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青铜相伴五十年——记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佩芬(2)
http://www.newdu.com 2024/08/29 12:08:48 文汇读书周刊 施宣圆 参加讨论
| 谈到抢救文物，陈佩芬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她的同事常常到上海冶炼厂和一些废铜仓库中抢救文物。她是副组长，也算是一个干部，每逢星期四下午都要参加劳动，和她的同事在废铜烂铁中寻宝。同事们常有所获，有一次，一位同事从安徽运来的废杂铜碎片中发现了两条半龙，似乎是器物上的耳，但又找不到器物，只好把它存放起来。陈佩芬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两条半龙，密切注意安徽运来的铜包。两年后，她从安徽的铜包中发现了两件无耳的青铜大尊，兴高采烈地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已“靠边”的马先生，一经核对，果然这一青铜大尊上所缺的龙耳就是两年前的那两条半龙。经过修复，就成了一对造型优美、罕见的青铜器龙耳尊。据统计，历年来，上博从废铜中抢救出来的青铜器达三万件（不包括古钱币），其中不少是夏代晚期和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精品。 正当陈佩芬埋头于青铜器研究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来临了。上海滩大街小巷，一群群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收藏家被视为“资本家”、“遗老遗少”，他们的书画文物被称为“四旧”，当在扫除之列。这可是文物，是国宝啊！一旦被毁，个人损失事小，国家损失事大！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纷纷向上海博物馆告急求援。马承源先生就和沈之瑜馆长商量，立即以馆的名义向市政府打报告，主动要求配合红卫兵清点抄家文物，并出具详细清单予以代管。此事得到市政府未复文的口头同意。于是，编目征集组的职能变为抄家文物接收代管临时组织。此时，组长吴朴堂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迫自尽，中层干部靠边的靠边，批斗的批斗，代管临时组织的任务落在陈佩芬头上，她和组里同事24小时值班，一接到消息，不管是清晨还是深夜，都要赶去将文物运回博物馆。红卫兵不仅抄收藏家的文物，还把公共场所中他们认为“四旧”的东西送博物馆。有一次，一群红卫兵打来电话，说要送来外滩汇丰银行门口的那对铜狮和原团市委草坪旁的那座纪念铜马，问陈佩芬要不要。陈佩芬果断地叫他们保存好，马上送来博物馆。她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我们说一个‘不’字，他们就会立即送到冶炼厂。当时，红卫兵送来的还有寺庙里的佛像、菩萨、香炉、大钟和发掘出来的铜炮等，我们是来者不拒，通通照收照管。” “文革”是一场灾难。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中，上博许多干部和专家被打入“牛棚”。眼看抄家文物数量多，宝贝多，陈佩芬主动向造反派提出要求代管这批文物。造反派觉得她职员家庭出身，历史清白，业务熟悉，不参加什么造反派，是普通群众，很合适做这一工作。于是，她游离于“斗争”之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管”文物。这一工作一干就是七年，据不完全统计，由她经手保管、整理的收藏家有209户、抄家文物15万件。她和同事们将这批文物分户上架，造册、制卡、拍照，做盒子，还为书画做布套。当时一些“解放”了的干部和专家，如马承源、郑为、李鸿业、张公午、沈之瑜等没有安排工作，也参加了整理抄家文物。陈佩芬请他们鉴定，虚心向他们学习。她最感兴趣的是青铜器，抄家的青铜器有真有伪，进了博物馆作为文物保管，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要将其中的一、二级文物挑选出来转移到后库。面对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青铜器，陈佩芬眼界大开，她和马先生进行了真伪鉴定，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一次，她看到一件春秋早期鳞纹壶，壶颈至腹内侧有一篇铭文，器形、纹饰时代较晚，铭文时代较早，显然铭文是后来刻的。那么，是用什么方法刻上去的呢？她向马先生求教，马先生叫她将器物表面上的泥土和假锈清除，终于露出了自口至腹曾经切割过的痕迹。这段特殊的日子，对陈佩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她后来说：“这个时期，上博的许多同志都遭受批判、下放、转业，造反派冲冲杀杀，争权夺利，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而我居然还有这么好的条件来整理文物，不仅看到大量的东西，而且学到许多鉴定文物真伪知识。现在看来，中国文博界有这种好运的，大概就非我莫属了！” 1975年上海市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陈佩芬将她七年来所保管的15万件各类文物、图书正确无误的移交给工宣队。“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抄家文物物归原主，收藏家看到他们的文物完整无损，有的文物还做了盒子，有的书画装裱后做了画套，惊喜不已，觉得文物还是由博物馆保存好，许多人主动将文物捐赠给博物馆。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邻家有女
- 下一篇：上海“蛋白质女孩”这样炼成：健全人格 +中西教育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