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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性灵诗学的解构倾向(4)


    最后是王彦泓的风情。风情,原如日本作家永井荷风所说,“是那种只有经受艺术洗练的幻想家的心灵才可体味、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复杂而丰富的美感的满足”。[48]但在当时,它常与男女艳情联系在一起,王彦泓的风情更被目为亵靡淫艳。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凡例》宣称:“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办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指矣。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49]袁枚寄书论辩,劈头便说:“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又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50]在《答蕺园论诗书》中,袁枚更截然断言:“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51]男女之情是袁枚生活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没有风情,袁枚的性灵说就会少很多个性色彩。
    综上所述,袁枚的性灵乃是一个涵摄前代诸多诗学命题的范畴,这些诗学命题全都指向一个核心——自我表现;而在话语层面,它又与生动和风趣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它给人印象较深的一点。如《随园诗话》载:“有人以某巨公之诗,求选入《诗话》。余览之倦而思卧,因告之曰:“诗甚清老,颇有工夫;然而非之无可非也,刺之无可刺也,选之无可选也,摘之无可摘也。孙兴公笑曹光禄‘辅佐文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祷;非无文采,绝少剪裁’是也。或日其题皆庄语故耳,余日不然。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52]袁枚的性灵就是这样,有着多样的面向和趣味。那么是否可以说,它就是传统诗学观念的一大综合,是个融合旧有理论而建构起来的一个新范畴呢?那又不然。袁枚的性灵非但不具有理论建构的意义,甚至还很典型地符合德里达的解构观念,是一个明显带有解构倾向的概念。
    德里达认为,“一个体制(institution)于其创建之时刻中的悖论,即是一方面它开辟了某种新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也继承了某种东西,它忠于过去的记忆、忠于传统、忠于我们从过去、前人和文化那里所承继的遗产”。两者由此形成一种解构之势:“在记忆、忠诚、保存所继承的遗产之时——同时——异质性、全新的事物、与过去决裂也在起作用,这二者之间有着不可混同的张力。”[53]性灵正是如此,它一方面在诸多传统观念中提取一种有限的同一性,同时又坚决地抛弃那些相关的外在规范,即德里达特别强调的阻止同一性自我封闭的那些因素。[54]这正如同解构决不否定同一性,但会警惕,“把优越地位赋予同一性、整体性、各种有机的整体以及同一化的社会对于独立责任、自由选择、伦理和政治都是威胁”。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性灵都是个解构性的概念,它不仅如下文所显示的,具有颠覆和消解一切传统观念的势能,同时也有着阻止同一性自我封闭的机制。不是么?所有传统的诗学观念,都因有特定的美学目标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同一性的自我封闭状态,唯独性灵是个例外。这是由其唯自我表现论的本质所决定的。一如德里达所处理的解构和正义的难题,法律可以被解构,但正义是不能被解构的,因为正义永远与自身保持差异。同理,性灵可以被解构,但自我表现是不能被解构的,自我表现同样也与自身保持差异。差异在于自我表现是不可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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