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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写作中,与故去的亲人重逢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天津日报 何玉新 参加讨论


    
    冯丽《如归》封面
    
    冯丽 作家、教授。现任职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笔名皮皮,出版有长篇小说《渴望激情》《比如女人》《爱情句号》《所谓先生》,短篇小说集《全世界都八岁》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
    印 象
    从皮皮到冯丽
    冯丽很酷。网上有张照片,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她活脱一个女朋克。她的说话方式也很酷。问她:“您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呆着。”接着又说:“哪儿也不去,谁也不爱,啥也不干。”语气中透着干脆。
    实际上她也是个干脆的人。她曾经的笔名叫“皮皮”。“这个名字是童话《长袜子皮皮》中女主人公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笔名她用了二十几年,但是她的新书《如归》里面,连作者介绍都没再出现“皮皮”两个字。冯丽说,因为现在这名字给她带来压力了,“因为它要求我年轻。”所以她向皮皮说再见。
    最初的写作是因为童年经验。她很早就对写作有兴趣,所以高中毕业后报考了辽宁大学中文系。1985年大学毕业后,凭着一股热情和冲动,她去了西藏,在《拉萨晚报》做了四年的记者。
    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她写了近百万字,但发表第一篇小说《全世界都八岁》的时候已是1987年。然后又有了一篇同样童年视角的精彩中篇——《有天井又带回廊的房子》。
    离开西藏后,她回了沈阳,在艺术研究所工作。生活的繁琐使她陷入瓶颈,有四年时间没写小说。后来她调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做编辑,一位同行对她说,你写书吧,写得要好看些,写都市男女的爱情。她便尝试着写。于是有了《渴望激情》。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徐静蕾、王志文、江珊等当红影星担纲主演。随着电视剧的热播,皮皮的小说受到广泛关注。这个曾与余华、格非、苏童等人一起被称为“先锋派”的作家,转型成了一名畅销书作家。“那时我是假先锋,我懂的文学比现在少多了。”她常这样自嘲。
    写作曾经给她带来名声、收益,也改变了她的生活。当她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之后才发现,这种生活让她感到痛苦。“写作带给我许多无奈,不写又不行,已经干不了别的。”上世纪90年代,冯丽去了德国,“想开开眼界”。结果德国也没呆住,又回到了沈阳。
    2012年,冯丽的父母相继去世,皮皮的写作再度陷入危机。她开始思考父母亲人离世带来的启示,同时反省自己过去创作中的沉积。在新的视角下,她发现了老年人世界另外的真实,某种日常中大家因为习以为常进而忽视的真实。从自己的父母亲人,到身边所见所闻,她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简单和沉重。这让她找到了新的出口,她把视角转向养老问题,细描垂临人生尽头的种种姿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特别是,当你老了,如何好好活着,如何活得明白、活得精彩?冯丽用一本书的篇幅告诉你答案:“除了内心真正地面对,我们没有别的出口。”
    通过书写进一步理解了父母
    理解了我自己与他们的感情
    记者:您最早动要写《如归》这本书的念头,是出于怎样的原因?
    冯丽:2010年前后,我开始写一部关于老人、晚年、临终的长篇小说。内容与我那时的经历有关——父母病重等。到了2012年,我父母相继去世,我自己也立刻开始了一种危机的状态,无论身心,还是写作。重新面对已经写下的那些文字,感觉无法更改、完善,于是放下了。之后“陷”在一种心灵的危机状态中,无力自拔。
    作家一贯过于强调的自我,一旦弱下来,也有好处。可以看见以往创作中的问题。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挣扎,2015年前后,我开始重新创作,先是拿起了已经完成的长篇,想改,结果,都扔了,重新写了。
    记者: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是否对您逝去的父母有了新的理解?
    冯丽:通过书写,我确实是更进一步地理解了我的父母,理解了我自己与他们的感情,百感交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时间,需要被等待。我是被动理解这一点的,要是没有危机,也许,我就与这样的机会擦肩而过了……我十分感谢这个机会,重新书写这些,过程中,重新面对故去的亲人。
    记者:这本书写您的亲人,写您的亲身经历、感受,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时,您考虑过写作技巧吗?对您来说,它是小说还是散文?
    冯丽:对我来说,它首先是真实的。我说的这个真实,表现方法虚构与否,我想,对作者和读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的到达是真实的,能发出真实的回声,才是根本。也是在危机中,我意识到文学表现方式的锈蚀和斑驳,许多传统意义上的表现方法,已经不具备昔日的表现力,为什么还要以它为标准或参照呢?!我尝试过很多形式,寻找新颖,结果,每个找到的形式都不能陪我走得远一点儿。最后,我对所要表达的内涵有了新的面对和认知,这个形式自动出现了,类似水到渠成。它是小说,也是散文,放到一起,表达了我的内容。《如归》,是一本书,写了与死亡有关的事情……可以当散文读,也可以当小说读,这就够了。
    记者:您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部分讲别人的故事,占了很大篇幅,这些故事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穿插进来,采用这种交错的结构方式?
    冯丽:其实,我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垂死·童话》,所讲的故事,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都是围绕迟暮和临终。把这些“虚构”的故事穿插进来,展现了一个断面,从自家那里蔓延开去,变成画幅更大的景色。这是目的所在。故事的来源是道听途说和想象。
    记者:其实从读者角度来看,《如归》还是有现代派小说的影子,您怎么看?
    冯丽:这说明我的目的达到了。
    要辩证看待年老
    不该只看到弊端
    记者:和您这本书一样,不久前有一部热播剧《中国式关系》,主题也是养老问题,您觉得中国的养老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您曾经在柏林生活过很长时间,您了解德国老人的养老状况吗?
    冯丽:我不看中国电视剧,没意思。我因此不知道中国养老问题咋解决?开玩笑。估计看了,更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养老、老龄化已经绝对是全球的问题了。
    作为外国人,我看德国人的养老状况,有点儿雾里看花。最显眼的是,能自理的,没钱的,都不去养老院。他们的养老院很贵,不是每个老头儿老太太都能去的。有些无法自理的,也没很多钱的,靠医疗保险,可以请波兰的陪护,或者被儿女送到波兰的养老院,因为那里便宜。在很多国家,养老将会变成,或者说,正在变成最头疼的问题。德国现在开发了机器人,用来照顾老年人。有的养老院已经开始试用。
    记者:老年人更孤独了。
    冯丽:也是,但他们德语没问题,波兰看护好多不会说德语,而且每三个月就需要轮换,他们的情绪等方面也不稳定。比如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找了一个波兰的女看护,喝醉了,老人一天都没吃东西。德国本土的看护人员跟庞大的老年队伍比起来,太少了。很多年轻人都不愿学习、从事这个职业。
    记者:假如说,您自己到了老年之后,想过应该怎样面对如何养老吗?您害怕变老吗?
    冯丽:如果害怕可以阻止变老,我一定害怕。关键是怕也得老,索性乖乖地变老。尼采说,你不跟命运走,命运会拖着你走。中国人也说,不要挣命,要听天由命。老也是一样,该老就老,用不着挣扎。老了,记忆力下降,但理解力会有提升。年轻时看不进去的书,老了以后看进去了,看懂了,看得十分佩服,这么好的礼物,付出点儿记忆力衰退的代价,很值了。生活中没那么多值得记忆的事情。我说的只是其中之一,老了,也是辩证的,不该只看到弊端,也有好处。
    我争取做到,自己养自己老。
    记者:养老问题的本质是一个人如何面对孤独吗?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可能因为缺乏思考而永远理解不了这个原因,您在《如归》中找到答案了吗?
    冯丽:你觉得,孤独是老了以后才出现的问题吗?你不觉得,大街上熙攘人群中,多数是孤独的吗?他们的脸上都是孤独的表情。你不觉得,那么多无法独处的年轻人、中年人很孤独吗?你不觉得,用工作代替生活的人很孤独吗?所以,孤独不是老年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人会在晚年变得更孤独,其原因是老之前并没有面对,甚至没有发现自己的孤独。而面对孤独,首先需要面对自己。一个人,如果能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晚年都能面对衰老和孤独……一般都是无法真正地面对自己,所以也无法面对老。
    文学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
    记者:您在出版《比如女人》《渴望激情》《爱情句号》这几部畅销书之后,消息就比较少了,能否谈谈您这段时间的经历?
    冯丽:都是没有经历的经历。看看书,想想事,练习写作,看电影,听音乐,当然,还有工作。给学生上课,信口开河。我在大学教课,上班时间较为灵活。另外,我们大学很支持我的创作。
    记者:写《如归》时状态如何?每天写多少字?写作时有什么特殊的方式或癖好吗?
    冯丽:写这本书的日常状态有点儿类似闭关,不怎么跟外界接触。每天写多少字,过去我自己说了算;这次重新开始的写作中,这事儿不归我管了,我得等着,感觉着,能写多少就写多少。我的写作方式比较正常,自己坐着用电脑写,不抽烟不吃糖,偶尔站起来,吃苹果。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比如刘震云、苏童、余华、李锐的子女都在写作,能否从母亲和从作家的双重角度来评价一下您的儿子马大湾的小说?
    冯丽:作为母亲,我曾经不希望他当作家,给他买过很多建筑方面的书籍,最后他还是写作了。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熏陶的结果。作为作家,我觉得,他很有潜力,眼看着就要超过我了。
    记者:马大湾保持了一种非常神秘的形象,感觉无论外形还是内在,他都具备了在这个时代走红的潜质,但为什么还没红?是他不愿意融入时代?
    冯丽:是啊,奇怪,这家伙儿还没火起来。你找时间跟他聊聊。
    记者:您作为作家曾经经历了从先锋文学到畅销书,又到淡出文坛的转变,您怎样评价自己的这种变化?
    冯丽:幸运。
    记者: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收获》上看过您的《全世界都八岁》《有天井又带回廊的房子》,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您的童年视角非常吸引人,与同时代的先锋作家相比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您现在怎么评价那时的自己?
    冯丽:那时候,我幼稚得跟一个孩子似的,所以写孩子很拿手。现在衰老又唤回了童心,我很珍惜这点儿尚存的痕迹,希望用它写本给孩子的书。
    记者:您如何理解文学?这件事在您的生命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冯丽:作家是个体户,可以独自完成,适合我。写作,是我生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事,到目前为止,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不写作时,它也没消失,我们彼此非常忠诚地陪伴……我感谢它,帮助我经历和战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文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所以,我很少去其他地方。
    记者:虽然您出版过很多部小说,也是非常严肃的作家,但总感觉您与王安忆、赵玫、方方、林白等女作家不太一样,您好像和文学离得比较远。为什么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冯丽:你想说的是,我离文学圈比较远吧?离文学圈远,不意味着离文学远。文学圈经常是最不文学的地方。我为什么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个你得问你自己,或者问问别人。我很少跟别人比,就不太知道自己是否跟别人不一样。有时,有人对我说,类似你说的这样的话,算是有所耳闻。我想,这和做的事以及做事方式有关。我曾经对学生讲过,你做大家都做的事,看大家都看的书、电影、电视,还追求个性,就很扯了。我对我的状态挺满意的。
    记者:您过去为什么要写作?现在为什么要写作?
    冯丽:过去写作是因为有理想。现在写作是因为有乐趣。写作变成了我的营生。就像木匠做家具,厨师做饭。
    记者: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要把名字从皮皮改回冯丽?
    冯丽:跟时间有关。过去叫皮皮,年轻;此外,对冯丽不甚了解;再有一个原因,是冯丽重名的多。现在,老了,继续叫皮皮,只能叫成老皮;其次,对自己开始有所了解,跟冯丽开始做朋友,交往还比较顺利,就回来了。
    冯丽说
    老年人的世界
    我们能了解多少?
    2010年,母亲得了胃癌,大夫说最多还能活半年。我们都慌了,告诉父亲后,他泪如雨下。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常常争吵。母亲生病前,他们住在两套相邻的房子里。两个床,两个厕所,两个电视,两个淋浴……只有吃饭在一块儿。我要把两套房子打通,他们都不同意。
    父亲一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最后调离事业单位,进入企业,导致他的退休金远远低于母亲,变成他的隐痛。他一辈子攒钱,梦想发财;母亲一辈子花钱大方,从不攒钱,不想发财,最终也没受穷。这曾是他们互相调侃的话题。
    母亲生病后,我进入老年世界。我发现那个世界挺陌生的。然后我就开始写一个东西,关于老人的。每天写一点。我不是为了真正写东西,是为了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每天出去就是护工、医院各种琐碎事,回家特想安静一下,换换脑子。写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上了一次“老年大学”。老年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那里的时间慢得仿佛不再流逝,像一种特别的停止,原地摇晃着,重复着……就像在公交车上,上下车的老人很多。没人让座时,他们紧抓立柱,站定,脸上没有失望,很平静。
    后来,父亲又“忽然”病了。肺癌,住院月余,立春前去世。其实,他早就病了。没想到,死亡这片乌云先卷走了父亲。父亲去世的那一年秋天,母亲也去世了。他们做了五十来年夫妻,数次尝试过离婚,最后还是相随而去。
    我曾经尝试说服父母听我的,觉得自己还年轻,脑子还没糊涂。但他们不买账。之后,我把自己的忍受想成了一种宽容。后来我想,假如我真的没糊涂,真的懂得什么是宽容,应该朝他们走过去,说服自己听他们的。假如我走了过去,会发现理性与否,对与错,对他们最后的日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有走近他们,才能送他们安心地走。
    毛姆说: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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