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青铜相伴五十年——记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佩芬(3)
http://www.newdu.com 2024/08/29 12:08:05 文汇读书周刊 施宣圆 参加讨论
研究青铜器 解读青铜器 上海博物馆不仅藏有丰富的青铜器,而且还有许多纹饰和传统拓片,这是馆内一些精于传拓的专业人员留下来的。这些拓片为研究青铜器的定名、纹饰的变化和为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陈佩芬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开始收集这些青铜器纹饰的墨拓本。1982年当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庄敏先生来上博考察,见到如此精美的纹饰拓片,叹为奇观。在庄敏先生的关心下,陈佩芬整理编撰的《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年出版。青铜镜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上博藏有几百件青铜镜珍品,陈佩芬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结合传世品,对中国青铜镜各个时期的特色,在形制、纹饰和铭文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馆内的青铜镜作了全面的断代分期研究,编撰了《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说到青铜镜,不能不提起“文革”中她和马先生等奋战仿制汉代透光镜的事迹:六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汉代人已能铸造透光镜,我们现代人一定要把“透光”的原理搞清楚。1974年,刚刚“解放”不久的马先生想起周总理的话,同陈佩芬商量,说上博有大小不同的四个汉代透光镜,我们要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把透光镜的铸造原理弄清楚,仿制同样有透光效应的铜镜。陈佩芬听说要完成周总理交代的任务,心里十分高兴。就和马先生去请阮崇武先生(后任海南省省长、劳动部部长)前来主持这项工作,阮也是刚“解放”不久,当时主持上海市科协日常工作,他听了马先生的介绍,表示非常乐意参加这一考古实验。他们从各单位调来一批专家,组成一个攻关小组,在实物和文献的基础上,经过一年的实践,终于摸清了透光镜成影的原理,并且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复制出透光镜。陈佩芬积极参加这一考古实验,后来她撰写了一篇《西汉透光镜及其模拟试验》论文,发表在1976年的《文物》杂志上。上海攻克西汉透光镜的事迹轰动了中外文博界。 多年和青铜器相伴,陈佩芬不论在青铜器鉴定还是青铜器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八十年代以来,她不断有论文问世,她以文献资料与铭文相结合,解读了许多历史疑案,蜚声学术界。她的专著还有《认识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全集》中的《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和《中国历代铜镜》两册等等。《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是她于1997年从副馆长职位退下来以后开始编著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马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陈佩芬负责收集资料和撰写商代至东周的部分器物说明,可是这部轰动一时的大著,仅收录上博馆藏精品100件。四十多年过去了,上博的藏品不断丰富,对青铜器的研究不断深入。陈佩芬在马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从上博所藏的6000多件青铜器藏品中精选出700件珍品,度其形体,称其重量,释其铭文,考其年代,编撰了《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这是继《中国青铜器研究》出版以来又一次总结性、集成性的巨著。上世纪存放于库房里的文物,由于入库的时间不同,有的器物的器和盖分藏两处。陈佩芬为撰写《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对库藏的青铜器作了一次大清理,竟发现了近十件原来器、盖离散的器物,使它们合二为一,成为完璧,恢复了整器的原貌。真是踏遍青山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是陈佩芬撰写这部书意外的一大收获! 陈佩芬说,她一生是幸运的,她一直是在马先生的领导下或指导下工作的。“我今天的青铜器研究成就是同马先生的关心、指导、教诲分不开的。马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她真诚地说。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她和马先生经常出席学术讨论会或参加青铜器鉴定,人们常常将她与马先生相提并论,她总觉得马先生的道德和学问都是她的楷模。马先生和她不知为人鉴定多少青铜器,人家送他们鉴定费,他们都一概拒绝;他们都是北京保利艺术公司的顾问,“保利”的同志说,他们为“保利”鉴定了上千件的文物,不仅不拿顾问费,也从来不收取鉴定费。马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同事,他的朋友。 “现在,马先生已经逝世,我要继承马先生的遗志,做好青铜器研究工作,完成战国楚竹书的考释任务。”最后,陈佩芬翻开精美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第一卷扉页,指着“谨将此书献给尊敬的马承源先生”几个字,对我们如是说。 陈佩芬说,她一生是幸运的,她一直是在马承源先生的领导下或指导下工作的。“我今天的青铜器研究成就是同马先生的关心、指导、教诲分不开的。马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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