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杜甫著作的出版迎来了一个不小的高潮，各种形式的杜集著作集中面世，有全集有选集，有排印有影印，可谓洋洋大观。在距今300多年前的清初，也是一个纂辑杜集蔚然成风的年代。两次出版风行，这是杜诗之幸，也是读者之幸。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最早刊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它无疑是古代杜诗注释的殿军，论杜集注释之详赡，300年间无人能敌。仇兆鳌之后的清代注杜学者，只能责难《杜诗详注》过于烦冗，订正一些仇氏的错误，出一个精要的注本，面向另一种需求的读者，其中较好的也就是杨伦的《杜诗镜诠》了。今人再做杜甫全集的集注，也只能在《杜诗详注》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尽管在“求全责备”这个路子上仇注已被萧涤非领衔的《杜甫全集校注》超越，但其里程碑意义仍然会永载史册。
    仇兆鳌去世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距今已近300年。三个世纪以来，人人尽知《杜诗详注》。谈到其作者仇兆鳌，却多语焉不详。民国编《清史稿》也没有为仇氏立传，仅在《艺文志》中提到了《杜诗详注》而已。对于喜好杜甫诗歌的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仇兆鳌，原名从鱼，字沧柱，号知几子、四明先生、章溪老叟。明崇祯十一年生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仇氏为人秉性质直，无论出仕入仕，始终不改刚正不阿的性情。在家乡做诸生时，就因为抗忤当地官员而被罗织罪名，很长时间才得以平反。他47岁中进士，廷试策问回答的是关于海禁的问题，他竟然在殿上直言海运方面徇私舞弊猖獗，要求海运从百姓利益出发进行改革。当时的读卷官杨雍建非常赏识他，皇帝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散馆授编修。江南总督噶礼陷害陈鹏年一案，满朝文武皆知陈鹏年冤屈，却无人敢出面求情。只有仇兆鳌仗义执言，才救下陈鹏年。康熙五十一年，皇帝召见年迈的仇兆鳌闲谈民间见闻，仇兆鳌竟直言：“去年江督噶礼免官，张伯行留任，江南士庶欢腾，臣不胜大庆。”（事见《乾隆鄞县志》）我们知道杜甫一生秉持“致君尧舜”的理想，始终以一个忧国忧民的形象出现在政治史和文学史上。后世有仇兆鳌这样一个与其理想一致、为人刚正的人为其诗作注，也可谓杜甫之幸。
    仇兆鳌52岁时着手辑注杜诗。53岁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其间与顾祖禹、查慎行、阎若璩等学者交往密切。57岁时，因父亲迁葬之事辞官归乡，他居家这几年对《杜诗详注》的纂成至关重要。到康熙四十一年仇兆鳌65岁时，《杜诗详注》初稿历时13年终于完成，仇兆鳌带着稿本从鄞县赶往杭州进行刊刻，并在次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二年刊刻完成。《杜诗详注》的刊成也是仇兆鳌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这一年恰好赶上康熙南巡，仇兆鳌到吴江恭迎圣驾，将初刻的《杜诗详注》进呈御览。这无疑是一种极好的自荐方式，这个初刻本《杜诗详注》对于仇兆鳌的人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康熙见此书龙颜大悦，赐“餐霞引年”匾额。第二年仇兆鳌即重新步入仕途，入太子宫，兼翰林院检讨。随后几年，他先后担任侍讲学士、充太子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及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这段时间仇兆鳌广交学界名流，得以与同在内阁的李光地、陈廷敬、张玉书等相互切磋学问，互有补益。（事见仇兆鳌自订《尚友堂年谱》）
    康熙四十二年至五十二年间，仇兆鳌又对《杜诗详注》进行了修订，这也表明《杜诗详注》的初刻本很有可能是仇兆鳌特地为康熙南巡赶制的。康熙五十二年，《杜诗详注》的增订本最终刻成，这也就是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的底本。新刊本比原书增加两卷，原有内容也进行了挖改，比如钱谦益的名字在新刊本中几乎全部被挖掉，许多转引材料的出处也在新刊本中消失了，辑佚和校勘功能就打了折扣。所以新刊本虽然是仇兆鳌亲勘的定本，但是初刻本也具有定本不具备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
    仇氏晚年开始对术数颇感兴趣，《杜诗》之外还完成了《周易参同契集注》和《悟真篇集注》，其方法大致同于《杜诗详注》。尽管仇兆鳌生平的许多细节如今已不能详考，但是一部《杜诗详注》已经足以令其名垂青史。以前常听老先生们说，在他们年轻时，物资匮乏，想找一部书读太难。我们这个时代，不仅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读本，还能在不少的版本之间进行选择，不仅能看到当前通行印刷品的样貌，还能通过影印本一窥300年前《杜诗》注本的原貌，放眼漫长的历史时空，如今的读者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