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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为什么不行——摘自《五百年来谁著史》

http://www.newdu.com 2017-10-11 人民出版社 佚名 参加讨论
宋朝为什么不行 ——摘自《五百年来谁著史》 推荐人: 贾元昌 推荐理由: 两会要闭幕了,它像往年一样,成为三月前半个月的社会热点话题,关于教育、关于住房、关于三农、关于


    宋朝为什么不行
    ——摘自《五百年来谁著史》
    
    

    
    

    推荐人:贾元昌
    
    推荐理由:两会要闭幕了,它像往年一样,成为三月前半个月的社会热点话题,关于教育、关于住房、关于三农、关于改革,貌似每年都绕不开这些同样的议题。海量的新闻、众多的提案、频出的政策法规,反映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之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常态。问题背后的症结是什么?现象下面的本质是什么?全面改革的逻辑是什么?种种疑问共同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国家治理,只有理解了它才能更好地理解两会新闻所报道的一切。
                                                                                                                                                          
    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圣贤”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圣贤”,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贤达”,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谓: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圣贤”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
    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
    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蹙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是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公明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
    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 ,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为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还是基本没有,――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
    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如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皇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宋江钱从何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一百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这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
    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公明。而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
    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即使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 
    
    责任编辑|崔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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