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丽《如归》封面
    
    冯丽 作家、教授。现任职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笔名皮皮，出版有长篇小说《渴望激情》《比如女人》《爱情句号》《所谓先生》，短篇小说集《全世界都八岁》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
    印 象
    从皮皮到冯丽
    冯丽很酷。网上有张照片，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她活脱一个女朋克。她的说话方式也很酷。问她：“您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呆着。”接着又说：“哪儿也不去，谁也不爱，啥也不干。”语气中透着干脆。
    实际上她也是个干脆的人。她曾经的笔名叫“皮皮”。“这个名字是童话《长袜子皮皮》中女主人公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笔名她用了二十几年，但是她的新书《如归》里面，连作者介绍都没再出现“皮皮”两个字。冯丽说，因为现在这名字给她带来压力了，“因为它要求我年轻。”所以她向皮皮说再见。
    最初的写作是因为童年经验。她很早就对写作有兴趣，所以高中毕业后报考了辽宁大学中文系。1985年大学毕业后，凭着一股热情和冲动，她去了西藏，在《拉萨晚报》做了四年的记者。
    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她写了近百万字，但发表第一篇小说《全世界都八岁》的时候已是1987年。然后又有了一篇同样童年视角的精彩中篇——《有天井又带回廊的房子》。
    离开西藏后，她回了沈阳，在艺术研究所工作。生活的繁琐使她陷入瓶颈，有四年时间没写小说。后来她调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做编辑，一位同行对她说，你写书吧，写得要好看些，写都市男女的爱情。她便尝试着写。于是有了《渴望激情》。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徐静蕾、王志文、江珊等当红影星担纲主演。随着电视剧的热播，皮皮的小说受到广泛关注。这个曾与余华、格非、苏童等人一起被称为“先锋派”的作家，转型成了一名畅销书作家。“那时我是假先锋，我懂的文学比现在少多了。”她常这样自嘲。
    写作曾经给她带来名声、收益，也改变了她的生活。当她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之后才发现，这种生活让她感到痛苦。“写作带给我许多无奈，不写又不行，已经干不了别的。”上世纪90年代，冯丽去了德国，“想开开眼界”。结果德国也没呆住，又回到了沈阳。
    2012年，冯丽的父母相继去世，皮皮的写作再度陷入危机。她开始思考父母亲人离世带来的启示，同时反省自己过去创作中的沉积。在新的视角下，她发现了老年人世界另外的真实，某种日常中大家因为习以为常进而忽视的真实。从自己的父母亲人，到身边所见所闻，她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简单和沉重。这让她找到了新的出口，她把视角转向养老问题，细描垂临人生尽头的种种姿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特别是，当你老了，如何好好活着，如何活得明白、活得精彩？冯丽用一本书的篇幅告诉你答案：“除了内心真正地面对，我们没有别的出口。”
    通过书写进一步理解了父母
    理解了我自己与他们的感情
    记者：您最早动要写《如归》这本书的念头，是出于怎样的原因？
    冯丽：2010年前后，我开始写一部关于老人、晚年、临终的长篇小说。内容与我那时的经历有关——父母病重等。到了2012年，我父母相继去世，我自己也立刻开始了一种危机的状态，无论身心，还是写作。重新面对已经写下的那些文字，感觉无法更改、完善，于是放下了。之后“陷”在一种心灵的危机状态中，无力自拔。
    作家一贯过于强调的自我，一旦弱下来，也有好处。可以看见以往创作中的问题。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挣扎，2015年前后，我开始重新创作，先是拿起了已经完成的长篇，想改，结果，都扔了，重新写了。
    记者：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是否对您逝去的父母有了新的理解？
    冯丽：通过书写，我确实是更进一步地理解了我的父母，理解了我自己与他们的感情，百感交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时间，需要被等待。我是被动理解这一点的，要是没有危机，也许，我就与这样的机会擦肩而过了……我十分感谢这个机会，重新书写这些，过程中，重新面对故去的亲人。
    记者：这本书写您的亲人，写您的亲身经历、感受，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时，您考虑过写作技巧吗？对您来说，它是小说还是散文？
    冯丽：对我来说，它首先是真实的。我说的这个真实，表现方法虚构与否，我想，对作者和读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的到达是真实的，能发出真实的回声，才是根本。也是在危机中，我意识到文学表现方式的锈蚀和斑驳，许多传统意义上的表现方法，已经不具备昔日的表现力，为什么还要以它为标准或参照呢？！我尝试过很多形式，寻找新颖，结果，每个找到的形式都不能陪我走得远一点儿。最后，我对所要表达的内涵有了新的面对和认知，这个形式自动出现了，类似水到渠成。它是小说，也是散文，放到一起，表达了我的内容。《如归》，是一本书，写了与死亡有关的事情……可以当散文读，也可以当小说读，这就够了。
    记者：您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部分讲别人的故事，占了很大篇幅，这些故事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穿插进来，采用这种交错的结构方式？
    冯丽：其实，我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垂死·童话》，所讲的故事，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都是围绕迟暮和临终。把这些“虚构”的故事穿插进来，展现了一个断面，从自家那里蔓延开去，变成画幅更大的景色。这是目的所在。故事的来源是道听途说和想象。
    记者：其实从读者角度来看，《如归》还是有现代派小说的影子，您怎么看？
    冯丽：这说明我的目的达到了。
    要辩证看待年老
    不该只看到弊端
    记者：和您这本书一样，不久前有一部热播剧《中国式关系》，主题也是养老问题，您觉得中国的养老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您曾经在柏林生活过很长时间，您了解德国老人的养老状况吗？
    冯丽：我不看中国电视剧，没意思。我因此不知道中国养老问题咋解决？开玩笑。估计看了，更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养老、老龄化已经绝对是全球的问题了。
    作为外国人，我看德国人的养老状况，有点儿雾里看花。最显眼的是，能自理的，没钱的，都不去养老院。他们的养老院很贵，不是每个老头儿老太太都能去的。有些无法自理的，也没很多钱的，靠医疗保险，可以请波兰的陪护，或者被儿女送到波兰的养老院，因为那里便宜。在很多国家，养老将会变成，或者说，正在变成最头疼的问题。德国现在开发了机器人，用来照顾老年人。有的养老院已经开始试用。
    记者：老年人更孤独了。
    冯丽：也是，但他们德语没问题，波兰看护好多不会说德语，而且每三个月就需要轮换，他们的情绪等方面也不稳定。比如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找了一个波兰的女看护，喝醉了，老人一天都没吃东西。德国本土的看护人员跟庞大的老年队伍比起来，太少了。很多年轻人都不愿学习、从事这个职业。
    记者：假如说，您自己到了老年之后，想过应该怎样面对如何养老吗？您害怕变老吗？
    冯丽：如果害怕可以阻止变老，我一定害怕。关键是怕也得老，索性乖乖地变老。尼采说，你不跟命运走，命运会拖着你走。中国人也说，不要挣命，要听天由命。老也是一样，该老就老，用不着挣扎。老了，记忆力下降，但理解力会有提升。年轻时看不进去的书，老了以后看进去了，看懂了，看得十分佩服，这么好的礼物，付出点儿记忆力衰退的代价，很值了。生活中没那么多值得记忆的事情。我说的只是其中之一，老了，也是辩证的，不该只看到弊端，也有好处。
    我争取做到，自己养自己老。
    记者：养老问题的本质是一个人如何面对孤独吗？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可能因为缺乏思考而永远理解不了这个原因，您在《如归》中找到答案了吗？
    冯丽：你觉得，孤独是老了以后才出现的问题吗？你不觉得，大街上熙攘人群中，多数是孤独的吗？他们的脸上都是孤独的表情。你不觉得，那么多无法独处的年轻人、中年人很孤独吗？你不觉得，用工作代替生活的人很孤独吗？所以，孤独不是老年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人会在晚年变得更孤独，其原因是老之前并没有面对，甚至没有发现自己的孤独。而面对孤独，首先需要面对自己。一个人，如果能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晚年都能面对衰老和孤独……一般都是无法真正地面对自己，所以也无法面对老。
    文学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
    记者：您在出版《比如女人》《渴望激情》《爱情句号》这几部畅销书之后，消息就比较少了，能否谈谈您这段时间的经历？
    冯丽：都是没有经历的经历。看看书，想想事，练习写作，看电影，听音乐，当然，还有工作。给学生上课，信口开河。我在大学教课，上班时间较为灵活。另外，我们大学很支持我的创作。
    记者：写《如归》时状态如何？每天写多少字？写作时有什么特殊的方式或癖好吗？
    冯丽：写这本书的日常状态有点儿类似闭关，不怎么跟外界接触。每天写多少字，过去我自己说了算；这次重新开始的写作中，这事儿不归我管了，我得等着，感觉着，能写多少就写多少。我的写作方式比较正常，自己坐着用电脑写，不抽烟不吃糖，偶尔站起来，吃苹果。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比如刘震云、苏童、余华、李锐的子女都在写作，能否从母亲和从作家的双重角度来评价一下您的儿子马大湾的小说？
    冯丽：作为母亲，我曾经不希望他当作家，给他买过很多建筑方面的书籍，最后他还是写作了。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熏陶的结果。作为作家，我觉得，他很有潜力，眼看着就要超过我了。
    记者：马大湾保持了一种非常神秘的形象，感觉无论外形还是内在，他都具备了在这个时代走红的潜质，但为什么还没红？是他不愿意融入时代？
    冯丽：是啊，奇怪，这家伙儿还没火起来。你找时间跟他聊聊。
    记者：您作为作家曾经经历了从先锋文学到畅销书，又到淡出文坛的转变，您怎样评价自己的这种变化？
    冯丽：幸运。
    记者：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收获》上看过您的《全世界都八岁》《有天井又带回廊的房子》，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您的童年视角非常吸引人，与同时代的先锋作家相比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您现在怎么评价那时的自己？
    冯丽：那时候，我幼稚得跟一个孩子似的，所以写孩子很拿手。现在衰老又唤回了童心，我很珍惜这点儿尚存的痕迹，希望用它写本给孩子的书。
    记者：您如何理解文学？这件事在您的生命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冯丽：作家是个体户，可以独自完成，适合我。写作，是我生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事，到目前为止，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不写作时，它也没消失，我们彼此非常忠诚地陪伴……我感谢它，帮助我经历和战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文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所以，我很少去其他地方。
    记者：虽然您出版过很多部小说，也是非常严肃的作家，但总感觉您与王安忆、赵玫、方方、林白等女作家不太一样，您好像和文学离得比较远。为什么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冯丽：你想说的是，我离文学圈比较远吧？离文学圈远，不意味着离文学远。文学圈经常是最不文学的地方。我为什么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个你得问你自己，或者问问别人。我很少跟别人比，就不太知道自己是否跟别人不一样。有时，有人对我说，类似你说的这样的话，算是有所耳闻。我想，这和做的事以及做事方式有关。我曾经对学生讲过，你做大家都做的事，看大家都看的书、电影、电视，还追求个性，就很扯了。我对我的状态挺满意的。
    记者：您过去为什么要写作？现在为什么要写作？
    冯丽：过去写作是因为有理想。现在写作是因为有乐趣。写作变成了我的营生。就像木匠做家具，厨师做饭。
    记者：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要把名字从皮皮改回冯丽？
    冯丽：跟时间有关。过去叫皮皮，年轻；此外，对冯丽不甚了解；再有一个原因，是冯丽重名的多。现在，老了，继续叫皮皮，只能叫成老皮；其次，对自己开始有所了解，跟冯丽开始做朋友，交往还比较顺利，就回来了。
    冯丽说
    老年人的世界
    我们能了解多少？
    2010年，母亲得了胃癌，大夫说最多还能活半年。我们都慌了，告诉父亲后，他泪如雨下。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常常争吵。母亲生病前，他们住在两套相邻的房子里。两个床，两个厕所，两个电视，两个淋浴……只有吃饭在一块儿。我要把两套房子打通，他们都不同意。
    父亲一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最后调离事业单位，进入企业，导致他的退休金远远低于母亲，变成他的隐痛。他一辈子攒钱，梦想发财；母亲一辈子花钱大方，从不攒钱，不想发财，最终也没受穷。这曾是他们互相调侃的话题。
    母亲生病后，我进入老年世界。我发现那个世界挺陌生的。然后我就开始写一个东西，关于老人的。每天写一点。我不是为了真正写东西，是为了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每天出去就是护工、医院各种琐碎事，回家特想安静一下，换换脑子。写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上了一次“老年大学”。老年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那里的时间慢得仿佛不再流逝，像一种特别的停止，原地摇晃着，重复着……就像在公交车上，上下车的老人很多。没人让座时，他们紧抓立柱，站定，脸上没有失望，很平静。
    后来，父亲又“忽然”病了。肺癌，住院月余，立春前去世。其实，他早就病了。没想到，死亡这片乌云先卷走了父亲。父亲去世的那一年秋天，母亲也去世了。他们做了五十来年夫妻，数次尝试过离婚，最后还是相随而去。
    我曾经尝试说服父母听我的，觉得自己还年轻，脑子还没糊涂。但他们不买账。之后，我把自己的忍受想成了一种宽容。后来我想，假如我真的没糊涂，真的懂得什么是宽容，应该朝他们走过去，说服自己听他们的。假如我走了过去，会发现理性与否，对与错，对他们最后的日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有走近他们，才能送他们安心地走。
    毛姆说：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