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历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和理论热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21世纪以来，出现向文献学、史料学基础工作回归的趋势。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下，一批具有查缺补漏乃至填补空白意义的成果相继问世。这一现象的学术价值正在凸显，甚至被学界认为发动了新一轮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
    确立史料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曾长期盛行“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研究理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进一步拓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史料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瓶颈，于是加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被提上重要议程。”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付祥喜表示，有没有确立史料意识以及实践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研究是否客观公允。
    在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德发看来，尽管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文学史书写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然而当下如何推进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面临新的困境。理论思维或文学观念的突破诚然重要，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利用的突破更应成为先导与基础工作。
    伴随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熟而来的困境引发学界深思。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涛提出，史料发现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保持丰富性、鲜活性的源头活水。同时，史料研究同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走出研究空间日益逼仄化的重要途径。
    开展系统的史料工作
    较之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来源丰富多样。付祥喜认为，按照史料属性不同，可以分为文献和实物两大来源。文献史料以文字形态存在，主要有文学报刊、文学书籍、文学档案和作家手稿、书信、日记、传记等；实物史料指的是不以文字形态存在的音像、作家遗物、作家遗迹等。
    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主要是文献，对实物史料的重视和利用还不够。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正在逐渐形成全面覆盖的系统工程面貌。据付祥喜观察，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对不同形式的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增加了资助力度。如先后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有河南大学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庆师范大学的“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等。
    全面的史料工作大大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的研究空间。青岛大学教授刘增人表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与史料的发掘整理实现了互补双赢。颇具代表性的有，丁帆对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数据分析、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等。此外，群体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如通俗文学期刊研究、伪满洲国文学期刊研究、天津文学期刊研究、七月派文学期刊研究、沦陷区文学期刊研究等，理念的科学性与史料的系统性相得益彰。
    避免“为史料而史料”
    在取得不错成绩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受访学者表示，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有重新史料、轻传统史料，重整理、轻研究的倾向，一些研究淹没在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之中，未能体现其本应具备的研究性和思想性。刘涛表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应避免陷入琐碎化、去问题化、“为史料而史料”的窠臼。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发现的空间日益缩小，依赖新史料来解决重大问题的可能性逐渐减小。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者必须意识到这些问题，加强自身研究的思想性，把史料作为工作的开端而不是结束，以问题意识增强研究的理论性与原创性。
    刘增人表示，当务之急是推进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逐步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理论体系、话语模式和评价标准等。
    在付祥喜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史料工作中理论研究滞后，以致“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仍然任重道远”。因此，加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理论研究，需要从基础理论而不是限于方法论上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框架。从西方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那里吸纳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和治学之道，可以拓宽和提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整体水平，但又不必拘泥于以此为标准。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也要注意吸纳史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等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数据挖掘，有可能引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