赢得“沈斜阳”的别号。这首词写于1932年，表现的即是踏青引发的春愁，实际还有隐含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家国之忧，已经远甚于一己幽怨了。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也能在旧体诗词中辨认出清晰的雪泥鸿爪。罗元贞说：“老去孤怀天不问，生来野性自难驯。”冒效鲁说：“说法能为狮象吼，违时休作鸟虫吟。”张伯驹在这首《浣溪沙》中说：“病酒愿为千日醉，看花误惹一身香，老年狂似少年狂。”林散之则在这首《七零年八月初三夜》中说：“江上青留点点山，别来无恙在人间。”一句“别来无恙在人间”，依稀让我们感受到平静水波之下的内心涡旋。
    聂绀弩的《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是一首特殊年代的奇异的爱情诗：“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非寡且偕行。”作者服刑后获释，却惊闻爱女海燕早已自杀，随后写了这首七律送给老伴。全诗泪中含笑，笑中含泪。写的是家事，而从“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这样的诗句，又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悲剧性的记忆。全诗单挑出一句来很平常，但组合到一起，却成为一个强大的气场，有震撼人心的千钧之力。
    以上例举，仅仅沧海一粟。实际上，20世纪有不少非常优秀的诗词佳作，但大多在读者中并没有达到耳熟能详、广为流传的程度。因为对其缺少文本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和有效的媒介传播，致使这些诗词作品在公众视野中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我理解的诗歌写作是一种艰苦的人生体验，需要最大限度地逼近人生，最深程度地体验人生。20世纪诗词决不仅仅是词藻层面的、技术层面的，而更是生活化的、开拓型的、建设性的。20世纪诗词作者中的很多人，公众并不一定把他们当作诗人来看。但是他们自己对诗人的身份却似乎看的十分重要。比如据周晓川先生回忆，词学家夏承焘先生临终之时，嘱咐身边亲故：“我过老时你们不要哭，在耳边哼这首词就可以了。”意思是说不要哭哭啼啼，只要吟诵他写的《浪淘沙·过七里泷》就可以了：“万象挂空明，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这首词作于1927年，写夜过富春江七里泷的感受，月下泛舟，秋光奇绝，仿佛徐徐展开一幅淡雅的山水画，深入浅出，余韵悠悠。
    罗瘿公先生告诉程砚秋，死后墓碑只写“诗人罗瘿公之墓”七字。钟敬文先生也有类似的遗言。书画名家林散之先生自题的墓志铭上，也只有几个字：诗人林散之墓。罗先生的书法润格很高，钟先生在民间文学界是权威，林先生的诗名也并不及他的书画名之盛，他们回首平生，为什么只提自己的诗歌呢？倘若这些传说无误的话，我相信罗、钟、林诸先生肯定是把“诗人”这两个字看作了美好人生的象征。不凡的人生旅程，自然是有着多彩多姿的各种内容，而他们自己则以一言以蔽之，曰：“诗人。”人是诗之本，诗是人之光。“诗人”是个美好的称号。其美在诗，其美更在人。
    旧体诗词从复苏走向复兴，从复兴走向振兴，是21世纪令人欣喜的文学新潮。旧体诗词简练、凝重、典雅，把汉语的声韵美、形式美推向了极致，是汉语言中最美丽的艺术花朵。文脉绵长，福泽深远，既是民族智慧的美好载体，又是文明传承的优秀媒介。诗词写作的重现或曰回归，并不是对既往新诗写作的简单否定，而是有益的调节和科学的补充。诗词新潮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体回归话题，而更具有了一种别具风姿的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回眸20世纪的旧体诗词，研究20世纪的诗词演变和美学嬗变，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和生活原态，可以呈现当时的社会心理与精神生态的真实状况，可以为21世纪的诗歌发展提供有益的艺术借鉴和历史经验。美国评论家丹尼尔·霍夫曼在《美国当代诗歌史》中说：“诗歌，是一个民族的感情气候。”是的，20世纪的旧体诗词，所呈现和记录的正是这100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气候。其中有晴空万里，有艳阳高照，有雾霾交加，有风雨雷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