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什么不行
    ——摘自《五百年来谁著史》
    
    
    
    
    推荐人：贾元昌
    
    推荐理由：两会要闭幕了，它像往年一样，成为三月前半个月的社会热点话题，关于教育、关于住房、关于三农、关于改革，貌似每年都绕不开这些同样的议题。海量的新闻、众多的提案、频出的政策法规，反映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之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常态。问题背后的症结是什么？现象下面的本质是什么？全面改革的逻辑是什么？种种疑问共同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国家治理，只有理解了它才能更好地理解两会新闻所报道的一切。
                                                                                                                                                          
    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圣贤”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圣贤”，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贤达”，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谓：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圣贤”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
    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
    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蹙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是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公明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
    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 ，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为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还是基本没有，――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
    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如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皇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宋江钱从何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一百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这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
    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公明。而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
    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即使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 
    
    责任编辑|崔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