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诗歌语言表层的异质感不是我的旨趣所在
    羊城晚报：《沙漏》是您近年的诗歌精选集，在作品的挑选和编排上，有您自己的主观意愿吗？对于写作时间相对较早的作品，您会进行新的修订吗？
    胡弦：选诗的主观意愿就是我自己相对满意的作品。旧作我时有修改。
    羊城晚报：《沙漏》分“葱茏”、“寻墨记”、“春风斩”三辑，也被概括成从个体经验、文化历史、草木河山三个大方向进行的诗歌写作。您认同用这样相对“笼统”的方式来概括您的诗歌创作吗？您的创作是否有明显的阶段之分？
    胡弦：这三辑是出版社朋友分的，一分辑，大概也只能这样笼统吧。我的创作也是可以分“辑”的，大概在2007、2008年左右，我开始有意追求一种“看似寻常、其实不同”的写作，并延续到现在。我不知该怎么评价在这之前的创作，一是断断续续，写得少；二是辨识度还不强，里面的自我主张偏少。到了2007、2008年左右，我才把写作当作一件人生重要的事情来做。一个写作者，阶段性的满意或对纯熟的自得也是有的，但不满意是更经常的状态，他总是会渴望有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开始。
    羊城晚报：我感觉您的诗歌很容易读进去，但却不敢轻易说自己读懂了。您认为诗歌，或者说诗意是可以解读的吗？
    胡弦：你的感受，应该就是我说的“看似寻常、其实不同”。我在自己诗歌的阅读进入上不设置障碍，因为诗歌语言表层的异质感不是我的旨趣所在，虽然我偶尔也会那样写。诗歌可以解读，诗意更多靠感觉，解诗歌靠分析，得诗意靠造化。
    羊城晚报：您的诗歌乍一眼读过去给人感觉冷静而克制，但多读几次会产生很多复杂而微妙的感受，有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人们大多会认为诗人是感性的，创作冲动也源自感性，但语言艺术的创新当然不纯粹是感性驱动，很好奇您是如何看待理性和感性的？
    胡弦：我小心地呵护自己诗歌中感性的那部分，因为它们更接近天赐，而非智力所能及。在生活中，我是个表面理性、实则感性的人。
    贰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无感
    羊城晚报：“飞翔的蝴蝶，像打开某种神秘存在的钥匙。”“当许多事过去，时间是纪念品一样的老人。/当他踽踽走过，一面玻璃幕墙会突然以全部的痛苦/将一根新发的嫩枝紧紧咬住。”（《葱茏》）“风吹着高原小镇的心。/春来急，屠夫在洗手，群山惶恐，/湖泊拖着磨亮的斧子。”（《春风斩》）很喜欢在您诗歌中出现的自然意象，有新意，有哲思，您是一位热爱自然的“观察家”吗？
    胡弦：不是观察家，我是一个自然中的冥想者，通过冥想获得“象征的森林”。我热爱自然，并找到了通过自然爱人世的通道。
    羊城晚报：都说文本诞生后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如何“生长”和“解读”都与作者无关，因为“作者已死”。那么您会在意评论家解读您的诗歌吗？会和其他诗人或评论家讨论自己的诗作吗？
    胡弦：不太在意，但解读我诗歌的文章我都会看的，有时也能从中得到另外的乐趣。一首诗被评论，总是在另外的视角中，会由此获得另外的生命，不管赞誉还是诋毁，有价值的评论都会让我有所收获，并可以顺便看到很多面孔：知情人、诤友、知音、隔壁的说话者等等，都很有意思。但我几乎不和别人讨论自己的作品。
    羊城晚报：如何看有评论家说您是“意境派诗人”？读您的诗，我感觉叙事性还蛮强的。不知您怎么看叙事和抒情在诗歌中的平衡？
    胡弦：意境派的归类，我有些诗可能有这个特征，但整体要复杂多了。另外，意境也并不排斥叙事性。叙事与抒情的平衡也不必刻意，不平衡也没什么不好，和文本好不好没有必然关系。
    羊城晚报：但大多数作家其实不太愿意被贴上固定标签，在创作中您会有意识地追求新的突破吗？
    胡弦：会有这个意识，写一段时间会想一想，写某个大家都写过的题材时，考虑的是自己的重新命名能力。没有突破的写作是无效的。
    羊城晚报：从个人的诗歌阅读史来看，您最早接受“新诗教育”是什么时候？有喜欢的诗人吗？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诗人呢？
    胡弦：最早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比同龄人晚了很多年，所以，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我并没有感觉。我喜欢的诗人很多，大约在十年前，迷恋里尔克和博尔赫斯，他们对我影响较大。
    叁
    诗歌需要激情，但未必只属于年轻人
    羊城晚报：记得有诗人说过，诗歌是属于年轻人的，写诗需要激情。您认同这种说法吗？我们也常听到小说家说，五十岁才是写作的黄金时期，更多的人生阅历和沉淀，对写作有莫大帮助。年龄对您的创作影响大吗？
    胡弦：我认同诗歌需要激情，但属于年轻人却未必。恰恰相反，我觉得目前的中国诗歌缺少的，是“庾信文章老更成”的那种东西，杜甫的《登高》写于56岁，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写于60岁，刚刚去世的沃尔科特的《白鹭》写于80岁。和这些人的创作相比，我们百年新诗的经典篇目大都写于作者20多岁时，这是不正常的。具体到我自己，年岁虽已不小，但总觉得现在的写作像一种练习，是在为将来的某个写作做准备。我希望能把创作的力量保持到暮年。
    羊城晚报：都说江浙多出才子文人，您认为地域对诗人的影响大吗？江南对您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胡弦：人离不开环境的限制，地方的山川风物、文脉对诗人的影响不可小视。具体到我，江南已对我的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主要是文脉感和文化的感受与浸润上，会自然吸纳进我的诗。但我自小生活在苏北最北端的乡村，这个烙印在我作品中有种更深的隐性存在，而且顽固。
    羊城晚报：您的诗经常得到赞誉，但您本人却非常低调，似乎您也不太介意读者有多少？在您的日常生活中，诗歌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胡弦：是的，我不太在意读者有多少，出版社的朋友比我着急多了。在日常生活中，诗会来找我，在一些异样的情绪中，句子有时会自己跳出来。
    羊城晚报：除了诗歌您也写过散文，去年除了出版《沙漏》，还有散文集《永远无法返乡的人》问世。诗歌和散文在您的写作坐标系中，分别处于什么位置？两者之间是否有相互影响？
    胡弦：诗为主，散文为辅。诗歌写作也许是最好的语言训练，对从事散文随笔写作帮助很大，因为不管写什么，最后都要着落在语言中。写诗的人写散文，诗歌的意象、韵律、结构、转换等等，会很自然地出现在散文中，从而带来不同的情致。实际上这几年我几乎断了散文写作，因为越来越忙碌，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来读书和写诗。
    肆
    我对一切诗歌改成的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
    羊城晚报：如今有不少诗人正在尝试用新鲜的方式传播诗歌，比如有改编翟永明同名诗歌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的诗歌戏剧，有把自己的诗歌贯穿整部电影的《路边野餐》。微信的普及也让诗歌的传播变得更方便快捷，“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诗歌公众号广受欢迎，您对这些传播现象有何看法？这对诗歌的发展有帮助吗？
    胡弦：我对一切用诗歌改成的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微信的普及对诗歌传播有好处，但对诗人来说也可能会产生误导，诗人若有意地朝适合微信的方向调整，就会给自己的创作带来伤害，因为微信仍属于浅阅读的范畴。
    羊城晚报：那您会在微信上读诗吗？和您阅读纸质诗集的感受有何不同？
    胡弦：我前两年因为常看微信，视力下降，现在不怎么用来读诗。我更习惯把诗打印下来读。读一首诗，最好意识不到它用的是何种承载工具，不然就会造成障碍。我在手机上看诗，不像纸质阅读那样容易进入。
    羊城晚报：从大众的角度来说，多样的传播方式也许能让诗歌的位置不那么边缘。如今还在写诗的严肃诗人、尤其年轻人并不多，这些新形式不是可能对诗歌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么？
    胡弦：你的意思是诗歌改编有助于使它的位置不那么边缘，但在一个喧嚣的社会里，其实保持边缘并不容易。拉金说，诗是那种看到有陌生人进来就赶紧塞回抽屉里的东西。而我们，好像不把诗变成全民阅读就是失败的。诗是语言艺术，它会寻求和其他艺术的结合，但落脚点在于回到诗歌本身的语言建设，而不是舍本求末。
    羊城晚报：您认为背诵对诗歌修养有没有帮助，不知您怎么看之前火爆的“诗词大会”？
    胡弦：有帮助。背诵优秀的诗歌，无论古诗新诗，对写作者都是必修课。曾有多年，我痴迷于背诵古诗词，并摹写过一些，所以影响是存在的。我最初的新诗，写得都很押韵，甚而有点节拍器的感觉。其实是对古诗的吸收不够，就容易产生这样的副作用。后来，大约五六年之后，我才有意破掉了这种句式，对韵律的追求从外而转向内外兼顾。
    “诗词大会”据说很火爆，但我从没看过，我觉得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对在大众中的诗歌氛围营造可能有用，但对严肃的诗歌写作者来说，不会有什么用。
    羊城晚报：您担任诗刊编辑，就您的观察，如今的新诗创作水准如何？
    胡弦：我说不准，也许是好的，不时能见到一个编辑想要的那种稿子，虽然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