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那天我们在微信上聊你的诗歌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当时也想就以微信聊天这样的方式呈现我们的对谈——你一言我一语，有一搭没一搭的也很好。可是，后来我手机出问题，微信重新装过，所有的记录都没有了。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这个题目了，我觉得用这个做对谈题目挺适合你的。你觉得你有多少个假“薇”？
    杨碧薇（诗人、作家）：我晕，看来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假访谈。你第一个问题就把我问住了，我并不了解世界，更不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是一种智慧，而我很欠缺这种智慧。我写过一首诗，叫《俄罗斯套娃》，暗藏了渴望分身的愿望。分身是一种对肉体进行控制的高级技术活，也许能带给人更多安全感。当然，这不可能，所以只好去做各种好玩的事情。好玩的事情给人一种分身的错觉，能分的身越多，就越不惧怕死亡。
    何平：你说你身上是贴着《家庭背景》和《妓》这两首诗标签的诗人。贴标签可能是批评家常用的方法，他们要把你从一大堆满坑满谷的诗人中分离出来，只能去贴标签。现在看，这标签给你带来了怎样的问题？
    杨碧薇：没给我带来问题。即使有问题，也是带给评价者们的。标签使人的形象固化，阻碍研究者和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他人。而我自己的写作肯定不会在这两首诗里打转，它们只是我阶段性的产物，写出来后，我就放下了。生命太短，我还要去写更多东西。
    何平：有一次你好像说到了读者阅读习惯的问题，像你的《家庭背景》《妓》其实在诗歌本身已经“完成”了，审美完全可以止于诗歌，但读者，甚至是专业读者还要建立起诗歌和你人生经历的想象。文学阅读和研究成了窥私欲和“八卦传奇”。这样的诗应该还有《童年往事》《一个陌生人的死亡》，你诗歌里的假“薇”，人家当成了真的。这种阅读习惯会给你日常生活带来困扰吗？
    杨碧薇：先纠正一下，除《家庭背景》是虚构外，你提到的另外这三首都源于我的亲身经历。有这些经历，我深感幸运，它们不只是成为我诗歌的题材，还成为一些别的什么，蔓延在我的生命里。他人的阅读习惯与我的日常生活没什么联系，他们的想象、猜测也与我无关，更谈不上困扰我。我的日子还是照常过，各人都在各人的巴别塔中，想说服他人或改变他人的想法都是很难的，所以我也不愿花时间来辩解。显然，把时间浪费在即使是失败的创作上，也比辩解有趣得多。
    何平：但标签有时候可能还是需要的，特别是个人诗学风格的标签。我第一次对你的诗歌印象应该是《童年往事》，读到“那一年，三街的青年们，负责整个九十年代的无所事事”，感觉痛快，完全不是读到的很多年轻人“活死人”式的暮气的诗歌。
    杨碧薇：咦，好奇怪，我写这组诗的时候并不感觉痛快，反而是很压抑的。我现在想起童年时，总会想到三街，那是一个江湖的世界，像一把钝刀，充满黑暗与残忍，但我怀念它。我记得成群走过的吸毒青年，他们支离破碎的爱情和灰暗的未来。很小的时候，我就曾为这一切而黯然神伤。这种感觉搅着我，像一罐中药。长大后，在看电影《上帝之城》时，就仿佛有一条钢绳把我的心提起来，一直提着，这种感同身受正是来自于我那一系列以三街为代表的童年记忆。所以我一直很喜欢《上帝之城》。现在的三街已经翻新了，像一个不三不四的流氓穿上了正能量的衣裳，它变成了《发条橙》里的Alex，用一种迥然于以往的语调讲述着自己看似崭新其实依然深陷绝望的人生。这一切让我悲伤。但也许我还会穿上文字的鞋，一次又一次地返回曾经的那里，去扒翻我生命的源头性的东西。
    至于年轻人的暮气嘛，我讲过一个玩笑，现在我与以前的男闺蜜们走在街上，别人都会以为他们是我叔叔。年轻人为什么会有暮气呢，这真是件难过的事，一点也不有趣。
    何平：对，是痛快。大概是沿海和边疆“现代化”进程的时间差，你的“三街”很像我八十年代的县城记忆，我读你的《童年往事》一下子就跌到了过去那种气氛和味道中，我就是“三街”青年。录像厅在县城文化馆和工人文化宫的一楼。录像大多数是香港的武侠和警匪片，上演着一个个异世界的江湖故事。录像厅隔壁是台球厅，一个个光膀子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一样的汗味蒸腾，一样的荷尔蒙勃发。这就是我压抑青春期的小镇记忆，读你的诗是压抑的解放。“三街”青年就是在读少年血性的自己，所以，痛快。在我看，你的标签可能还不只这个，比如摇滚少女是不是一个？
    杨碧薇：算是吧。这可以写成个论文，为何“摇滚”会成为牢牢贴在我身上的标签，这个符号化工程的来龙去脉，我也搞不清楚。我确实是喜欢摇滚，从十六岁一直听到现在，比一般人了解得多。至于玩乐队，那完全是玩票的，带着一点装逼的利己主义色彩，哈哈哈！摇滚少女这一称谓嘛，源头应该是我的自传体小说《摇滚少女发育史》，不过你还是叫我摇滚少爷吧。你看，我最近胡子长得好快，请给我推荐一款贴心剃须刀。薇哥纯爷们，摇滚真汉子。
    何平：如果想象中存在着“摇滚”这个东西，你的诗歌还是很“摇滚”的。
    杨碧薇：邦吉梅朵说过，我的诗歌里有一种主动的移位，首先就在于把摇滚纳入到了写作中。我在写诗时，确实有借用摇滚的题材、句式、节奏等等。更重要的是，我的诗歌和摇滚分享同一套价值观、世界观。不过我觉得我的诗摇滚力度还不够，当然摇滚力度也不是评判诗歌的必要标准。有时候看一些棒极了的摇滚歌词，腰乐队、舌头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它们依然饱含爱恨与血肉。当诗人们都沉醉于技术时，这些乐队的创作，却是更有意义也更有力量的。比起他们来，我都羞于写诗了。这真是令人伤心呐！我赶紧吃个土豆压压惊。
    何平：“摇滚少女”往往给人“不良少女”的感觉，但你现在读博士，早早地把自己嫁出去，走着一条好正常人的道路，至少从表面上有一个“改良版”的薇。当然可能又是一个假薇，你是如何成功地自毁一个“不良少女”形象的？
    杨碧薇：我没想过要毁，一切就是顺其自然吧。大学时，有段时间夜里失眠，老是循环谢天笑的《向阳花》。从他那里，我感觉到，向上生长是人的一种本能。
    另一方面，我生而不良，生而边缘，并不觉得这种状态有何不好。我在一首叫《Hey，man！》的诗里说：“我从未奢望过完美，也不准备／伪装成女神，”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对我来说，不良与边缘或许比完美和中心更加真实可靠。对于所谓的光环，我持审慎态度：我们今天所得的荣耀，真的能成为抹除罪的凭证吗？它能有助于个体的救赎？卡尔维诺《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讲述了一个名叫皮恩的不良儿童的故事，他的生活比我悲惨多了，母亲早亡，父亲离家出走，他与当妓女的姐姐相依为命。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皮恩曾投靠到一对老夫妇家里，老人对他很好，但“皮恩不习惯和善人相处，觉得不自在，也不习惯念玫瑰经”，于是他就悄悄溜走了。读到这里时我会心一笑。
    何平：但其实就像你一首诗的题目《孤女》。这样的形象，“凌晨时分，我站在镜子前看自己，怎么看都像个妖精——她嘴唇鲜红，饱满、陌生又邪气。”
    杨碧薇：你可能遇到了一个假妖精。妖精也是套娃里的一个，是某一时刻的分身，某一时刻对自己的认知。而孤独却是恒久不变的体验，所以你遇到的孤女才是真的。
    何平：“妖精”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是一股破坏的力量，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文化中某些伪装假正经的部分，我们再看我们传统中哪些被成为“妖精”是不是别有天真。如果让你想象，你会赋予“妖精”怎样的气质？
    杨碧薇：说实话我对“妖精”不感兴趣，在我的审美里，有时它会令我感到不适。所以我在《孤女》里写到的“妖精”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是一种对自我否定的形象化表述。要说破坏性的力量，魔鬼比妖精强吧，摇滚也比妖精强。关于妖精，我的想象是很贫乏的，因为我对这个词没什么好感。也许它们是住在植物茎干里的小飞侠，爱吃子弹壳和蚂蚁。谁乱入了密林，它们就对谁喷胡椒粉。它们每天都要衰老一次，每晚睡觉前，要照一照镜子才能恢复青春，所以……我总感觉“妖精”这个词里有一种纳喀索斯气质。
    何平：你的一首诗《边界》曾经写道：“是啊，还有多少死寂，正在成为我的一部分。它们撕咬我的同时，也被我设立的边界搏命抵挡。”“搏命抵挡”，或许是今天的时代我们要坚持一点什么就要付出的。
    杨碧薇：是啊，我不认为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经历过唾手可得的幸运。边界其实是象征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自我要怎样处理与世界的关系。而搏命抵抗，则是一种困境，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取向。现在要谈时代、社会、使命等大问题，我越来越感到无从下手。对我来说，巧妙的视角大概就是回到个体；而对个体而言，在任何一种抵抗行为中，他（她）所能付出的最大资本，除了“命”，还有什么呢？
    何平：还有“我的父亲是荒诞的，他年轻时杀人越货，晚年一事无成”，这样的诗句多么的结实有力，像抡过来尖锐的石头。不是个别诗句，你的很多诗，比如《新春杀人事件》《妓》等等都是像抡向不公正社会的石头。
    杨碧薇：《新春杀人事件》和《妓》也都取材于现实，我的描述还远远不及现实的残酷。抡是因为，首先自己感到痛了。我不高兴，我就抡。我抡，我抡，我抡抡抡。但你认为，这种抡会有效果吗？抡出的石头，会有人注意并反思吗？我其实很矛盾，对人类的未来也不乐观，但又停止不了书写。唉，我怎么想到了西西弗斯呢？你别笑，这不是悲壮，仅仅是荒谬——或许你也一样。我们把自己圈在文字里，自娱自乐。若走入广大人群中，你就会发现他们更中意的是网络歌曲、偶像剧、狭隘民族主义的自我感动，谁会看我写的这些狗屁东西。
    何平：“花城关注”最后选择你，是有一个“寻找”的过程，或许从对诗歌技术的专注上，你的诗歌不完美不完善的地方很多，那种任性随意会让你的诗歌像泥石流兜头而下，就像你日常生活有很多兴趣，尝试很多事情，你的诗歌也是不安分的，而恰恰这种非技术装饰的“天真”和不安分是你诗歌最可贵的。技术不应该是一个诗人首先考虑的，我们当下诗歌流水线似乎也不缺少技术工人。
    杨碧薇：谢谢关注，谢谢寻找。在诗歌上，我确实是缺乏技术活。诗歌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我个人更看重技术以外的东西。要是一首诗歌完美了，那我总会感到厌倦的，那种厌倦源于失落。就像我的手抚摸一块布，只感觉到光滑，而没有纹理或颗粒，我就会若有所失，觉得这块布不真实，不亲近。
    何平：你的亲人读你的诗吗？
    杨碧薇：我爸妈读，我表妹偶尔也读吧，其他的好像不读。这个问题我不关心，诗歌本来就小众，谁读谁不读都是个人自由。你知道，若在读诗一事上要求亲人，只会徒劳增加自己的孤独与烦恼。给你说个好玩的事。我的不良姿态曾让家人担忧，直到考上研究生，我姨妈总算松了口气。但她得知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心就凉了半截；再问，我主要的研习方向是诗歌，她的担忧就反弹回来了，比以前更甚。因为在她看来，研究诗歌，或者说选择做一个诗人，是件极不靠谱的事。
    何平：你的老师敬文东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选择学生甚严，全国那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导，敬老师的迷人之处在哪儿呢？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带你的。
    杨碧薇：他的迷人就在于他只做敬文东。他不做可以被取代的人。因为他傲娇嘛！对于所谓的中心，他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这一点嘛，我觉得他很有摇滚态度，虽然他自己不承认，甚至还反对我玩摇滚。他教育每个学生的方式是不同的，给我们开的书单也不同。从他身上，我真正领略到了什么是因材施教。
    至于他怎样带我，这是一个小秘密，你可以脑补。脑补多酷啊，它保准让你的这个春天充满想象力，让你的胡子更茂盛。
    何平：周围熟悉你的人对你的诗歌是怎样的印象？而且看你的自我介绍，你出生在一个有文学氛围的家庭，家庭的文学生活应该对你有帮助的。
    杨碧薇：他们的感受就是，我的诗歌写得太差了，不值一提。我这种写法，既不讨我爸的好，也不讨敬老师的好。哈哈哈！
    家庭文学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阅读什么的就不说了，现在单以吃饭为例，每天我们家在饭桌上聊的话题都是文艺，比如小说、诗歌、音乐、摄影……我以为别的孩子也和我一样，长大后才发现并非如此。还有人反驳我说：“谁家会像你说的那样，吃饭还聊文学，那不是很无聊吗？”看来人们心中对有趣的定义有天壤之别，我觉得聊文学有趣，别人却觉得打麻将有趣。
    何平：其实，诗歌只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人的诗意肯定要比诗歌大得多，比如你所做的诗歌之外的一切。
    杨碧薇：是啊，老谈诗歌，也挺没劲的。其他事也很有趣。你以为我会谈旅行吗？不，我现在不想谈，关于旅行，我已经谈得太多了。
    我要谈另外的感动，这或许也是诗意吧。前不久，我突然想念起小时候玩过的八音盒。我记得其中一个八音盒，是木质的长方体小盒子，没有刷漆，是浅浅的原木白色。打开盖子后，会看到一层玻璃下盖着许多小零件，只要转动右侧的把手，小零件就会滚动起来，奏出《致爱丽丝》的旋律。哎呀，真是太棒了，那音色就像秋日黄昏一样。为了再听听那种声音，我就打开了电脑，准备上网再买一个八音盒。正当我淘宝的时候，竟想起了小时候在《儿童文学选刊》上读过的一篇小说，《音乐盒上有个跳舞的女孩》，那个故事有点忧伤。时间太久了，如果记忆没出错的话，应该是这本杂志、这个标题吧。接着我又想起上学前班时，《儿童文学》上刊登的一篇叫《白衣裙，蓝花边》的小说，也是忧伤款的（汗，我记忆力真好）。我坐在电脑前，陷入了回忆，渐渐感觉到：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真是又孤独，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