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贤近照
    关于获奖
    ■个人简介
    孔令贤，1942年12月出生，昔阳县人。中国当代散文家、大寨历史文化研究专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晋中市文联专家委员会（文学专业）委员。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曾任昔阳县纪检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自1976年在《汾水》（《山西文学》前身）创刊号篇首位置发表报告文学 《插上金翅膀飞翔》以来，迄今已发表出版作品400余万字，其中有山西旅游风景名胜丛书之《大寨》、散文集《超越昨天的辉煌》《回望昨夜星》《漫话大寨文化》《孔令贤散文选集》、长篇纪实文学《大寨沧桑》等。主编 《昔阳文学作品选》《名家笔下的大寨》。其中篇报告文学《“难民村”的时代脚印》荣获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
    ■获奖对话
    山西晚报：您这是第一次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吗？
    孔令贤：是的。
    山西晚报：您长年创作，获奖无数，省级的、国家级的都有，这次获得“赵树理文学奖”还会激动吗？
    孔令贤：当然很激动。创作是相当寂寞痛苦的事，每次获奖就像暗夜摸索中看到星光，坎坷行走间得遇掌声。荣获“赵树理文学奖”，是对工作中创作、创作中工作这种写作模式的肯定，是对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肯定，是对坚持、坚守创作精神的肯定，能不激动？！
    山西晚报：能说说您的创作体会吗？
    孔令贤：我手写我心。任何作品都是展示作家所要的、所想的、现实的或期许的“那个”，包括审美情趣，希冀将“小我”漫溢扩展成“大我”的平台。作品有了社会效应，作家就有了社会责任。解决“为什么人”“怎么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作家除注重自身修养外，深入实践、感受生活，力图将个人感情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相结合，即所谓接地气，是创作的不二途径。至于表现手法，则是越接近读者的审美习惯，越易为读者接受越好。这就是我的文学创作原则。
    ■获奖作品介绍
    中篇报告文学 《“难民村”的时代脚印》以农村脱贫为题材切入点，以主人公时双印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理想与实践为主要线索，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性格渐次推进，细节丰富而真实，并有适时适地的环境描写、心理刻画。作品现场感强烈，人物富有冲击力，故事性强，是一部贴近现实的动人之作。
    A 关于创作：
    今生以做事为文安身立命 此路不错
    山西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文字并开始写作的？
    孔令贤：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读初中时喜欢上的。那时，宣传革命英雄主义的书籍很多，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还有杂志上的许多文章，我将之视为珍宝，节假日泡在文化馆阅读，尽日不归。那时也正是“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和西李马胡孙创作旺盛时期，大师们的作品写农民，为农民写，文风朴实，语言生动，“土”味浓，接地气，我痴迷于兹，并最终指引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山西晚报：您的散文 《袅袅青烟》《文化石》《瓮山清凉如许》都曾获得国家级的散文大奖，您最开始是写散文吗？您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却能始终进行业余文学创作，二者怎样协调？
    孔令贤：是，我最初写散文。在我看来，做事、为文，好比人躯体的两只臂膀，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做事，能更多更好地深入生活，获得较丰厚的创作素材，也可以提高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洞察能力，激发创作灵感。为文，则能以文学高度、形象思维观察生活、认识社会，做起工作来内容更丰富多彩，方法更生动活泼，同时也多了一条工作路径。当我将做过的工作和身边的人、事变成文学形象、文字来表达，乡亲们读后总会惊喜，“原来我们的生活是这样有趣，我们的道路就是这样走过的啊！”每逢此时，我就觉得，今生以做事为文安身立命，此路不错。
    山西晚报：是不是正因为有了做官员的这种阅历，也让您为文时，有了更高更宽的视野？
    孔令贤：是这样的。生活好比海滩，沙砾、泥土、珠宝都有。做官的阅历，让人有识别珠宝的高站位，选取珠宝的广视野，打磨珠宝的切入点。这就是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山西晚报：您的纪实文学写得很棒，《大寨沧桑》就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还被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称为“大寨版”史记。为什么会写大寨？就因为自己是昔阳人吗？
    孔令贤：说因为我是昔阳人就写大寨，也对，也不对。长期关注农村，研究农民，使我认识到，大寨走过的路，是中国农民探索中国式农业发展道路的缩影，有成功经验，也有艰难曲折，甚至失误。即使不作为全国典型，以真实史料客观记述，以人文视角、文学构架总结叙写那些奋斗历史，对继往开来、以古鉴今，不无益处。更何况，作为华夏名村，当代政坛风云在那里有折射回响，诸多历史事件在那里有蛛丝马迹式的演绎，为解读那个时期的政治生态提供密码。于是，我写了，反响还不错。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开过作品研讨会。
    山西晚报：您在写作方面是全面开花啊，写过电视剧本，还写过音乐作品。
    孔令贤：说我写作全面开花，言重了。边工作边写作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在创作上不可能四面出击。散文是散步的写作，客观物事触发创作灵感，以优美语言为载体，传达涌动的感情；报告文学则是用文学手法写报告，或者说是报告的文学化，这两种文体更适合我，写作也相对多些。文学样式五花八门，长枪短炮魅力各具，但人的自然生命、艺术生命甚短，精耕细作一亩地，深挖苦营一口井，足够。
    B 关于作品：笔端总是对准基层
    山西晚报：为什么要写时双印这样一个人物？创作《“难民村”的时代脚印》的初衷是什么？
    孔令贤：我长期在农村生活工作，关注与城里人差别巨大的亿万农民能否脱贫，怎么脱贫，靠谁脱贫。脱贫攻坚正是党中央近年来的工作中心。我觉得，时双印带领群众从“难民村”走向小康村的故事，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诸多启发。写这部作品，写时双印，为的是以文学形式、文学形象，引发更多人对农村脱贫的关注与思考。
    山西晚报：写这部作品用了多长时间？和时双印有过怎样的交流？
    孔令贤：从采访到写作完成，大概有两个月吧。时双印是我的老相识、好朋友，他的事迹早有耳闻。为写好他，我曾先后三次赴洪川，和时双印面对面交谈、探讨，还开座谈会，个别采访相关人员，亲自走他们担水上山的路，看板栗田、核桃坡。还调查了当地的风俗民情，希图还原当初的情景，强化文化背景。初稿写出，又征求过时双印夫妇的意见，做了修改。写报告文学作品讲究六分走，三分想，一分写，不下这样的硬功夫不行。
    山西晚报：写《“难民村”的时代脚印》时您年纪也不小了，写报告文学这类题材又很辛苦，是什么动力让您去创作的？
    孔令贤：我曾不止一次见过村里人至今烧不起煤炭，盖不起砖瓦房，男子娶不起媳妇，有病得不到医疗，拿着政府补助的农业款，数来数去，舍不得花。而此时的城市，却在忧虑交通拥堵，房价虚涨，营养过剩。看着乡亲们如此生活，我无法心安理得，置之度外。
    山西晚报：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什么？
    孔令贤：我想通过塑造时双印这个共产党人的文学形象，告诉读者：贫困落后不是农村的专利，只要党组织足够忠贞坚强，能够广泛团结、充分动员农民群众，突破传统经营模式，用现代理念、现代管理搞农业工业、农村产业，无论条件再艰苦，环境再险恶，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山西晚报：您的作品里总有种泥土的清香，能感觉到您对乡村以及在乡村土地上生活的乡民们的了解和爱惜之情。能说说您的这种情结吗？
    孔令贤：我一直在故乡生活工作，深爱这里的山水田园、历史人文，爱古往今来的人物和现实的梦幻的故事。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一代一代人老去，一代一代人降生，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当代人、后代人身体流淌着父辈的血液，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却渐渐疏离，甚至落差很大，恍若隔世。这是社会进步的阵痛与必然。或许是爱乡情切吧，总想告诉当代人和后来人，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是宗教式说教，是形象濡染，艺术浸透，潜移默化。这种情结，过去有，以后大概也不会变了。
    山西晚报：您的笔触常常深入到基层百姓和基层干部的心中，描摹他们的生存状态。还打算一直这样写下去吗？
    孔令贤：无论为官岁月，还是赋闲当下，我都生活在乡亲们中间，周围尽是平头百姓、红尘男女，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琐事，俗言俚语、嬉笑怒骂的氛围。他们是淳朴、善良、真诚、力量的代名词，一颦一笑间折射社会风云变幻，细微幽深处体现世事阴晴冷暖。融于他们中间，与他们对话交流，掏心掏肺，该是多么快乐而有趣的事情！我的根在这里，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从中汲取营养，我不能离开这真实的生活。客观世界很大，也很小；我的世界很小，也很大。如你所知，按我的经历，完全可以大写特写官场风云，连篇累牍宦海沉浮，我却始终将笔触对准基层百姓、基层干部，道理就在这里。
    山西晚报：最近在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品？
    孔令贤：去年到今年，在《中国报告文学》先后发表了关于昔阳抗战的系列作品，想将这些文章合集出版。另外，有本写乡愁的散文集子，等待出版。先办这两件事。以后如遇题材好，素材足，有灵感，就写。
    延伸阅读
    《“难民村”的时代脚印》内文赏读
    时双印兴冲冲归来，找乡领导汇报。一听结果，领导们满脸笑成一朵花，不仅为洪川有了满腔热忱脚踏实地的带头人，也为他找到兴业富村之路而高兴。时双印邢台之行，种板栗脱贫致富的口号开始在丁峪乡叫响。
    洪川，一个丁峪乡外不知其名的边塞小村，一群连昔阳话都说不純正的逃荒人后裔，欲捷足先登改革开放先锋号，破冰启锚，扬帆远航。
    百余亩薄田播种罢，山坡上，桃花红，杏花白，核桃树长穗子花一嘟噜一嘟噜地开放。时双印乘势发动，率众登上西垴山，刨下了整修条田第一镢。
    时双印边干活，边给大伙讲述邢台考察时听到的毛泽东主席和板栗的故事。
    正讲得兴致勃勃呢，有人拄着镢头把放凉话，“哎，哎，毛主席、北京离咱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咱说近的吧，我问你书记，这么大的荒山，这样一镢头一镢头刨，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板栗？真叫胡闹哩！”说罢，镢头一撩，扭头就走。
    时双印惊奇地直起腰来，正要说点什么，几个年轻人见风使舵，也顺势放下镢头不干了。
    众人却不由分说，三三两两溜走了。整修板栗地头一天，就这样无果而终。
    ……
    时双印毕竟有文化，懂政策。思前想后，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群众不接受种植板栗的决策，归根到底是思想发动不够，舆论准备不足。这么多年了，地处一隅的乡亲们，信息不灵，思想闭塞，安贫乐道的习惯势力，固步自封的守旧意识，将不少人的心灵封闭得严严实实。当然，还有解放以来上头政策多变，朝三暮四，把人心弄蔫了，弄怕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总得让群众看到实际可行，才能把人心凝聚起来。
    于是决定组织众人到省界那面的三六沟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