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文谈
    腓力三世在王宫阳台上看见有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就说此人在看《堂吉诃德》，不然必是疯子。
    董燕生在中学时代读《堂吉诃德》也经常这样，看着看着就笑。那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生会与这位游侠骑士结下不解之缘。堂吉诃德的挂像就在他客厅的墙上，保持永远前进的姿态。
    董燕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多年来以不同的面貌不断再版，在书架上散发着沉静的芬芳。他心里也许藏着一个我们看不到也猜不透的堂吉诃德，一个长不大的骑士；他的字典里不设“防护墙”，想到十分，非得说到十二分，有时把话说得越尖酸刻薄越觉得过瘾，难免让人觉得“童言无忌”，实际上，他心地善良又充满幻想。
    5月19日，中华读书报专访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家董燕生。
    机器代替不了文学翻译
    中华读书报：您现在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董燕生：傻吃憨睡等死，捎带着干点活儿。编教材每天不超过两小时，《现代西班牙语》第三个版本还差两册，第四册还在校对。我以为有电脑用不着校对，没想到更麻烦，不同格式转换的过程出现问题，到他们那儿一塌糊涂。
    中华读书报：但是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有了翻译软件，什么难题都可以解决。
    董燕生：网络上的翻译更可笑。电影上的字幕更是胡说八道一气。把汉语翻译成西语，中国人的水平要和讲西语的人水平差不多才行。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工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的灵活性太大了，它不是技术说明书——那是固定的一对一。文学翻译是一对几百、几千、几万。
    中华读书报：新媒体对您的生活影响大吗？
    董燕生：首先影响视力。无谓地耽误你的时间。我在微信上经常看到各种新闻，有些论调胡说八道，非常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肆无忌惮地宣扬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很多内容看了气得要死，还是忍不住要看。以前没它生活也照样，现在没有它寝食不安，想象不出这日子怎么过。像抽大烟一样上瘾。我只在每天吃早饭时看看《朝闻天下》。我用电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收发邮件。我倒很想看看外国的报纸，主要是西班牙的报纸。微信就是晚上睡觉前看一会儿，主要是看别人发来的有意思的内容，有一些好玩的视频，共享一下，逗人一笑。
    中国当代文学在西班牙没有任何反响
    中华读书报：中国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情况如何？
    董燕生：没有任何反响。前些年，有些外国朋友甚至问我中国有没有文学。倒是老子的《道德经》有很多版本，到现在还在不断地翻译。但是对《道德经》的解读也不一样，很多人认为是帝王统治术。
    中华读书报：您将诺贝尔奖得主阿斯图里亚斯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翻译成中文，外文出版社曾经约过您翻译莫言的书，翻完后出版社也付了稿费，当时它在国外没有得到出版。不知莫言获诺贝尔奖后他的书在西班牙是否出版了？
    董燕生：《总统先生》译出后倒是付了稿费，但我始终没见到成书。至于莫言得奖后是否出版，我不得而知。
    中华读书报：如何提高外译质量，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董燕生：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西语水平高、母语水平高的中国译者，与西语水平高、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合作，这样的译文质量还有一定的保证。汉语译者先拿出毛坯，再和西语国家的专家沟通，最后再定稿。
    中华读书报：您对西语翻译评价不高——是通过什么判断得出这样的结论？
    董燕生：通过我的教学和广泛的接触。有的人写出西语就不像样子，怎么能让他翻译？凡是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学作品，我从来不看译文，因为我知道，再好的译文也会走样。原来我还以为英语界的翻译水平会高一些，结果发现也不尽然。美国有个作家房龙，写过一本书叫《宽容》。我喜欢这本书，但总觉得汉译本有些地方不对劲，一对照英语原文，果然发现不少误译。
    将中文翻译成外文，外语水平首先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本身还要有作家的气质，说出的话要有文学味儿。西语界不知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能力？有些人不要说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也没看过多少。急功近利的结果，最后只能适得其反，给人家造成中国文化一塌糊涂的印象。
    中华读书报：这么说是不是有一些危言耸听？
    董燕生：有时候需要一点危言耸听，好让麻痹的神经稍微清醒一些。你翻译出去的东西，人家是否喜欢看？看了有什么感觉？相关部门做过调查没有？不要以为花足了钱就会有效果。依我看，要有像样的中国文学翻译出现，还需要一两代人努力，甚至还要更多的时间。
    我译《堂吉诃德》
    中华读书报：能否说说您是如何翻译《堂吉诃德》的？
    董燕生：当时杨绛的《堂吉诃德》是唯一从西语直译的译本。我看她的译本，第一是学习，看前辈是怎么翻译的；第二，我将来能否达到这个水平。如果能达到，做这事儿多少有点意义。看了之后我有信心了，至少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错误我不会犯。她的译本比我的少了十几万字。少在哪里？塞万提斯受巴罗克文学思潮的影响，词语华丽，时不时一下说出十几个同义词、近义词。我翻译时翻遍了字典，觉得十分棘手，就想去看看前辈是怎么做的。结果发现原著十几个词，在她那里只译了两三个。有人说大手笔会减繁，我实在不敢苟同这种高论。翻译有节译、选译、编译。我们现在说的是全译，必须照本宣科，不能有任何删节。
    我制定的一个翻译标准和原则：首先要反映出原文说了些什么？其次，原文是怎么说的；第三，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弄清楚原文为什么这么说。同样一件事，可以用不同的语气，调侃或庄重，要尊重原文说话的口气。庄重的还是调侃的，轻松的还是讽刺的都要反映出来。
    西语有个说法，所有的翻译都是叛徒。有一定的道理。有时候译者必须稍微背叛一下原作者，目的在于达到他希望在读者当中引起的反响。弄清楚为什么要这么说，就可以“曲线救国”。塞万提斯很喜欢玩文字游戏，搞一些谐音之类的噱头，这时一字一字对译，只能是原文的风采丧失殆尽。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汉语特点去模仿他的文字游戏，这样就达到了他期望的效果。
    中华读书报：《堂吉诃德》重印了多少次？发行量您掌握吗？
    董燕生：最早漓江社说要出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版权转给浙江文艺出版社，几年之后，长江文艺出版社又出版过一次。最近有几个出版社和我签合同，拖了好几年也没见到书。更有意思的是，长春有一个人搞到一套《堂吉诃德》的连环画，是上个世纪一位西班牙画家的作品。画面下的文字，完全采用了我的译文。至于发表过我译本的几家出版社改头换面出的好多版本，我连知道都不知道。
    出版社催稿时十万火急，签了合同后拖两三年见不到样书，都是常有的事。至于合同内容更叫人哭笑不得，全部是译者必须如何如何，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而有关出版方的条款，基本上是这个权利那个权利。能变成繁体字在港台出版，制成影像，到处发行，这一切都与你无关。条款也是他来定，稿费也是他来定。总之很像杨白劳的卖身契，看了使人感到屈辱。不过至今似乎也无人对此表示些许关切。
    “反面教材”没说错
    中华读书报：您的主业是教学，又是怎么和《堂吉诃德》结缘的？
    董燕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师如果课外搞翻译，是领导眼里是不守规矩的人，那时候有个帽子，叫“名利思想”。在那种气氛里，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想过搞翻译。改革开放以后，气氛有变化了。但是我也没想过翻译《堂吉诃德》，虽然我中学时就读过傅东华的译文，上大学后开始读原文。我认为把这部作品翻译出来是大手笔，是大家的事儿。
    有一次突然有一个漓江出版社的编辑到我家来，说北京大学的赵振江夫妻推荐他来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翻译《堂吉诃德》这件事，你最好找北外的董燕生。
    我听了一愣，我的朋友、我的同行对我这么高的评价！感动之余，就想不妨试试。我就说，你给我一段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如果我觉得自己可以干再签合同；如果我觉得能力不够，我的翻译达不到现有的译本水平，何必做这个无用功呢？
    在这段时间，我读了杨绛的译本，对照原文，发现了很多基本的错误。
    中华读书报：哪些方面的错误？
    董燕生：比如译名的专有名词，英语、法语和西语有些地方是很相像的，但是拼写有小小的区别，这小小的区别让有些人糊涂了，也不查字典。比如古埃及的宗教和行政头目叫法老，西语是F开头，英法语是PH开头，但约定俗成都翻译成“法老”。杨绛的译作里只按西班牙语的发音翻译，把“法老”译成“法拉欧内”；两河流域的一个古老文明国家亚述，她译成“阿西利亚”。
    对于已经约定俗成、进入中国辞书的译名是不能改变的，不管是多么荒唐。英国有柯南·道尔写过《福尔摩斯》，英文Holmes是怎么变成福尔摩斯的？我始终不明白。后来接触福建学生，才知道在福建话里没有F这个音，而翻译《福尔摩斯》的恰恰是福建人。
    中华读书报：关于“胸口长毛”的译文也发生过有意思的争论。
    董燕生：各种语言里都有大量的固定说法，进入其中的单词已经失去原本的含义，其整体另有所指，不能照字面意思望文生义，而必须查阅词典才能确定译文。比如汉语中的“听风就是雨”、“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等，其实与风雨、榔头、棒槌毫无关系，按字面直译只能使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堂吉诃德》中桑丘形容堂吉诃德的“意中人”时说：她胸口还长着毛呢！西语词典上解释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非常勇敢强壮，女人具有男子汉气质。一旦西班牙语国家的人们明白了这个望文生义的直译，都会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中华读书报：争论是如何引起的？您回应过吗？
    董燕生：我接受采访时顺便说出自己的观点，没想到记者写成文章刊登后引起轩然大波。社科院文研所好多资深编审和翻译家联名写了一篇文章，攻击了我一番，说我是“译界一霸”，说我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资深学者，没有一个是懂西班牙语的，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就理直气壮地评论西班牙语的翻译。我没有回应。关于这场争论，我的朋友林一安写过《莫把错译当经典》，在《中华读书报》刊登了。
    中华读书报：这场风波对您有何影响？
    董燕生：没有影响。我觉得很可笑。有朋友担心我，打电话问我惹下什么祸了。不过这也确实反映了我们这里还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的气氛。
    中华读书报：您和杨绛本人有过交集吗？
    董燕生：没有。有出版社曾找我翻译她的《干校六记》，一是我不感兴趣，二是实在没时间，推辞了。
    中华读书报：您获得过胡安·卡洛斯国王授予的依萨贝尔女王勋章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堂吉诃德》带给您很大的声誉。
    董燕生：这不是我追求的，完全是意外收获。能够从事《堂吉诃德》的翻译也是意外。
    学生待我如亲人
    中华读书报：我听说学生们很喜欢您？您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么吸引学生？
    董燕生：那确实。像我和学生的关系很少有。我到今年的6月24日才满八十。中国的习惯是提前祝寿，去年一大帮学生为我举行了盛大的生日宴会，出了纪念册。我教过的学生全国各地都有，时不时地打电话，也常来看我。有的夫妻吵架，跑到我这里来躲着，有的和父母闹别扭也来我这里。我爸跟我妈说过，我们这儿子好像长不大。另外我性格比较外向，不会拐弯抹角，不会闪烁其词。用我妹妹的话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哥哥，他憨头憨脑，不会坑人。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学西班牙语是歪打正着？
    董燕生：我在1956年考进北京外国语大学。跟我一起考上这所学校的高中同学说他想学西班牙语，我就说那我也选这个语种，免得到了别的系里谁也不认识。本来我是打算学俄语的，当时苏联在中国吃香，俄国文学也很有吸引力。
    中华读书报：先前您说过，现在的翻译家文学修养不够。您的文学修养来自哪里？
    董燕生：我从小喜欢看文学方面的书。初中时看中国小说多，高中以后主要是看外国小说，世界名著看了不少，雨果的《九三年》《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左拉，英国的狄更斯等等。
    中华读书报：您获得很多荣誉，回顾一生，您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董燕生：学生对我的情谊，让我十分十分地自在。学生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是我这一生最有价值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