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开播。原著作者也是该剧艺术总监、编剧周梅森长舒一口气：“接力棒终于交到观众手中。”
    “潜心八年，六易其稿”。“一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这些印在小说《人民的名义》腰封上的推荐语，让人难以忽略它的分量。
    生活远远走在创作前面
    某部委项目处的处长，在机关房改房的家中被反贪总局问询。他吃着炸酱面，口口声声“人民”“党和政府”。他每个月只给乡下老母亲汇300块的生活费，家具装修土得掉渣。而最终，在他的另一处隐蔽豪宅里，办案人员找到了现金两亿三千九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块！
    《人民的名义》开篇的第一个案子，我们大都不陌生。
    “这个原型就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小官巨腐，能贪这么多，你能想象到吗？”周梅森一边说一边比划，有些激动。
    “我写过不少反腐题材的小说，跟这些比都是小儿科了。腐败分子比我有‘想象力’、‘创造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腐败事件，远远超出一个作家的想象。”
    周梅森以《人间正道》《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政治小说为人熟知。他有过挂职一年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经历，“了解国家政权的运作形式”。《人民的名义》里很多情节不仅来自真实的社会新闻，也源自他的生活。过去几年，身为作家的敏感性让他嗅到了波涛汹涌下隐隐生长的气息。他按捺不住，写写停停，写好了就收到抽屉里，也做好了许久不被读者看到的心理准备。
    直到2014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副主任范子文去南京找到周梅森。用这位老搭档、老朋友的话说，是“三顾茅庐”才有了这部小说。
    为了搜集素材，周梅森曾在南京浦口检察院体验生活。有两件事让他至今难忘。一是这些从高处跌落的职务犯罪分子的痛悔，“他们不是魔鬼，也有血有肉，却因为一个贪字，最后落得家破人亡。”另一个就是检察院先进的追踪技术和办案手段，“让任何罪行都无所遁形，这是我之前不了解的”。
    这些年，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反腐深度报道。前不久，中纪委出品的纪录片《永远在路上》《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这让周梅森感到了文艺创作的窘迫。
    “生活已经远远走在了创作的前面。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达到《永远在路上》的反映深度了吗？我们现在的文艺要紧追慢赶，才可能追上火热的时代。”
    “我不认为《人民的名义》是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为啥人们关注？这是一种社会期待，人民对文艺的期待。因为我们离人民太远了！”
    警惕时代的利己主义者
    《人民的名义》虚构了某省一场上上下下的反腐斗争，处处折射了现实的身影。
    这影子，不仅是对真实案例的取材和文学化，更深层的，是对人性、对世道人心的透视。小说里光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40多个，官场是他们人生的舞台，是社会的放大镜，极致地袒露了人性的种种。
    这里的人生，现实，真实，却也极其残酷。这里不仅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还有许多的扑朔迷离，难以分辨的灰色地带。
    “作家要有面对生活、面对严酷现实的勇气”。周梅森一次次强调。
    “有一种风气特别可怕，就是躲避文学的思想性，不再谈论文学为社会带来的巨大思考量。只关心如何把文章往精巧玲珑细腻里写，认为这是艺术，我不能认同。张爱玲、周作人都是有才情的作家，但称不上伟大的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肩负起时代的责任，支撑起一个大国的文化，一个巨变时代的文学责任。像鲁迅，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伟大的作家。”
    “最可怕的是，作家自己把心封闭起来了。”周梅森亢奋的声线滑了下来，一字一顿。
    “我们时代有太多的利己主义者了，或精致或粗糙。”
    所以，在《人民的名义》里，周梅森设置了正面人物检察官侯亮平。
    “侯亮平就像一把安全锁。我没有给他太多政治资源、家庭背景的交代，赋予他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我们太需要英雄了，呼唤像侯亮平一样的秉公执法、执法如山的英雄。”
    讲述大中国的故事
    母亲 您躺在车肚子里
    像一根火柴那样安详
    一生走在地上的母亲
    一生背着岁月挪动的母亲
    第一次乘车旅行
    第一次享受软卧
    平静地躺着 像一根火柴
    只不过火柴头黑
    你的头白
    ……
    周梅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背诵。微微颤抖的声音里，仿佛缀满了泪水。
    这首诗的名字是《母亲的专列》，诗的大意是苦难一生的母亲第一次去县城，车终于抵达，终点却是县城的火葬场。作者是周梅森的朋友。还有一首《流动的国土》，作者是周梅森老家的一个农民。两首诗都被写进了《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是从一名煤矿工人成长为作家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大时代变迁的轨迹与我的人生相契合，始终是一位在场的作家”。
    他不满足于写反腐小说，他希望文学全面介入社会生活，认为文学应该讲述“大中国的故事”。
    他最想讨论的是土壤问题。
    “《人民的名义》里的贪官各式各样。有的是知识分子，嘴上讲人民讲得最多，什么都懂，会人格美容，贪念也最大。有的是政治暴发户，从饥饿的年代走进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他清楚看到了时代的机会，把贪腐视为改换门庭的方式。有经济暴发户，革命家庭出身，《共产党宣言》倒背如流。还有一种，二三十年就在处级岗位上打转，反正也升不上去了，就把手中的权力拿来变现”。
    “腐败最严重的不是贪了多少钱，而是人的堕落，是世道人心的失落。关键要改善土壤，改变政治生态，理顺关系，让能干的人得以发挥，让正气得以张扬。”
    但反对腐败和展示腐败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如何把握这个尺度？
    “一是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了时代，二是作品是否包含健康向上的力量。就像眼前的这半瓶矿泉水，有信心的人会认为还有半瓶水，没有信心的人会说只剩下半瓶水了。”
    “我只是作家，并不能给出药方。”周梅森坦率地说，话锋一转。“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