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理智的实践性和开放性，森在肯定了罗尔斯正义论的重要贡献后，也对这一正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提出了批评。第一，在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中，几乎只对抽象的“公正制度”予以直接的关注，却不那么关心具体的“公正社会”，而后者同时取决于有效的制度和实际的行为方式。长久以来，人们在经济与社会分析中都将实现公正等同于寻找正确的制度结构。然而，事实表明，这些宏伟的制度方案都未能实现其愿景，它们能否产生好的社会结果完全有赖于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状况。如何把公正原则的运作与人们的实际行为结合起来，正是对社会公正进行实践理性思考的核心，而将制度本身视为公正的体现，只会使我们陷入某种形式的制度原教旨主义。第二，罗尔斯所采用的社会契约方法，无可避免地将追求公正的参与者限定在某个既定的政体或“民族”之内，而正义要求无偏颇的中立与客观。因此，罗尔斯所采用的是“封闭的”中立性，即将观点与关注所涉及的范围圈定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成员之中，由某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作出中立的判断。相反，“开放的中立性”指的是，由于彼此之间无论远近所负有的相互义务、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相互依赖，以及为了避免地域性的偏见，中立的评价应该包括来自所关注的群体之外的判断。因此，我们无疑需要超越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评价一国内部的公正。
    在此基础上，森进一步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社会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程序采取的形式是：从某种“社会视角”出发，根据相关主体的评价，对不同的社会状态进行比较。因此，社会选择理论关注事物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先验的制度；允许存在不完整的排序，而并非寻求面面俱到的完美方案；认识到存在多种合理的，而不是唯一正确的判断原则；强调公共理性和反思，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公理性答案。这就与霍布斯、罗尔斯以及诺齐克等人基于契约方法的公正理论具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契约方法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并不存在的“公正制度”，并假设一旦契约达成，人们的实际行为将会遵循契约运转所要求的规范。
    三
    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推理的形式，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理智思考可以怎样进行。首先是理智思考的视角。既然我们所能看到的事物，与我们站在何处、想要看到什么是相关的，并且也将反过来影响我们的信仰、认识和决定，那么在政治和道德评价中，就需要特别注意所处位置对于我们所作的判断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寻找某种客观中立的的认识，是探讨道德伦理问题的核心所在。尽管我们对世界的整个认识都建立在现有的感知和所产生的思想上，而我们的感知与思想完全依赖于我们有限的生理感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以更全面的视野来部分或者完全克服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合理地选择比较对象，而不是先验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来尽可能地避免位置产生的局限对我们判断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开放的中立性，来最大限度地拓宽我们的视野。
    其次，理智思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理性选择理论将行为的所有动机都归于追求自身利益，这或是与他人完全无关的自利，或是关注了其他人的利益但也间接提升了自己的福利。对此，森认为，我们可以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来描绘理性选择，即将我们的选择置于一种可持续的理智思考的基础之上。当某个选择的缘由是头脑中已有的经验或习惯时，我们通常完全可以合理地采用这种选择。因此，理智思考，或者说广义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相当包容的准则，它可包括多种不能“合理地拒绝”的缘由，这不仅限于有意识的自利，而且包括并非完全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如对于合理的行为规则的尊重，考虑他人的愿望与追求，抑或公平地对待他人的行为准则，等等。
    正是因为理智思考可以包容多种缘由，所以即使是在基于现实后果的考量中，也并不意味着对于结果的责任感和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考量就完全被排除在外。通过对于古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一个战役的分析，森认为，一个人不仅有充分的理由去注意某个具体选择会带来的后果，而且有足够的理由从一个充分宽广的角度来看待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现实，包括相关的主观责任感、所采用的过程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考虑到各方面相关因素的“全面结果”与只着眼于最终结果的“终极结果”之间的区别。而无论是完全着眼于最终结果的缘由，还是涉及上述责任、过程与关系的缘由，对其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评价都需要接受个人或者公共理性的审思。
    四
    本书的第三部分在对理智，这一推进正义所必须具备的要素进行了分析之后，森开始进入正义的实质层面。他分别从自由，以及与自由相联系的可行能力一方，和以资源与幸福为代表的另一方，来考察他们各自对于正义的标准，也就是进行政治和道德评价的意义。森指出，在评价生活的时候，我们有理由不仅对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发生兴趣，而且关注在不同生活方式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自由之所以重要，至少是出于机会和过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更大的自由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所珍视的事物。第二，更大的自由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受他人施加的限制，而决定自己要去获得的事物。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背景下来研究，即仅从一个人事实上的最终选择，也就是“终极结果”的角度，还是应同时考虑到更宽广的选择过程，尤其是考虑到他可能作出的其他选择，也就是“全面结果”，来对一个人能过上他所珍视的生活的能力进行评价。
    可行能力就这样与自由和正义联系在了一起。由于可行能力的概念是以自由和机会，即人们选择不同类型的生活的能力为导向的，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最终的选择或结果，因此可行能力视角能够反映人与人之间在各自所具有的优势上的明显差别，而这种差别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一个人真正的弱势所在，从而进行相应的政治和道德评价。此外，可行能力视角必然会涉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关注的事物的多种特征，而不单单只是一些容易计算的收入和商品，因此可行能力是不可通约的，但这并不会打乱对于不公正的评价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个人和公共理性都可以触及的比较判断来使事情处在正确的轨道上，而不是必须对所有可能的比较进行逐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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