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原义是指可以引起味觉快感的饮食之“味”，它与引起视觉快感的色彩、引起听觉快感的音乐在人体感觉上是相通的，所以中国古代人又以“味”指称声、色之美。《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说“声亦如味”，《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孟子·告子上》把“声”“色”之美与食物之“味”相提并论。而大量以“味”论文，则始于王充。
    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指出文学创作的方式、风格多种多样，没有固定模式，不必类同前人。为了论证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他把饮食之不同滋味存在的合理性作为对文学创作多样性要求的一个强有力论据，《别通篇》用“肴膳甘醢”的美味可口比喻古代圣贤之文的“美善可甘”：“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空器在厨，金银涂饰，其中无物益于饥，人不顾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飨之。古贤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读观有益，非徒膳食有补也。”此处不仅将古人的一切美文都比作美味佳肴，而且指出了完美的文章带给读者的益处超越饭食对身体的滋补。
    《论衡》中经常以味之美恶来评价文辞的优美工巧与否。如《本性篇》说：“恢谐剧谈，甘如饴蜜。”以“饴蜜”之甘甜形容诙谐流畅之文给人的感觉。《超奇篇》说：“衍传书之意，出膏腴之辞。”以食物之肥美来比喻文辞的华美。《自纪篇》说：“言了于耳，则事味于心。”指动听的言辞可以让人在心里再三玩味。味可以比喻文之美，也可以形容文之恶，如《自纪篇》说：“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或曰：谓之饰文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谓之论道，实事委琐，文给甘酸，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王充《论衡》不事模仿，独具风貌，与时尚不同，所以被斥为“甘酸”之怪味。
    王充不仅把“味”引入了文学理论领域，而且还运用这一范畴对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予以评价。如《超奇篇》说：“高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徐乐、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方今未闻。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啖人……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又如《自纪篇》说：“尧、舜之典，伍伯不肯观；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读。宁危之计，黜于闾巷；拨世之言，訾于品俗。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
    值得一提的是，《论衡》中还提到一种“澹味”，对待“澹味”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澹味”的提出和王充的创作风格有关，《自纪篇》说：“充书不能纯美。或曰：口无择言，笔无择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论譬，说俗为戾，又不美好，于观不快。盖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澹味。然则通人造书，文无暇秽。《吕氏》《淮南》，悬于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谴毁。”《论衡》由于文辞质朴而遭到了非难，一些人认为，文章必须华丽而美好，言辞必须雄辩而巧妙；动听的故事才能让人在心里再三玩味；动听的言辞人才爱听，华丽的文章人才传抄。因此这些人便以“澹味”的淡而无味比喻王充的文章肤浅，形容其文辞缺乏美感。针对世人的非难，王充反驳道：“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大羹必有澹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则辩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与世人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文辞只有质朴简约，旨趣才能高妙深远，因此他视“澹味”为最美的味道，并以“大羹必有澹味”形容文章的朴素自然之美。《礼记·郊特牲》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大羹不和，贵其质也。大圭不琢，美其质也。”《礼记·乐记》云：“《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大羹”即“太羹”，是祭祀时不加五味的肉汤。按照周礼，祭祀时以食物的原汁原味为美。因此，古人非常崇尚像“大羹”之味一样的无味之味。而王充把这一思想引入了文学理论领域，认为“大羹”之味虽淡，但余味无穷。《礼记》的观念和王充的思想对后世的文论产生了影响：陆机《文赋》说：“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氾。”即以“大羹”为一种质朴之美；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说：“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也对“澹味”大加推崇。
    后世的文论家以“味”论文，都当与《论衡》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