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青铜相伴五十年——记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佩芬(3)
http://www.newdu.com 2024/08/29 12:08:05 文汇读书周刊 施宣圆 参加讨论
| 研究青铜器 解读青铜器 上海博物馆不仅藏有丰富的青铜器，而且还有许多纹饰和传统拓片，这是馆内一些精于传拓的专业人员留下来的。这些拓片为研究青铜器的定名、纹饰的变化和为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陈佩芬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开始收集这些青铜器纹饰的墨拓本。1982年当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庄敏先生来上博考察，见到如此精美的纹饰拓片，叹为奇观。在庄敏先生的关心下，陈佩芬整理编撰的《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年出版。青铜镜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上博藏有几百件青铜镜珍品，陈佩芬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结合传世品，对中国青铜镜各个时期的特色，在形制、纹饰和铭文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馆内的青铜镜作了全面的断代分期研究，编撰了《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说到青铜镜，不能不提起“文革”中她和马先生等奋战仿制汉代透光镜的事迹：六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汉代人已能铸造透光镜，我们现代人一定要把“透光”的原理搞清楚。1974年，刚刚“解放”不久的马先生想起周总理的话，同陈佩芬商量，说上博有大小不同的四个汉代透光镜，我们要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把透光镜的铸造原理弄清楚，仿制同样有透光效应的铜镜。陈佩芬听说要完成周总理交代的任务，心里十分高兴。就和马先生去请阮崇武先生（后任海南省省长、劳动部部长）前来主持这项工作，阮也是刚“解放”不久，当时主持上海市科协日常工作，他听了马先生的介绍，表示非常乐意参加这一考古实验。他们从各单位调来一批专家，组成一个攻关小组，在实物和文献的基础上，经过一年的实践，终于摸清了透光镜成影的原理，并且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复制出透光镜。陈佩芬积极参加这一考古实验，后来她撰写了一篇《西汉透光镜及其模拟试验》论文，发表在1976年的《文物》杂志上。上海攻克西汉透光镜的事迹轰动了中外文博界。 多年和青铜器相伴，陈佩芬不论在青铜器鉴定还是青铜器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八十年代以来，她不断有论文问世，她以文献资料与铭文相结合，解读了许多历史疑案，蜚声学术界。她的专著还有《认识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全集》中的《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和《中国历代铜镜》两册等等。《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是她于1997年从副馆长职位退下来以后开始编著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马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陈佩芬负责收集资料和撰写商代至东周的部分器物说明，可是这部轰动一时的大著，仅收录上博馆藏精品100件。四十多年过去了，上博的藏品不断丰富，对青铜器的研究不断深入。陈佩芬在马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从上博所藏的6000多件青铜器藏品中精选出700件珍品，度其形体，称其重量，释其铭文，考其年代，编撰了《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这是继《中国青铜器研究》出版以来又一次总结性、集成性的巨著。上世纪存放于库房里的文物，由于入库的时间不同，有的器物的器和盖分藏两处。陈佩芬为撰写《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对库藏的青铜器作了一次大清理，竟发现了近十件原来器、盖离散的器物，使它们合二为一，成为完璧，恢复了整器的原貌。真是踏遍青山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是陈佩芬撰写这部书意外的一大收获！ 陈佩芬说，她一生是幸运的，她一直是在马先生的领导下或指导下工作的。“我今天的青铜器研究成就是同马先生的关心、指导、教诲分不开的。马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她真诚地说。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她和马先生经常出席学术讨论会或参加青铜器鉴定，人们常常将她与马先生相提并论，她总觉得马先生的道德和学问都是她的楷模。马先生和她不知为人鉴定多少青铜器，人家送他们鉴定费，他们都一概拒绝；他们都是北京保利艺术公司的顾问，“保利”的同志说，他们为“保利”鉴定了上千件的文物，不仅不拿顾问费，也从来不收取鉴定费。马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同事，他的朋友。 “现在，马先生已经逝世，我要继承马先生的遗志，做好青铜器研究工作，完成战国楚竹书的考释任务。”最后，陈佩芬翻开精美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第一卷扉页，指着“谨将此书献给尊敬的马承源先生”几个字，对我们如是说。 陈佩芬说，她一生是幸运的，她一直是在马承源先生的领导下或指导下工作的。“我今天的青铜器研究成就是同马先生的关心、指导、教诲分不开的。马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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