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水经注》的系统研究肇兴于明代，刊刻、校勘、赏析之作先后出现，并逐渐形成一种专门之学——“郦学”。现今最早的明刻本为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刊刻的《水经注》。不过，黄本虽然自称以宋本为底本，但是这个底本的质量并不高，尽管如此，黄本的刊行终究便利了学者们对《水经注》的探究，其意义不可小觑。
    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最早的官方记载见于《隋书·经籍志》。在隋至北宋的一些类书与地理总志中，也可以见到征引《水经注》的文字。至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原本四十卷本的《水经注》出现了散佚，仅存三十五卷。
    雕版印刷出现之后，《水经注》复有刊刻本流行。迄今已知最早的刻本，为北宋中期的成都府学宫刊本。而现存最早的刻本，仅存七册、十二卷，习惯上称为“残宋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书中的避讳字“桓”、“構”，可大体判断刊刻于南宋初期。残宋本虽然在字数上尚不及全书的三分之一，但最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辨认宋刻本《水经注》的可靠标准。
    降至明代，在《水经注》版本流传方面形成了两大系统，一为古本系统，一为今本系统。所谓古本，即刊刻、抄写时以保留宋本（或影宋本）行款（个别版本除外）与文本原貌为准则，即使底本有明显讹误，亦不作改动，尚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永乐大典》本、朱希祖藏明钞本、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钞本、冯舒校明钞本、韩应陛藏明钞本、陈揆藏明钞本等皆属古本系统。所谓今本，即已经对底本进行研究、校改的版本。自明代最早的刊刻本《水经注》黄省曾刊本以降的诸明、清刻本，皆属今本系统。
    对《水经注》的系统研究肇兴于明代，刊刻、校勘、赏析之作先后出现，并逐渐形成一种专门之学——“郦学”。现今最早的明刻本为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刊刻的《水经注》（以下简称“黄本”），一方面全仿宋本的行款，包括字体都与今天看到的残宋本类似。另一方面，黄本已经开始对郦注文字略作校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黄本虽然自称以宋本为底本，但是这个底本的质量并不高，其中没有郦道元原序、卷十八文字中缺了一整叶四百多字等，即可窥知。
    尽管如此，黄本的刊行终究便利了学者们对《水经注》的探究，其意义不可小觑。万历十三年（1585），吴琯校刊的《水经注》（以下简称“吴本”）即是在黄本基础之上对郦注文字和错简所做进一步订正后的新版本。不过，对郦书真正有突破性研究贡献的，当属万历四十三年（1615）朱谋 撰写的《水经注笺》。该书以吴本为底本，在校订上颇下了一番功夫。
    《水经注笺》中对郦注原文进行笺注的内容十分丰富，论证的方法也比较科学。比如，郦注常将重要史实系于某地之下，其中细节或与所引史籍记载有所出入，此时笺注即会详细摘录史籍原文，与郦注比较，时或提出质疑甚至订正。又如，郦注中某些字句不辞，笺注或依古本指出“宋本作某”，或下注按语“某当作某”。不过，《水经注笺》对郦注原文的处理还是十分谨慎的，除了出于错简调整的需要外，一般不径改原文。《水经注笺》所运用的治郦风格，影响了之后一百余年的郦学发展。
    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虽有新的《水经注》版本刊行，但无论是从文字校勘上还是在错简调整上，都没有进一步的推进。比如崇祯年间（1628-1644），先有谭元春等以《水经注笺》为底本刊刻而成的《水经注》（以下简称“谭本”），后有陈仁锡以吴本为底本校勘的《水经注》，但两者的侧重点皆在评点郦注辞藻。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项絪以谭本为底本刊行的《水经注》（以下简称“项本”）与乾隆十八年（1753）黄晟的槐荫草堂对项本进行的翻刻本，除在郦书的普及与推广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外，在郦注研究方面则没有任何实质性拓展。
    清代康熙年间（1661-1722），以黄仪、胡渭为代表的对《水经注》的考证研究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了乾隆年间（1736-1796）研治“郦学”的四大名家：沈炳巽、全祖望、赵一清及戴震。
    沈炳巽撰有《水经注集释订讹》一书。他吸收了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何焯等人的研究成果，用今地注古地，用史源区分郦注中的正误，并且开始大幅调整错简。这些在当时都极富开创性。《水经注集释订讹》未见刊本，只有四库馆的钞本，其上的《凡例》说“是书经始于雍正三年（1725），脱稿于雍正九年（1731）”，因此这个钞本并没有反映沈氏晚年的治郦心得，不免令人遗憾。
    全祖望有关《水经注》的研究，则集中体现在《五校水经注》稿本与《七校水经注》钞本之中（两书今藏天津图书馆）。乾隆十五年（1750）他曾与沈炳巽一起讨论过《水经注》，在其《五校水经注》中即可见引用沈氏观点的文字。另外，他与赵一清之间在《水经注》的研究上也是成果共享。作为《五校水经注》工作底本的小山堂钞本，就是赵一清亲自誉抄后赠与全祖望的。全氏《七校水经注》则是后人整理并结合他人（包括赵一清与戴震）研究成果之后的一部钞本，与全氏研究的本来面貌已有一些不同（至于光绪年间薛福成出资刊刻的《全氏七校水经注》，夹杂后人根据他书掺入的观点则更多了）。《水经注》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水经》的正文与郦道元的《注》文互相混淆的现象。如何将《经》文从《注》文中区别开来，是研究者极为关注的问题。全氏在此方面便做了一定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郦书文字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观点（按，经过我们现在的研究，这一观点恐怕并不能成立）。
    赵一清撰有《水经注释》及《水经注笺刊误》，不过这两部书在赵氏生前一直未有刊行，现在看到的刻本是经赵氏后人整理而成的。与沈炳巽相比，赵一清治《水经注》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首先是版本方面的优势。凭借着其父赵昱创设的藏书楼小山堂的丰富藏书，赵一清有机会接触到众多的《水经注》版本，比如他从柳大中的影宋本中钞得了一部分郦道元原序、卷十八脱叶的内容等，这在当时无疑是令人兴奋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为天下至宝”。他还依据孙潜校本、何焯校本订正了许多《水经注笺》未能发现的字句讹误。其次，沈炳巽主要是参考《明一统志》来审定《水经注》中地名所对应的今地，而赵一清则充分利用了诸多地理志来与郦注对勘，梳理各条水路。与沈炳巽以今地注古地相比，赵一清舆地研究方面更好地承接了黄仪、胡渭等人的思路。第三，他通过这些考证来推理《经》《注》混淆、脱文错简的可能性，他用大小两种字体，来标示全祖望提到的“注中注”的观点。并且根据各种地志中节录的《水经注》佚文，开始尝试辑补《水经注》中脱去的数篇文字。除此之外，他还将与校勘相关的字句订讹从《水经注释》按语中分离开来，单独成书，是为《水经注笺刊误》（共十二卷）。凡此种种，对郦注进行如此详尽研究的，在此之前并未之见。郦学研究至此已经初具规模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戴震主持校勘的武英殿聚珍版《水经注》（以下简称“殿本”）刊行。殿本《水经注》在校勘中提到以“原本”作参考，补充了不少文字。但“原本”究指何书，并没未说明。不过据殿本《水经注》的提要说明，“原本”应即当时从内府发现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借助“原本”，殿本中第一次收录了完整的《水经注》郦道元原序。另外殿本还将许多文字诘屈、无法卒读之处疏理通畅，对错简阙文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厘清补正。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郦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推进，并非完全是依据《永乐大典》本的发现而取得的。但是，在其时看不到各种校本、不知道《水经注集释订讹》和《水经注释》存在的情况下，读到殿本时由其中“原本”所带来的权威性是可以想见的。不过，殿本最令人诟病之处恐怕也恰来源于校订者们试图凸显的这种权威性，即用过于简略的按语对校改缘由一笔带过，导致许多校订看起来不免过于武断或证据不足。倘若作为一种通行的《水经注》版本，殿本自有其超越之前相关著述之处；但是作为郦学研究的著作来讲，殿本中的一些校订则缺乏说服力度。这也是后来在沈炳巽、全祖望、赵一清等人的著作为更多人所知晓，加之残宋本和《大典》本等古本从内府的流出，殿本依托“原本”的版本优势便几乎被摧毁的原因。非但如此，殿本还卷入到“戴赵相袭”案的聚讼纷争之中，令其学术价值打了不少折扣。
    不过，客观来讲，殿本的问世对《水经注》的研究还是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的。之后，清代的治郦学者开始在舆地方面有了更多的侧重。咸丰年间（1851-1861）汪士铎以《水经注释》为底本，进行了细致的地望考证和河流流路梳理，撰有《水经注释文》稿本（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并绘制了概略的《水经注图》。光绪年间（1875-1908），杨守敬及其弟子熊会贞绘制的《水经注图》代表了舆地制图类郦学研究的一个巅峰。在制图过程中，他们不满于殿本过于依赖臆校和体例而对郦注文字更改后所产生的与实际地理形势有别的问题，开始以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为工作底本，着手撰写《水经注疏》，在比对前人校勘的同时，重点探讨郦注所载河流的地理形势，在地理学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是书几经易稿，历数十年至杨、熊二氏身后仍只流传下来数个稿钞本，其中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的钞本与台湾中华书局影印的稿本，基本可以反映出《水经注疏》最终的编纂面貌。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