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与蔡晓惠
    时间：2016年12月14日
    地点：天津南开大学爱大会馆
    人物：李 彦（加拿大华裔中英文双语作家、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孔子学院加方院长）
    蔡晓惠（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蔡晓惠：李老师，我知道您是在1987年出国、到加拿大以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英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红浮萍》）是您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您亲自操刀译写的中文版《红浮萍》也在2010年问世。您还发表了Lilyin the Snow（《雪百合》）《羊群》《嫁得西风》《海底》《尺素天涯》等一系列中英文作品，是少见的同时兼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双语作家。我注意到，您并不是文学专业科班出身：您在国内学的是新闻，出国以后在加拿大主修历史专业。您的专业背景对您的双语写作有影响吗？
    李彦：我认为是有影响的，而且很深。我在国内学的是新闻，新闻写作要求语言精炼俭省，必须在很短的篇幅内传达出最重要的信息，例如导语的要求是不超过35个字，囊括最必需的内容，并能吸引教育水准不同的各类读者，这就训练了我语言简洁的写作方式，在有限的空间内把最想表达的东西提炼出来。在发表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之前，我的写作训练就是几十篇发表在China Daily上的采访稿，所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可能也无形中受到了这种新闻风格的影响。
    在加拿大读硕士时，我学的是历史，历史专业对我的影响就是要有根有据，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胡编乱造。无论新闻也好，还是历史也好，所给我的训练都不是文学的，可以随意想象和虚构。
    写《红浮萍》时，因为有些内容涉及到亲人的隐私，有所顾忌，所以才尝试着采用小说手法进行创作，进行了适度的改编和虚构。《红浮萍》在出版的时候，特意在封面注明了是novel (小说类)，强调它的虚构性，但是仍然有很多读者认为，故事情节描绘逼真，情感充沛，是编造不出来的，像是自传。当然，小说里面确实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内容是源于切实的生活经验，只是为了作品的连贯和完整性，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西方读者对小说创作中的clarity（清晰）和flowing（流畅）非常重视，所以我这部小说属于歪打正着，得益于自己的新闻写作背景。
    蔡晓惠：您曾经说起过，你个人不太喜欢《嫁得西风》，认为它算不上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我也觉得《嫁得西风》材料有些烦杂，人物头绪过多，无论故事还是人物，似乎没有突出重点。但是到了《海底》，这些弊病就都不存在了，结构更加清晰，材料使用上更加精致和克制，语言风格也非常俭省，可以说是“惜字如金”，并且充满象征和暗示，起到一种“意在言外”的效果，读者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参透其中深意。在这部作品中，您似乎把新闻写作的风格和文学创作的技巧有机结合在了一起。能谈谈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吗？
    李彦：《嫁得西风》这部长篇小说，是我用中文创作的第一个作品，当时不懂得文学创作的技巧，对文学的知识，仅仅来源于幼年时阅读过的中外文学名著的感性认识。记得当年小说初稿写出来后，我给多伦多中国笔会的一些朋友看了，其中有一位文友读完后说，“你把写十本小说的素材放在一本小说里了”。当时我只是希望读者能从一本书里获得大量信息。
    其实，《嫁得西风》本来的书名是《小城妇女会》。在这本书里，我想绘制一幅新移民妇女的群像，并没有打算突出其中任何一人，而是写出一群来自港台和大陆的华人女移民的故事。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章回小说的讲故事手法，比如说《水浒》一百零八将，《红楼梦》大观园里二百多女性争奇斗艳等等。但是出版社跟我说，《嫁得西风》里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很生动有趣，但是人物众多，没有一个核心，他们不太接受这种群像式的写法。
    到《海底》时，我已经用中文创作过一些中短篇小说了，在写作心态上比《嫁得西风》时期成熟了很多，融入了女性在经历过爱情、婚姻、为人之母后对人生轨迹的反思，对生命的体验可能更加深刻和智慧，心境也更加宽容平和，能够坦然面对历史和人性的复杂。从文学技巧上来说，我也慢慢摸索出了长篇小说的写法。你提到语言风格俭省，确实如此，而且我也有意采用了一些象征和暗示等文学手法，使作品的意义不止浅白地停留在词句表面。有些学者反馈说，读你这部书不是容易的事，很多时候需要对一句话反复琢磨，才能懂得你所暗示的很微妙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达到的效果。这部小说不是快餐文化，是写给中年以上的知识女性的，能读懂它，的确需要些人生阅历。
    蔡晓惠：《红浮萍》的英文版是1995年发表的，那时候您到加拿大才八年时间，它的译写版2010年问世，这时候您已经又在加拿大生活了十五年，前后这十五年的差距有没有对您译写《红浮萍》发生影响？
    李彦：确实是有影响的。在加拿大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我在回望中国历史的时候，思想感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对《红浮萍》里所记述的那段历史产生了新的理解。开始创作《红浮萍》英文版的时候，我才三十岁出头，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和人性的理解，认识是有局限的。译写中文版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更成熟了，看待人性和历史时更加深入和客观了。所以《红浮萍》中文版在细节上、表述上都跟英文版有些差别。在看待历史时，能够跳出小我，站在人类更高的角度上来回望和比较。这是译写时发生的一个思想上的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文学意义上的。因为从审美习惯上来说，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是不一样的。我刚才提到，英文读者更注重清晰和流畅，所以英文版在写法上就比较注重满足清晰和流畅这两条原则，而且照顾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历史知识的欠缺，所以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背景和文化解释。但是中文版就没有这层考虑，所以在《红浮萍》中文版里，我就放开了手脚，去满足我对文学语言的追求，更加注重语言的文学性和审美性。
    在写英文版《红浮萍》和中文长篇《嫁得西风》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教汉语，所以没有考虑过汉语的特点，没有考虑西方人对于中文的接受有哪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障碍。但是2008年动笔译写《红浮萍》中文版的时候，我已经教了几年汉语。在教汉语的过程中，我才突然意识到，不同的语言会在人的头脑中产生不同的效果。我发现了汉语具有音韵美和视觉美的特性，这是之前多年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和历史课程时，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在译写中文版《红浮萍》的时候，我就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我所认识到的汉语语言的特性，充分体现它的idiom(成语)和视觉美。之后创作的《海底》，也沿用了这种写法，展示了我对视觉美和韵律美的追求。
    蔡晓惠：刚才您提到，去国以后您对中国更加宽容了，在您的另外一个访谈（《纤笔一支的担当》）中，您说，“和不少国内同胞相比,去了海外的人，似乎对祖国的历史和今天的种种不足，更多了一份理解和体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境？
    李彦：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比如说文革，当初我们都痛恨文革，后来我跟加拿大的知识分子多次进行交流和访谈。他们中有不少信奉社会主义理念的人告诉我，即便文革当中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仍然是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举措，比如知识青年下乡和农村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他们对此高度赞扬。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帮助底层民众改善生活，是削弱特权、提倡社会平等的一种方式。
    记得贾平凹的某篇文章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当时知识青年在农村改造，城里来了一个招工名额，就优先分给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而本乡本土的知识青年却要等城里的知识青年都走完了，才可能有机会。好像你生在乡村，就应该待在这里一辈子。这其实是不平等的。
    我认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些理念。我们的舆论和文学作品，不少都强调作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如何艰苦，如何浪费青春，但是这都是站在个人的利益、小我的境界来看待整个中国社会的。如果你站在大我的角度，奉献个人的青春是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这种牺牲就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有些加拿大读者说，他们看到我在《红浮萍》中描写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帮助改善那里的落后状况时，感到十分欣慰，也很敬佩雯那一代人的牺牲和奉献。
    也许是受到了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的影响吧，我逐渐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比如，“文革”一开始我和我弟弟，两个十岁上下的孩子，不得不离开繁华的京城，离开当时相对优裕的知识分子干部家庭，躲到边疆地区的深山老林里，与工人家庭一起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当时感觉好像很不公平，但是多年后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就体现出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我思想产生变化，是在西方社会待了近三十年以后。一个想法的改变是对社会公平的问题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追求的是过程的公平，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的公平。其实，至今这个问题也是令人困惑的。对一部分人的公平，就免不了要对另外一部分人不公平。
    蔡晓惠：《红浮萍》是在书写“文革”，但是我发现您的“文革”书写并没有出现特别惨烈的画面，虽然也有很多让人感觉冤屈和不忍的地方，但是与国内外的很多“文革”书写不同，您似乎并不是以一种悲愤和控诉的口吻在讲述文革，而是客观理性地叙述，用笔非常克制和内敛。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写法？
    李彦：因为我所受的新闻训练的原因，没有亲眼见到的和未经证实的东西，不敢随便乱发挥、瞎渲染，避免“为赋新诗强说愁”，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讨好读者。我亲眼看到的和我确定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才敢于下笔，而不会根据道听途说的事情，信笔胡诌，哗众取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忍心把中国人写的太卑鄙、凶残、龌龊。我还是很有民族自尊感的。虽然我也是在叙述历史事实，但我不愿意让西方读者对中国人产生过于负面的印象，让他们觉得中国人如此丑陋，果然是该杀的劣等民族。所以，我虽然书写“文革”，但还是尽量表现中国人的善良和温暖。比如我写到在黑龙江林区一个亲戚家里的生活，对劳动人民所怀有的感情，一方面他们很贫穷，因为生活的极度贫困和毫无希望，会虐待孩子；但他们也有纯朴善良的一面，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其实那一章是我在《红浮萍》里最喜欢的一部分。我想表现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人本性里的善良和正直并没有泯灭；中国人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还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从一场场运动的硝烟中挺了过来，并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寻找着人类的希望。
    蔡晓惠：关于“文革”书写，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作家，美国的哈金——他的经历和您有点类似，都是英语专业出身，都是八十年代中期到北美留学，后来在北美开始了英文创作，也都因为作品获奖而进入了大学任教。他的“文革”书写被国内一些学者批评为“东方主义”，有在西方世界贩卖红色中国之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彦：我和哈金见过几面，有些交流。他送给过我几本著作，可惜还没有时间阅读。我多年前读过他的成名作Waiting（《等待》）。从文学角度来看，他的作品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符合“流畅”和“清晰”两条标准。假如他的作品出现了对红色中国的负面描写，如果是事实的话，其实不能用“东方主义”去苛责他。
    我们这一代新移民作家，初出国门开始创作时，最熟悉的是母国的往事，而我们印象里的母国就是“文革”刚结束的阶段，当时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我们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个年代物质条件确实落后，生活贫困，思想也很封闭。我们很自然地书写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并不是有意识地要迎合西方世界，故意丑化中国。
    我想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人生三境界来总结一下我们在西方国家生活和认识的三个阶段：“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们初到北美的时候，记忆犹新的，就是母国发生的一切，“昨夜西风凋碧树”，刚刚过去的“文革”使得万木凋零，隐含了一种谴责；“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当时的心情：只身一人来到西方社会，回望故国、反思历史，所以我们最开始的英文小说都是关于祖国的。
    但是十多年以后，我们已经在西方国家待了很久，也沉淀了很久，对那个社会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然后再回望我们走过的道路，哈金写出了《自由生活》，我写出《雪百合》，其实都表达出对眼下身处社会的批判性反思。例如：自由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这时候其实是第二个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在西方社会尽管经历了精神上的困扰、生存的挣扎，我们并没有后悔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里的“伊”指的是追求理想的信念，在理想信念的支撑下，人无论到了何种环境，最终还是可以走出困惑和迷惘的。在这种心境下，我写出了《雪百合》。这部书虽然没有获奖，但多伦多大学、卑诗大学等好几所高校都用它做了研究华裔移民史或者女性研究课程的教材。教授们反馈说，他们很喜欢这部小说的语言风格，流畅幽默，信息量很大，写作技巧掌握得好，让人物层层展开，逐步引入复杂的主题。我是很欣慰的。一个创作情感真诚的作家，会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而不会为了获奖，去刻意迎合任何一方占据了话语权的主流评论界的。有些国内的评论家，把事情简单化了，这是对作家创作心态的误解。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二十多年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融入主流社会多年。对我来说，逐步产生出一种“他不再是他，我不再是我”的感觉。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不可避免地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频繁接触。对其他文化了解得越多，你就越清楚：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论种族、语言、信仰、制度是多么地不同，但人类的内心世界，真善美的标准都是相通相似的，剥去表层之后，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我就是他，他就是我。这种心态，自然也反映在我近期的几部非虚构作品中。
    蔡晓惠：您的英文小说《红浮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被美加不少学校选为学习中国现代史的辅助教材，您的中文小说《海底》、作品集《羊群》、散文集《尺素天涯》也均被列为多伦多大学的汉语高年级课程教材，这充分显示了您作品的史学功能和语言学价值，您作品的文学意义也已经得到了加拿大社会的认可，我们知道《红浮萍》曾获得加拿大年度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您也曾获得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我想知道的是，《红浮萍》在加拿大主流文学史的地位如何？或者更广泛一点，华裔少数民族文学在加拿大主流文学史是一种怎样的地位？普及程度如何？
    李彦：我不愿意把我的作品跟加拿大土生华裔的作品放在一起类比。因为我的成名作虽然是用非母语创作的，但我后来一直采用中英文两种语言交叉写作，而且逐渐把注意力转到对中西方文化对比、探索中国文学如何向外推广的思考上来。
    加拿大社会比较推崇的土生华裔作家，基本上都是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华工后代，他们基本上不懂中文，英语就是他们的母语，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都与我们第一代新移民截然不同。这个领域里面的代表人物，包括崔维新、郑霭龄，这两人在主流社会的影响很大，是加拿大华裔文学的翘楚，他们的作品也被高度评价；还有李群英的《残月楼》，也是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经典之作。余兆昌的系列儿童作品也经常被提及。此外，还有几位年轻一代的著名作家，比如刘绮芬、黎喜年等人。这几位土生华裔作家，基本上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诸如“总督奖”或者其它文学大奖的人，作品很畅销，备受主流社会的推崇。
    反倒是加拿大华人新移民不大读这些英文作品，当然这跟新移民英语水平普遍不高有关系；我们这些英语专业出身的人，虽然英语阅读没有问题，但从兴趣出发，也更喜欢读母语的作品。我是因为对加拿大早期华人移民的生活也很感兴趣，所以才读了《玉牡丹》、《妾的儿女》等作品。
    蔡晓惠：您近年来的作品从早期的历史书写（《红浮萍》）已经转向了新移民在加拿大的生存状态，比如《羊群》《嫁得西风》《海底》，我注意到宗教信仰成为这些作品的一个主题，有时候是人物展开的背景或幕布，宗教信仰在其他北美作家那里似乎很少涉及，但是在您的笔下，宗教好像渗入了新移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独属于安大略省这个小城的独特现象还是加拿大各城市的普遍现象？宗教信仰在加拿大华人移民那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本人对于基督教是什么样的态度？
    李彦：宗教在加拿大不是某个城市的特别现象，整个加拿大社会就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其实整个西方文化就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对宗教的关注实际上体现了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敏感和对加拿大社会的深入思考，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人类共同的问题才会产生这些思考。
    中国文化尽管包罗万象，但是大体可以用儒释道三个方面来概括。而西方文化，我个人认为，就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或者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各种派别，还有东正教，甚至于犹太教，都是来源于《圣经》。我起初并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最开始吸引我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大批新移民有些是共产党员的都在90年代变成了基督徒，而且很多人信得很虔诚。后来通过观察和思索，终于悟出了共产主义信仰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着的相似性，它们都为生存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我信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但接受全世界的不同信仰，例如基督教的那些美好信条，儒释道中的积极的因素，我都喜欢，但是对这些信仰中负面的东西我也持批判态度。我至今没有加入任何教会，更没有受洗，因为我是个对信仰很认真的人，眼睛里揉不进沙子，胸膛里容不得龌龊。主义都是美好的。但是人都有缺陷和弱点，在组织和实施过程中，难免会掺杂私货。假基督徒，和假党员一样，都是男盗女娼，口是心非，都会亵渎信仰的纯洁性。
    蔡晓惠：在《海底》《羊群》《嫁得西风》等作品中，展现出纷繁复杂的新移民众生相，里面出现了各色人等，如圆滑精明的台湾人庞太太、阅人无数的姚翠螺、招摇撞骗的黄水湾学院教授等等，这些作品里也出现了一些异族人形象，比如品行恶劣的大白鲨、吸毒成瘾的青蛤等，可以看出您在描绘中西方人物形象时，并没有任何偏见。但是无论中国新移民或者西方人，似乎真正可爱可敬的人很少，里面的新移民小社会也是充满了种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一些黑暗肮脏的权色交易。我注意到，这些新移民来源途径似乎非常复杂，既有偷渡者，也有伪学者，那么在加拿大的移民人群里，有没有阶层的差别？您现在所接触的加拿大移民，与您笔下的新移民，有没有差别？《海底》里的新移民是不是只是加拿大移民的某个阶层，而不是加拿大华人移民的全貌？
    李彦：应该这样说，我笔下描绘的这些新移民，都是没有真正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华人。当他们在华人圈子里混的时候，会把来自华人社会的很多弊端一同带到加拿大社会，比如拉帮结伙、聚众欺人、撒谎诈骗、投机取巧、不讲原则只看私交等等。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以后，如果没有进入主流社会就业，无人约束他们，就继续以这种方式生活，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他们既不受主流社会的法律和信仰约束，同时也摆脱了大陆地区的道德伦理观念的束缚，成了三不管的群体，所以出现种种乱象。而真正融入了加拿大社会的华人，是必须遵循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的。西方人很崇尚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我们这些在大学里任教的华人，反倒不拉圈子不抱团，因为这在主流社会是被鄙视的做法。我在《雪百合》里面，描述了一些华人新移民的真实生活状况。有些白人同事读过后，感到惊讶说，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加拿大的华人移民生活简直像万花筒似的，这么复杂！
    蔡晓惠：您除了是一位著名作家之外，我知道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角色，就是加拿大孔子学院院长，您曾提到您担任孔子学院院长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我这里有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想跟您探讨：任何一种文化，其实都是包含精华和糟粕两个面向的，中华文化也不例外，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遇到您自己都不愿接受的中华文化的糟粕时，您如何处理和面对？比如中国文学经典里的一些负面因素？您曾提到过，外国学者非常反感李逵这个人物形象，认为他血腥暴力，其实我也跟西方读者有同样的感受；除了这个之外，《水浒传》里传达的很多价值观和思想我都很反感，比如，里面大部分女性形象都是负面的，还有所谓的一百0八条好汉，其实他们的很多做法都是有违现在的道德观念的，比如吴用用陷害的方式逼卢俊义造反等等，他们试图消灭贪官和对抗腐败政府的目的并不能使他们的行为成为正当（Their purpose cannot justify their means）；不仅《水浒传》如此，《三国演义》里有很明显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谓的皇家正统刘备，也并不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形象；《红楼梦》中的男性形象，要么正经刻板，要么风流成性，。在教西方人中国文学的时候，您遇到这样的质疑和挑战时，如何应对？
    李彦：我在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还是尽量注重它好的那些方面。举个例子吧。我儿子在康奈尔大学读大一的时候，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很兴奋地问我：“妈妈，你读过《豫让传》吗？”他说他选修了一门叫《中国简介》的课，由一个从台湾留学回来的美国教授讲授。课程教材就是从古到今的文学选篇，比如《荆轲传》《豫让传》《项羽本纪》，已经翻译成英文了；还有《莎菲女士的日记》《狂人日记》等等。《水浒传》这位教授选的章节是“九纹龙史进”那一部分，他没有选“宋江杀妻”“武松杀嫂”这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但是其实很血腥暴力的章节。“九纹龙史进”那一部分就突出了中国人讲义气、一诺千金等美德。《豫让传》也是一样，短短几百字，就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的忠孝节义、信守承诺、士为知己者死等美好品质。我儿子感叹说，“妈妈！原来中国人还有这样的故事！太震撼了！”他告诉我，他们那个大班上有二百多人，学生们都很喜欢那门课，他们通过这门课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
    所以在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选读书目和篇章是很重要的，尽量选取一些弘扬中华文化积极方面的文学经典和片段。中华文化里确实有负面的因素，有时候也无法逃避，这时候就要注意介绍这些负面因素的时机和方式。例如，我讲授中国文学课时，学生们读了鲁迅的《祝福》《孔乙己》，会感到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太冷酷。我就会解释说，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产生了变革的需要，推动社会的进步。
    蔡晓惠：您个人更偏向于中文写作还是英文写作？您对将来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打算？
    李彦：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出了12本书，与别人合著的有两本，独著是10本，其中有两本是英文小说，就是 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和Lily in the Snow。用英文写作确实有它的好处，比如当你想要非常流畅的阐述事实，英文是很得力的语言工具；而且当我希望主流社会只读英文的读者能够理解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会选择用英文写作。比如我写《红浮萍》是因为当时加拿大很多人不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中国人，我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就是希望破除他们对中国的一些误解，让更多西方人了解真实的中国，了解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写《雪百合》也是因为加拿大社会对中国新移民很隔膜，他们对中国人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个很久远的时代，还停留在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而加拿大土生华裔创作的英文作品，大多写的是家族的陈年往事，也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生活状态、面临的问题早就与那个年代相去甚远了。
    80年代之后的新移民大多是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在国内拿了硕士出来的。这一批人有专业知识，英语也没有问题，不存在温饱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信仰上的困惑：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如何接受西方文化和其中的一些价值观念，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在《雪百合》和《自由生活》中，我和哈金探讨的都是如何调整价值观念、在异域开始新的生活，而不是早期移民最关注的生存问题。今天的新移民，很多都可以凭借现有的教育水平谋得生计，比一百多年前的华人生存条件优越太多了。而且我们这个时代，也没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存在；如果真的有很严重的情况，也可以诉诸法律。所以我们面临的是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困惑、怎样找到心灵的支撑、在异国异文化中生活下去。我们用英文写作也是一个反思自己的过程。
    我们一到北美就用英文写作，这是很多早期华人所不具备的优势。像崔维新他们，都是第三代华裔了，英语已经是他们的母语，他们用英语来讲述祖先的故事。而我们是第一代移民，跟他们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讲述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是新移民知识分子的故事。所以采用哪种语言写作，取决于想向谁讲故事：如果我想向主流社会讲述华裔新移民的故事，我就会用英语写作；如果我想让国内的同胞了解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我就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