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香港地区更擅长将“空间”作为文学书写与学术研究的重心。这是由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意识造就，也是香港变动不居的文化特性、各种异质性因素催生的“在地”意识使然。在此意义上，相关文学创作亦为研究中国当代小说书写及理论建构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和吸纳的重要内容。
    一
    文学地方与“地景之难”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在时间和空间关系的理论化层面形成重大的范式转变。现代主义艺术和哲学在20世纪初已进行阐述的内容得以系统化。因此，由格罗斯堡（Lawrence Grossberg）、卡尔斯泰英（Carlstein T.）、思里夫特（Thrift N.）提出的“空间时间化”“时间的空间化”（1）等论述，将文字从时间的单向思考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扩展了文本形态的维度。
    考察人文领域，由“空间”（space）必涉及另一重要概念——“地方”（place）。“所谓从空间到地方的转化，就是抽象的空间与具体的事物相联系从而成为具体的地方。一定的地方，不仅有确切的地理坐标，更有该地具体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2）段义孚（Yi-fu Tuan）在《经验视角中的空间与地方》一书中曾明确“地方”与“空间”的分别，至今仍为研究者所沿用。段义孚认为：“如果我们将空间视为容许移动之所在，那么地方即是暂停。”（3）克雷斯维尔（Tim Cresswell）进一步提出“地方”之于人的意涵，“地方不仅是世间事物，还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4）。当段义孚追问“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地方记忆”时，曾就此展示了一段饶有意味的案例：物理学家玻尔和海森堡游览丹麦的克伦宫堡。玻尔对海森堡说，一旦想起哈姆雷特曾在这城堡生活过，“顿感这地方产生变化”。城堡本身作为物理建筑，却因莎士比亚的书写而获得生命力。“每个人都透过莎士比亚而知道哈姆雷特参与对人性深处的问题发问，而他也被投影在克伦宫堡这地方中，从此，这城堡就与其他外表相似的城堡不一样了。”（5）由此可见，文化经验通过改变人们的空间感，强化地方的在场感，并保存历史记忆，进而促进“空间”的时间化。当“空间”所承载的意义趋于凝固，“空间”即可再现为向度丰富的“地方”。这一过程，可由文学作品之于地理空间的对应关系造就。麦克·克朗（Mike Crang）以“地理学”（geography）视角，提出了文学书写在“空间”创造层面可相匹配的表意作用：“文学显然不能解读为只是描绘这些区域和地方，很多时候，文学协助创造了这些地方。”（6）当“空间”的意义以文学元素凝固下来，这些“地方”便可以称为“文学地方”（literary place）。
    在华文文学研究范畴，“地方”（place）、“地志”（topography）时有相通，但亦有区别。“地方”概念相对宽泛。较之承载多元空间意义的“地方”，“地志”借重地理学术语toponym，由地貌描述工具出发，着重对空间的命名、陈述。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地志学》一书的导论中指出，“地志学”（topography）结合希腊文“地方”（topos）和“书写”（graphein）二词而成，字源释义为“对某个地方的书写活动”（7）。与此相关的香港书写，不妨以地区“屯门”为例，其既为传统地理区划，亦是香港重要的历史发祥地。“屯门”秦汉时期属南海郡番禺县管辖,至汉代则改隶博罗县。唐时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过往商旅繁密，开始集中见著于典籍。由地志书写观之，如《新唐书·地理志》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清楚点明其地理方位所在；“屯门”亦出现于相关诗文中，如“屯门云虽高，亦映波涛没”（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潮”（刘禹锡《踏潮歌》）等。相对于地志书写（地理报告、方志、日志）的功能性，后者（地志文学）赋予“屯门”以“文学地景”（literary landscape）的质地，可清晰体会其所蕴藏的著作者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希利斯·米勒认为，“地方感”体现了“人类与世界联结的先天能力”及“对地方位置的准确认识”，着眼于以“地方”为出发点考察人与“空间”的关系。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则指出“地方感”对文化认同的促生意义。他认为“地方感”就是“认识不同地方及不同的地方认同（identity of place）的能力”，而这种“地方认同”常以人对该地的经验为基础，是以人、时间、空间三者组成人对“地方”的感觉。以上见解，为我们考察香港现当代小说对“空间”的切入点与表达形式，提供了相当有意义的窥口。
    纵观“香港文学地景资源库”（8）中涉及香港十八区的文学作品，足可体会“地方感”在其小说体系构成中的贯穿功能。通过考察其中所指辛其氏的《我们到维园去》、舒巷城的《香港仔的月亮》、董启章的《永盛街兴衰史》、王良和的《和你一起走过华富村的日子》、周淑屏的《弥敦道两岸》、胡燕青的《牛津道上》、曹聚仁的《石硖尾村》、关丽珊的《猫儿眼破深水埗的黄昏》、也斯的《爱美丽在屯门》等涉猎“文学地景”的作品，可见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地志书写，地志文学/小说极为清晰地凸显了人的主观介入意涵。艾兰·普兰特（Allan Pred）言及“地方感”时指出，新人文主义学者提出“地方”不只是客体，而是主体的客体（9）。克雷斯维尔进一步将“地景”定义为“我们可以从某个地点观看的局部地球表面”，其结合了“有形地势”和“视野观念”（10）。可见，强调人的视觉及视野的参与，带来对“地方”向“地景”的递进。如舒巷城的《太阳下山了》开篇着重描写了港岛东部地区的“地景”：
    从香港中环——繁盛的市区——乘电车到筲箕湾去，自成一区的西湾河是必经之地。离船坞不远，在古老的“街市”附近，有几条宽阔的横街，泰南街是其中之一。它街头向南，面对电车路，跨过电车路，是一列专卖“价廉物美”食品的“大牌档”，附近的居民正是那些牛腩粉档、艇仔粥档、咖啡红茶档……的熟客；街尾向北，走过一片空旷的沙地是海滨，从那儿向东望，就是有名的鲤鱼门海峡。（11）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描述中所提示的“地景”序列，是以“电车”这一富有历史感的交通工具的行进路线作为指引，在动态的视野驱动下构成完整的景观链条。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视野的流动，带来的某种“日常”的情感指涉。拙论《梓人的观看——兼谈小说创作中的历史书写》（12），曾引用陈从周《说园》的篇首，谈及江南园林，提出了有关建设园林的两种方式。陈从周认为，园有静观与动观之分，是造园者需考虑的。静观是游者驻足之处，而动观则是较长的游览线。前者以槛前细数游鱼、亭中待月迎风为表征；后者以径缘池转、廊引人随为状，妙在移步换景。动静之分，陈从周称之为“立意在先，文循意出”。由此可见，即使同一“地方”，因为介入的视野与观察方式的不同，所得“地景”的面目亦存在差异。
    “地景”作为“人所观看的对象”，“在大部分地景定义中，观者位居地景之外”（13）。谈及静观视角，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名篇《艾菲尔铁塔》中以19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经历，提出了著名的“视觉盲点”概念：“莫泊桑时常在埃菲尔铁塔内午餐，但他的注意力并没放在菜肴上：这是巴黎唯一的让我身处其中而无法看到它的地方，他常常这样说道。因为在巴黎，你必须永无休止地采取预防措施来阻止埃菲尔铁塔出现在你的视线中。”（14）这段话以衍生的方式亦昭示了“地景之难”：“这铁塔凝望着巴黎。参观埃菲尔铁塔就意味着把自己完全袒露在一个阳台上，去感知、领悟和品味巴黎的本质。”“你必须得像莫泊桑一样走进它的内部，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人类自身一样，唯一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就是他自身，而这个铁塔自身就是以它为中心的整个巴黎视觉系统中唯一的一个盲点。”“铁塔违反了上述分离现象——看与被看的习惯性的分裂。它在两种功能之间造成了一种充分的流通性。”（15）姑且不论此篇吊诡地肯定了埃菲尔塔作为“地景”的意义，其以隐喻之道向我们说明了全景“观看”巴黎的方式，必须包含对“中心”的规避。而“动观”巴黎的视角则以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分析波德莱尔著作发展出的“漫游者”（flaneur）为代表，其起于边缘，徜徉街巷，亦表现出对人群与秩序的疏离。相较而言，同样身居都市，舒巷城等香港当代作家们对“地景”的观察，显然是一种更为明确的“导航”视野，投入且有序地进行。借用学者卢玮銮对香港文学进行时空性梳理的理念，则是由“漫步”转为“散步”（16）。如辛其氏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索骥》，表面为寻人，却因人与“地方”的关联，铺展出一张香港的“地景”地图。“按图索骥”对于香港的文学/小说体系建构，有着相当耐人寻味的隐喻意义。在时间上的无力感会催生两个取向：一是对历史遗留的执着，指向“怀旧性”书写；二是对空间叙事的念兹在兹。而在这两种取向之外，亦有香港作家反其道而行之，借由小说的虚构性模拟地志学的工具性功能，构建虚实莫辨的文本格局。如董启章《地图集》的副标题为“一个想象的城市考古学”，以文字重绘香港地理，更坐实了将城市历史空间化的创作意图：“虚构（fiction），是维多利亚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质；而城市的地图，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扩充、修改、掩饰、推翻的小说。”（17）
    以地图为眼，董启章有意识地克制了文学质地所致“地方感”，还原作品以“地志书写”的结构。其章节分为“地理篇”“城市篇”“街道篇”“符号篇”。虚构成为串联文本的主线，然而文本中又不断出现真实的遗留态资料，包括地方志与史料，与虚构叙事混合，从而点明城市建构的实质，亦由此实现“地志”命名的功能性再现。如“共同地”(commonplace)——《广东通志》、“取替地”(displace)——《粤大记》、“非地方”(nonplace)——《新安县志》。董启章一方面通过“这个城市的虚构程度，可以媲美最天马行空的小说”，彰显其未完性；一方面铺陈对维多利亚城的记述与论证，亦以过去角度发言，其中的内容和维度包括地质观测、都市规划、经济和气象学、制图与地图学、比较文化、政策变异、旅游史记等方面。而这些信息也共同构筑了相当繁复的城市空间/时间体系，打破了传统历史的线状结构。城市构建“永远结合着现在式、过去式和未来式”，为《地图集》的“香港重塑”提供了文化元素交叠互补的容器。尤为可观的是，其对“地景”的呈现方式突破了以人为本的观察视野，转而从神话原型入手，借“东方半人马”比拟香港城市的交杂特质：既不同于西方人马（centaur）截然二分的拼合形态，亦不同于东方神话中的幻想物，如《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是多种细部的“混合”（18）。上述两种阅读地图的方式，则指向相异“地景”群落的勾勒格局。前者以中西区为例：
    中环区的街道几乎无一例外地以英文命名，而且全都是与开放维多利亚城有关的人物的名字，例如第一任总督sir Henry Potttinger命名的砵甸乍街、以早年驻军总司令Major General D’aguilar命名的德忌笠街、以一八四〇年代英国外相Lord Aberdeen命名的鸭巴甸街等。
    而自上环太平山一带以西，街却多用中国名称，如普庆坊、普仁街、永乐街等。据文献记载，在建筑方面，城市也以砵甸乍街为分野，中环一面是英式楼房，上环一面则是中式屋宇。从海港眺览，必然察见双方歧异并存的形态。（19）
    后者则指“混合”派提出“各种数量、位置和密度分析来说明维多利亚城并无东西两半截然分野的事实，力图把维多利亚城描绘为纠缠不清、难以分解的异类血缘混杂产物，即杂种(hybrid)”，更导向香港独一无二的文化质地。《地图集》将城市的虚构性表达为对文本空间的断裂与重组，亦借地志层面的史料性缺失，阐释了阿巴斯(Ackbar Abbas)“消失政治”（20）（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于解读香港城市空间的拓展性意义。
    二
    “外来者”书写与“地方依恋”
    事实上，早在《地图集》创作之前，董启章已在小说《永盛街兴衰史》中，借返乡移民刘有信的视角，频繁地强调其祖屋所在“地景”——“永盛街”的消失（21）。普罗山斯基（Harold M. Proshansky）曾由“环境心理学”（environmental psychology）的角度，提出“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理论。他认为“地方认同”的核心特征是：“内在者”（insider）具有对“地方”的喜爱之情，即“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即对“地方”存有留恋的心理状态（22）；而对“消失”的念兹在兹，很自然地表现为“返乡者”对昔日熟悉的“地景”（及相关风物）的依恋与怀旧，成为产生地方认同的凭借。吊诡的是，虽则存在地缘联系，“返乡者”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内在者”（insider），而具有了“外来者”（outsider）的特点。“地方/地景”由此与其呈现为“物是人非”的形态。舒巷城的《鲤鱼门的雾》塑造了离家15年的游子梁大贵的形象。当其在埗头偶遇操客家口音的异乡老妇，被对方问及去“茶果岭”的路线时，只能嗫喏地回答：“阿娘,我也不知道哩。我是刚来的……”（23）小说中“雾”的隐喻意义显然指向游子在“内在者”和“外来者”之间身份摆荡的模糊状态。克雷斯维尔引用哈维（David Harvey）的理论总结道：“只要地方指涉的是一群人与某处位置之间紧密而相当稳固的关联，地方就会不断涉及‘我们’（属于某个地方的人）和‘他们’（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人）的建构之中。如此一来，就建构了圈外人。”（24）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吾人即陌生人》中写道：“每个本地人都会觉得，在自己本身的土地上，自己差不多也是个异乡人，因此深感不安，有如面对性别、国家、政治或是职业等属性问题。迫使他接着不得不跟他人认同。”（25）此时，“地方感”则成为“吾人”与“陌生人”之间壁垒的评估尺度。“内在者”以“地方依恋”为“地方认同”的特征；而“外来者”则可透过积累“地方依恋”而形成“地方认同”。以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说，就是排斥“外来者”；抑或从“外来者”变成“内在者”，继而成为建构空间的主体（26）。
    由此出现值得探讨的命题：所谓“外来者”（包括外来的体验者与书写者）对“地方”所采取的书写策略。数度赴港短居的上海作家王安忆曾发表小说《香港的情与爱》。陈燕遐称此篇“选取了一个非常边缘的角度（过客、新移民），却吊诡地从边缘以暧昧的中心心态统摄香港，在她的注视下，香港成为一个沉默的奇观”（27）。就小说文本而言，王安忆弱化了香港作为“地方”及相关“地景”的意义，或可称之为一种“外来者”有见地的扬长避短。主人公逢佳的人生目的地和最终归宿指向澳洲，因此对香港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地方依恋”。王安忆亦着意消解主人公的“地域/地方”指征，“她属那种在上海被认为是江北人的类型，作为上海人是不够典型的”（28）。而在文中，又以逢佳的命运隐喻了香港的历史发展。阿巴斯指出:直至10年前，所有关于香港的故事都被写成是关于其他地方的故事（29）。在小说结尾，作家借男主人公老魏之口说出了“我爱香港”。香港以复写的方式化身为逢佳这个上海“外来者”。王安忆有意打破了某种关于地域的刻板印象，从而解构了如前辈作家张爱玲关于上海—香港精致的对照关系。颇有意味的是，张爱玲书写香港的小说集《传奇》中的数篇，却可见相当类似“地方感”的清晰表达。如《第一炉香》以葛薇龙的“外来者”视野，观照姑母梁太太的半山居所：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的边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地下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30）
    因为视线所及丰满的细节，以上文字反讽式地呈现出奇特的“地方依恋”。“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31）换言之，张爱玲借由她“上海人”视野中丰富的香港“地景”，涉猎“西环”“湾仔”“铜锣湾”等处，进而打破了所谓“地方依恋”横亘在“外来者”与“内在者”之间的壁垒，实现了对这座城市更为开放的小说版图的建构。
    以之为着眼点，纵观香港现当代文学脉络，以此关注包括张爱玲在内的重要创作群体——南来作家。他们以“外来者”身份，实现了对香港“地景”的独特勾勒，亦构成与香港作家相互参照的格局。不妨从香港现代主义的执旗者马朗（马博良）说起，其代表作《北角之夜》有这样的句子：“最后一列的电车落寞地驶过后/远远交叉路口的小红灯熄了/但是一絮一絮濡湿了的凝固的霓虹/沾染了眼和眼之间蒙眬的视觉/于是陷入一种紫水晶里的沉醉/仿佛满街飘荡着薄荷酒的溪流/而春野上一群小银驹似的/散开了，零落急遽的舞娘们的纤足/登登声踏破了那边卷舌的夜歌”（32）。该作品体现出一种形式与内容的落差感，以古典气韵浓郁的词句描绘最现代的都市情境。来自上海的马朗，其“过去中国大陆春野上的经验，与香港现实的经验是互相重叠的”（33），其文本通过记忆与现实的融合，造成两种气息截然的矛盾影像的交叠。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种双重经验的矛盾与碰撞，赋予了北角作为“地景”的陌生化审美质地。事实上，同为早期南来的小说家徐訏，居港30年间，其创作甚少涉及香港地景，主要以回忆重筑乡土书写。即使关涉香港叙事，适夷等代表作家也多以异乡人自居，以故乡记忆作为范式来选择“观看”视野。如适夷的《香港的忧郁》：“如果对跳舞厅的腰肢和好莱坞的大腿并不深深地感到兴味，香港便使人寂寞了。但是香港也并不都是梳光头发和涂红嘴唇的男女，在深夜的骑楼下，寒风吹彻的破席中正抖瑟着更多的兄弟呢？”（34）“骑楼”并非原生态的香港地景，它以折中主义的岭南传统建筑形态，记录了这座城市的沧桑变迁，也包裹了作家对于香港的地方认同与理解。“骑楼”是在乡土中国/家国视域的包裹之下，与异质性的都市空间“歌舞厅”相对的香港地景。无疑，随着南来作家数量增多，以及较为成熟的创作观的介入，这种视域对生长于斯的香港作家亦带来了深刻影响。以侣伦为例，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曾浸润“海派”风尚，早期以洋场小说与情爱小说著称，如《殿薇》《黑丽拉》《永久之歌》《西班牙小姐》等。
    我从热闹的市区迁到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在尖沙咀的D公寓里住下来。那地方的异国情调和清静的空气，完全适合了我的理想。……生活平淡得像一张白纸。白天，到洋书店去浏览书报杂志，晚上到电影院去无目的地看一部影片，或者，挟着一本书走进咖啡店里，消磨那躺在床上就会失眠的时间，直到深夜时分，我才回去我的寓所。
    这样，在公使道一家俄国人开的孔雀咖啡店里，我遇到了她。（35）
    在这段文字中，可窥得侣伦为香港九龙所建立的完整“地景”谱系，进而可体会作者浓郁的“地方感”及以之为基础所产生的“地方依恋”。换言之，相对于适夷等作家选择以“骑楼”作为代表性“地景”表达香港的意图，侣伦早期的创作释放出对这座城市更为清晰的“地方认同”。卢玮銮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并将其总结为带有“异国情调”也即中西交杂的城市氛围（36）。而其依据的正是小说表层结构中主人公的活动空间。抗战以降接触了左翼思潮后，侣伦的写作风格以及文学取向发生了重大改变，其创作出长篇小说《穷巷》。这种转变被华嘉称为“已经从高楼大厦里走出街头来了”（37）。侣伦自觉地抛却了洋场，对以人间疾苦为主调的木杉街产生新的“地方认同”。评论界对这种大幅度转变，众说纷纭。但值得重视的是，《穷巷》与黄谷柳的《虾球传》、舒巷城的《太阳下山了》，并称香港初期乡土文学的三部杰作（38），《穷巷》销往新加坡的海外版却被更名为《都市曲》。除了行销策略之外，我们亦可感受到埋藏在地志书写立场之下香港这座城市包含的空间多义性。
    三
    港式“乡土”的文学流变与掘进
    相较于适夷等南来作家以故乡视域所展现的乡土性，香港作家构建的乡土文学体系显然另沽一味。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时期，乡土文学的出现，即伴随作家/写作主体与所书写“乡土”之间呈现出的地方认同议题——作家是否“在地”于“乡土”。参考鲁迅对乡土文学作家群的定义，他们往往居于城市，为故乡所放逐，描写家乡各自不为旁人所熟悉的地方特色，故不免有异域情调：“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39）由此可见，对这批作家而言，乡土/故乡成为某种与“地方依恋”相关的“他性空间”——相隔愈远，乡情愈炽。而20世纪30年代以降，在香港出现的南来作家群体——自萧红、徐訏至李辉英等，其作品对“乡土”的执着，构成了另一种“侨寓文学”的代表。如李辉英所言：“‘乡土气’在我的文学写作中既然像是成为一个定型（假如真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你想改换了它而去迎合当地的洋场气，看来不过东施效颦或削足适履罢了，画虎不成，肯定是难以讨好的。”（40）值得思考的是，这段话将“乡土气”与“洋场气”相对，似乎屏蔽了香港这方水土自身包含的“乡土”元素。
    职是之故，我们需追索由乡土文学所引发的“乡”与“城”的对应性关联。以“侨寓文学”的性质而言，去“乡”显然更凸显其离散指向。《列子·天瑞》所谓“有人去乡土，离六亲”，是对地缘与血缘的双重背离。而书写乡土，可视为对心理根脉的回归与重认。在这一定义下的“乡土”，亦不仅指在地理区划认知上与城市相对的乡村空间。审视乡土文学重要的代表作《果园城记》，如作者师陀所言，“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而其取材“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41）。我们可如此理解，相对于沈从文《边城》中的湘西凤凰，果园城更近似于杂糅了“乡土”与“城市”元素的复合性空间。沈从文在长篇小说《长河》中，亦有意将辰河流域的码头小镇“吕家坪”做类似的建设，但因其作未竟而中断，却以“常与变”点出了这杂糅元素的分野——现代文明与传统生存语境之间的博弈。
    若以此为关窍来审视香港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乡土文学，会发现其发展从文学主体性的角度，天然带入某种程度的甄别意义。首先，相较早期乡土文学，如在左翼文学路线影响下所创作的《穷巷》《虾球传》等，其在情节设置上不再采用阶级对立意识为先导，而代之以普遍性的世态人情。其次，从香港整体文学品格而言，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实现了在杂交性城市文化形态中与“都市气”有效的质壁分离，而其依托的恰是对“乡土”的进一步定义。“香港……有一个逐渐繁华的过程。……它的繁华只在维多利亚港口和中环、湾仔等几大闹市，港岛的穷街陋巷、市井小民占压倒多数，这正是乡土文学滋生的大好土壤。……乡土性本身就包含着‘市井性’。”（42）以被誉为香港乡土文学经典的《太阳下山了》为例，其“市井性”既体现于本土性的地理人文景致，亦具有空间的边缘性指向。“从香港中环——繁盛的市区——乘电车到筲箕湾去,自成一区的西湾河是必经之地。”这段文字包含清晰的由主流都市空间逐步淡出的意味。其中，“自成一区”是个十分值得思考的界定，其以空间的独立性，模拟了在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层面与“都市”的区隔。这亦成为在舒巷城的“西湾河”书写之后，香港作家构筑“乡土”意象的基本依据。显而易见，随着社会发展及城市格局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乡土”在香港作家笔下已趋于广义，并倾向以居住空间作为喻体。迄今为止，房价高昂位居世界前列的香港，其房屋政策导致人群以空间占有作为尺度分化。政府为安置低收入人群建设的公共房屋（居者无业权）与私人楼（居者持有业权）之间形成了社会阶层的区隔，也由此生成了截然不同的生存语境及人际关联。相对于后者呈现的现代都市化“法理社会”取向，前者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礼俗社会”特征。费孝通引用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的观点，称其社区运行模式为“有机团结”（43），其有机性体现于“先我而在的生活环境”，即居民并非“选择得来”，而是“生而与俱”的人际关系。类似情形也发生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组屋社群，如黎紫书小说《流俗地》中的“楼上楼”所建构的市井民生，即属于此。在香港，公共屋村承载了这个城市大部分人的集体回忆，甚至其发展过程亦成为香港礼俗社会变迁的缩影。在香港作家笔下，由公屋带来的“地方依恋”，建构了相当完整的社会性“地景”谱系：如木屋区（唐睿《footnotes》）、徒置区（林超荣《蔷薇谢后的八十年代》）、Y形屋邨（潘国灵《合法偷窥》）、华富邨（王良和《华富邨的日子》）。相对于私人楼宇处于自由市场的频繁流动，屋村则因其相对静定的低流动性，造就了其内部相对充沛的人际交往。其中，包含了长期形成的血缘与地缘的沉积，从而带来了“熟人社会”的“鸡犬相闻”的“乡土”意义指向。
    考察现代乡土小说发展脉络，在其文学建构基础上，自然不可忽略其民俗学价值。台静农的《烛焰》、蹇先艾的《水葬》均为个中佳作。“民俗性”亦成为香港作家勾勒乡土市井重要的地方指征。言及自己的写作，舒巷城曾有一段自白：
    那时家与店的内外，先后接触过的人，有熟识的街坊，有来自他处而定居或落脚于这“湾头”的，其中不乏江湖上传奇、生活中近乎传奇的人物，如拳师、说书人、街边摆档的落难才子、常替人家写招牌字的什么先生，等等；都为我带来日后记忆的异彩，是当时课本上所无。（44）
    以上种种，因作者“地方依恋”的投入凝为文字，被读者广泛地阅读，从而成为集体回忆的载体，进而深化为“地景”。但无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提速与城市工商业的日益发达，这些“地景”在现实层面逐步式微，甚至于消逝。陈智德曾在《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中，通过对九龙城、维园、北角、旺角、调景岭等“地景”“抒情考古”式书写，重塑香港空间与时间的辩证（45）。而民俗则因其强烈的“地方认同”意味，在“乡土”书写中被一再强调。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末，彼时崛起的“乡土”作家海辛的作品就这一点表现得相当突出。以海辛的几部代表性作品为例，都市皆以倾覆的姿态对应于“乡土”。而其中的民俗元素，如粤语残片、老式照相馆、旺兴街渡、竹林古村，皆消逝于历史深河。因黑泽明影片《没有季节的小墟》的触发，海辛在1987年出版了《香港无名巷》一书。“就在这林立的现代化大厦的背后,有着另一个世界。那是一条连名称都不曾有过的无名小巷。”海辛以此作为栖身都市，同时自在于都市之外的独立空间。它的独立性首先体现在“残旧、破败、肮脏、凄凉”，被主流所遗弃，类似挽歌。海辛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那里已竖起一幢幢现代大厦，高耸入云，乡里的人家已不存在。心里像失落了什么珍贵的东西般。”（46）无名巷的消失，代表着香港社会结构在几经嬗变的都市化进程中，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彻底转型。亦可理解为，无名巷构成了没有所指的“地景”——对市井民俗与其涵盖的价值观的载体，成为“地方认同”无所皈依的凭借。而青年作家黄可伟在晚近之作《伪双城绘图志》中，则坚定地表达了对香港“乡土”概念的重认与扩展。这部小说分为“水文之部”“山林之部”“城巷之部”，除第三部分与舒巷城、海辛等前辈着眼市井的“乡土”书写相呼应外，前两者关于水上人与新界乡村的风貌书写，则隐然呈现出对中国现代文学谱系中乡土文学脉络的传承。其中一章《土米盟》写新界元朗丝苗米的种植历史，亦清晰借香港农业史点出事实：“外地人都觉得香港是金融中心、国际大都会，他们一定想不到香港有七成是乡郊土地。”（47）这部作品另一值得重视之处在于，其建构了粤语方言为主的完整小说书写体系，且在行文中凸显了本土化甚至乡土化的表达形式：
    多数都唔知咩叫渔村，更何况而家青蛙城变咗世界金融中心，大家炒股就叻，同佢地讲渔村生活根本就嘥气，你同佢地讲，人哋仲嫌你烦嫌你老土，佢都唔知而家仲学埋咩叫蛙城四大渔村有咩嘢用。唔同旧时，水生仲细读小学嗰时，全个青蛙城嘅小学生都知道大母、蛙城仔、金鱼门、大筛湾系四大渔村，嗰时青蛙城仍然有唔少人出海捉鱼，不过都系旧时嘅事，而家已经过咗四十几年，咩都唔同晒。（48）
    哈娜·内舍（Hana Wirth-Nesher）曾在《城市符码》中提出城市空间“再现”（re-present）理论，并将文本中再现的“城市景观”（cityscape）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自然环境、建筑物、人物和语言（the verbal）（49）。相对于前三者，语言与城市文化/文学生态间的耦合，往往未引起足够重视。考察香港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虽则出现如“粤港派”“三及第”等创作群体和文学形式，将粤语作为书写元素纳入文学写作，但因受到内地现代文学及南来作家“侨寓文学”的深刻影响，香港作家往往选择以标准现代汉语作为主流书写语言。职是之故，一旦涉及乡土/本土题材，便隐然体现内涵与外延的反差。《伪双城绘图志》承继黄碧云、董启章等作家的努力，以粤语乡俚造就文本，足见其笔耕复归“乡土”的用心。难能可贵的是，其以语言建设空间，以隐喻重认“地景”，较之同类前作，亦现其格局。“万物不居，宇宙房子会变，身体房子会变，当然香港这间地图上的房子也会随着时间流动。”（50）
    天地之中，如空间时间之套叠，且变动不居。自1874年王韬南下创立《循环日报》，香港文学经历古今之变、中西汇散，与内地文学融会贯通，俨然呈现瑰丽气象。而其有关地方之小说书写，更见其蹊径幽远，为完整中国当代小说版图的建构，做出独树一帜且相当可观的贡献。
    
    
    注释：
    （1）Carlstein T.,Thrift N.,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Human Activity and Time Geography ,vol. 2,1978,p.208.
    （2）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学》，第25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5）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p.6,4.
    （4）（10）（13）（24）（26）〔英〕克雷斯维尔：《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第21、19、21、67、67页，王志弘、徐苔玲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06。
    （6）〔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第58页，王志弘等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
    （7）J. Hillis. Miller, Topograph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95, pp3-4.
    （8）“香港文学地景资源库”由香港文学研究中心营运，于2014年1月1日启用。资源库储存了香港十八区文学“地景”的相关资料，包括文学篇章、景点地图、散步路线及笔记纸等。
    （9）〔美〕艾兰·普兰特：《结构化历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觉结构的形成过程》，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第86-95页，台北，明文书局，1994。
    （11）舒巷城：《太阳下山了》，第2页，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1999。
    （12）葛亮：《梓人的观看——兼谈小说创作中的历史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1期。
    （14）（15）Roland Barthes, The Eiffel Tower, A Barthes Reader, ed. Susan Sontag,New York : Hill and Wang, 1982,p.236,237.
    （16）卢玮銮在访谈中曾指出其“散步”概念受日本文学“散步书写”的启发，其代表作如永井荷风的《东京散策记》、野田宇太郎的《新东京文学散步》等。见沈舒：《访问卢玮銮教授》，《香港文学散步》，第348-351页，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19。
    （17）（18）（19）董启章：《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考古学》，第79、85、85页，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7。
    （20）Ackbar Abbas,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董启章：《永盛街兴衰史》，《衣鱼简史》，第79页，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2。
    （22）M.Harold Proshansky,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June 1978), pp.147-169.
    （23）舒巷城：《舒巷城选集》，第7页，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1979。
    （25）Julia Kristeva, Stranger to Ourselves, Trans.Leon S.Roudiez,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1991,p.19.
    （27）陈燕遐：《书写香港——王安忆、施叔青、西西的香港故事》，《反叛与对话──论西西的小说》，第116页，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2000。
    （28）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香港的情与爱》，第50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29）Ackbar Abbas,The Last Emporium:Verse and Cultural Space，Positon 1.1（1993)，pp.1-17.
    （30）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2卷，第2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1）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第57页，台北，皇冠出版社,1968。
    （32）马朗：《北角之夜》，《焚琴的浪子》，第67-68页，香港，素叶出版社，1982。
    （33）也斯：《从缅怀的声音里逐渐响现了现代的声音》，马朗：《焚琴的浪子》，第20页，香港，素叶出版社，1982。
    （34）适夷：《香港的忧郁》，《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11月17日。
    （35）侣伦：《黑丽拉》，第1页，香港，中国图书出版公司，1941。
    （36）卢玮銮：《侣伦早期小说初探》，《八方文艺丛刊》1988年第9辑。
    （37）华嘉:《侣伦的小说——冬夜书简》，黄仲鸣编:《侣伦作品评论集》，第62页，香港，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2010。
    （38）赵稀方：《香港文学本土性的实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2期。
    （39）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６卷，第2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0）王宏志：《谈香港文学的跨地域性》，翁文英等编：《第六届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论稿汇编》，第143-144页，香港，香港艺术发展局，2006。
    （41）师陀：《〈果园城记〉序》，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第２卷，第453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42）袁良骏：《舒巷城小说论》，《华文文学》1998年第4期。
    （43）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4）舒巷城：《香港文丛——舒巷城卷》，第2页，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9。
    （45）陈智德：《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46）海辛：《前言》，《香港无名巷》，第4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47）（48）（50）黄可伟：《伪双城绘图志》，第252、94、56页，香港，蜂鸟出版有限公司，2021。
    （49）Hana Wirth-Nesher, City Codes: Reading the Modern Urban Nove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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