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到了年龄，目光就往回看
    羊城晚报：什么原因触动您创作这部作品？
    黄蓓佳：人在年轻的时候，眼睛总是往前看，我在40岁之前写故乡的作品非常少，总在写自己生活的大城市，写城市知识分子；40岁以后开始怀旧，对从前的回忆铭心刻骨。我不是有意识地写故乡，而是自然而然，到了年龄，目光就往回看了。
    人的记忆分为两种：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我不管，那是历史学家的事儿，我在《童眸》这本书里记录下来的，是我的个人记忆，关于我的童年和少年的往事。1960年代，和1970年代，留在我脑海里的，除了过年的新衣和那几天口袋里的花生糖果，其余真没有多少让人兴奋的瞬间，或者说令人提神的亮色。可是，正如奈保尔先生所说，游走在绝望生活之中的，却是我的那些兴高采烈的长辈和伙伴们，是他们嬉笑怒骂皆成趣味的家常琐事，让我的童年记忆五彩缤纷。相反，成年之后，读过很多书，走过很多国家，结识过很多人，成功失败，宠辱冷暖，逐一品尝过来，能够让我刻骨铭心的，深夜想起来心里发紧发疼的，真是没有，实实在在都是过眼云烟。
    羊城晚报：这部作品写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仁字街”上一群孩子长大的故事，这似乎更像您的童年回忆录？
    黄蓓佳：《童眸》里这些可爱的，有时候又觉得可恨的小孩子们，曾经都是我童年的玩伴。所以我的这本新书，说它是小说可以，说它是记事散文，是回忆录，也都可以。之间的区别，无非是我对自己的记忆做了加工，遵循了一部分事实，又想象和编撰了另一部分事实。
    羊城晚报：您认为“童眸”是谁的眼睛？她/他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黄蓓佳：“童眸”是作品中朵儿的眼睛，当然也是作为叙述者的我的眼睛。《童眸》里的世界是在成人和儿童之间不断切换的一个相对复杂的世界。在朵儿的眼睛里，她看到的一切未必是她能够理解的一切，她只是一个世态人情的忠实的记录者。
    贰
    每写一部作品，感觉从身上放下了一个包袱
    羊城晚报：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成长的孩子们与现在的小孩有着截然不同的喜怒哀乐，您认为他们的故事能引起现在孩子的共鸣吗？
    黄蓓佳：在人类社会中，历史和文化需要传承，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经验也需要传承，没有这个传承的话，人类的基因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延续了下去，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却是断裂了，我们的后代会成为一个不知来处也不知去处的简单物种。作家，或者说是儿童文学作家，就是这个传承者，是负有使命的人，要通过文学这样一种方式，把“从前”这个词语很具象地呈现出来，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家庭，家族，家乡，一直到族群和国家，丰富小孩子们对历史的感知，对人性的洞察，对田野文化、乡镇文化、城市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就这样一类作品来说，这是年轻作家的弱项，却又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作家的强项。如果我们不写，小孩子们就只能从历史书上读到那些朝代更迭的大事件，而不能精细入微地把自己代入历史，去体察祖辈们的生活情状，一饭一粥，一颦一笑，那些有声音有温度有呼吸的场景。所以我每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就感觉是从我身上放下了一个包袱，我放下的包袱越多，脚步就越轻盈，心情就越愉快，就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好歹还是做了一点有用的事情。
    羊城晚报：那个时代的孩子与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相比，在特质上有何异同？哪一个时代的孩子更幸福？
    黄蓓佳：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有着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和物质上的绝对不自由。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多子女的家庭，物质的贫乏使得长辈们疲于应对生活，对孩子基本都是放养，孩子们每天干了些什么，学习的好坏，精神上的动荡，父母根本不去过问。而我们当年几乎只对一件事情最感兴趣，那就是“吃”，如何吃饱，如何在三顿饭之外弄到一点可怜的零食，这个问题拓展了我们最大的想像力，也让我们变得更能干，更聪慧，更有生存竞争能力。而这个时代的孩子恰恰相反，精神上被囿于父母划出的一个很小的活动空间中，十分的窘迫，荒凉，不自由，仅仅在物质上充分满足了孩子的需求。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倒认为我们的童年更加幸福，毕竟人是一种灵魂的动物，灵魂的舒展更加重要。
    叁
    写作时好像自己重新变回了孩子
    羊城晚报：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创作儿童文学？
    黄蓓佳：我从事写作的年代很早。高中毕业后去插队，在长江下游一个江心小岛上当农业工人，很艰苦，插队的时候我开始写东西，目的非常单纯，就是希望通过写作把自己从农村拯救出来。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去了北大。上学的第一年，改革开放开始，新时代来临。也在那一年，我有机会大量接触到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对过去的创作有了彻底反思和否底，但是却不知道新文学道路怎么走，很彷徨。也多次下河试水，但老是走不通。这时候开始转向儿童文学，一下子找到了感觉。我在插队时一开始起步写的就是成人文学，我最喜欢的还是写成人文学，总觉得写儿童文学不足以表达人生的感慨，受很多局限。所以大学毕业之后的十多年中，实际上我是放弃了儿童文学的写作的。
    1996年的时候，女儿小升初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有半年时间，我陪伴孩子应付考试，对教育状况和孩子成长的环境有很多感慨，也经常和同事聊孩子，他们都知道我写过儿童文学，怂恿我不如再写一部。我很快写了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也是无心插柳，只是想写写自己的感觉，没想到《我要做好孩子》一下子走红。可能就因为读者喜欢，加上出版社接二连三地约稿，重新勾起了我的儿童文学瘾，此后这些年的创作态势，基本是成人长篇和儿童长篇交叉着写。
    羊城晚报：两种创作体验有什么不同？
    黄蓓佳：儿童文学的魅力在于它的纯美。每写完一本儿童文学，心里就像被洗过了一样，那么干净，那么透明，跟写成人文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享受。成人文学中，我会淋漓尽致地表达我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我生活当中不能去够到的东西，或者想了不敢去做的，我可以用文学来完成。儿童文学却是简单和纯粹的，写作时好像自己重新变回了孩子。儿童文学是写给孩子看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比如我的读者的接受程度，我能给他们什么，我需要规避什么，都要思考，写起来不比成人文学轻巧或简单。
    肆
    在阳光和阴影之间来回地平衡
    羊城晚报：您认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核心是什么？应该表现主流价值观，比如：为了做个让爸爸妈妈和老师满意的“好孩子”而努力？
    黄蓓佳：坦白地说，我们的孩子们的成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这样纠结和焦灼。在这个时代里，有丑陋，也有美好；有悲凉，更有温暖。
    这也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们所要面对的难题：你应该如何写作自己的作品，如何去小心翼翼呵护一颗稚嫩的童心？你的作品不能过于简单，可是又不能过于复杂；既不能让他们快乐无边，又不能让他们对生活对世界过早地失望，过早地失去信心，陷入恐怖。你要在阳光和阴影之间来回地平衡，求取一个最合适的“度”。你还得搜肠刮肚去想出引人入胜的情节，去塑造活灵活现的人物，去用最流畅、会飞翔的文字把这一切表达出来，让孩子们捧起书来不忍释卷而不是心生厌倦。所以，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一旦意识到肩上的责任，那么进入到具体作品的每一步写作过程，都是举步维艰的，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跳舞。我自己兼及成年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两种写作，深感为儿童写作的不容易，在题材选择的范围上，在文字的可操作性上，在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取舍上，儿童写作要更加的用心，更加考验我们的智慧和水平。
    伍
    女儿不学琴被迫放弃学画是“遗憾”
    羊城晚报：您的女儿年幼时，您是怎样陪她读书学习的？为女儿定过书单吗？她的阅读又是从哪些儿童文学作品起步的？
    黄蓓佳：我应该是在我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开始给她读童话故事的。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绘本”这个说法，我手边有的只是文字书，她当然看不懂，只能由我来读。那时候的童话故事也少，国内还没有什么作家去写，国外引进的也只有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这些，所以她的阅读起步就是这两位作家的童话故事。
    再后来，长大了，会认字读书了，我书架上的书她随便读，不受限制。我从来没有为她定过书单。我想我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家长，没有为孩子的成长操过太多的心，我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我自己的写作上了。
    羊城晚报：当您的女儿还在童年时，您对她有怎样的期待和塑造？现在回想起来，有无遗憾？
    黄蓓佳：女儿不满一岁时，我就倾尽所有为她买回一架钢琴，因为我一直遗憾自己小时候没有机会去学习一件乐器，希望女儿能圆自己一个梦想。结果女儿对音乐不感兴趣，钢琴学得非常痛苦，以至于用小刀在琴键上刻出划痕，泄愤。学了两年，只能放弃，否则我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也要发疯。而她喜欢美术，也有天分，偏偏她父亲认为女孩子难成大画家，我们抑制了她学美术的热情。直到现在，她陪伴她自己的女儿时，随手一画，仍然会让我惊艳。回想起来，我们对女儿是有愧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