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部对得起寂静的小说。
    表面上却在写与寂静相反的东西。
    不装神弄鬼，正视人与神的界限。
    在这个神的世界里，人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
    在敦煌，人的存在可能是最完整、最有始有终的，因而也是最可观察的。
    我想看看，在敦煌这样一个地方，形而上和形而下如何对峙如何抵消。结果是，我总是同时看到形而上和形而下。它和它总是同时出现。
    于是产生了这部小说的叙述。
    于是产生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语言。
    它们是左右为难中意外产生的。
    所有的故事还没有被真正讲述。
    所有的故事必须重新被讲述。
    想起上大学时，认真读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是，当时并没有看懂，没看出什么名堂，甚至奇怪，两部史诗中，诸神大部分时候都没有神的样子，倒是相反，诸神往往更像生活中的俗人、坏人、恶人，具有人的全部弱点，疯狂、粗暴、专断、诡计多端、易于冲动。今天才突然发现，和兢兢业业、合情合理、遇事冷静分析和判断的习惯相比，前者的确更富有神性，后者才是凡夫俗子的品质。
    不要太精确，太紧凑。
    在杂沓、任性里找精确、紧凑。
    《金刚经》的言说方式，是长篇小说应有的言说方式。正正反反，不正不反，又正又反，说什么，反什么，反什么，说什么。唠唠叨叨，翻来覆去。相互补充，相互修饰。相互对峙，相互抵消。零，又是全部。全部，又是零。
    写小说是攀云梯。每天睡好觉，是为了有精力攀云梯。
    是真正意义上的云梯。云做的梯子。
    一个喜欢广袤大地的人——像非洲，像中国西部，那样的地方。
    雪祁，应该是这样一个人物。
    这是我对雪祁这个人物的最早构想。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绝对的个体。
    不能想当然地假设，假设一切都是没问题的。
    敦煌是茫茫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一伙人，被这么一片绿洲所养活，有粮食，有神。
    社稷有时远，有时近。有时实，有时虚。
    这么一伙人的生存，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两者几乎没有区别。
    全世界很难找到另一个相似的地方。
    这部小说的世俗基础就是如此。
    它可能也是文学前景。
    貌似没有结构。
    结构像冰一样化在小说里。
    这部有关历史的小说，我不想写成历史小说，我想让这部小说有当代感。但我也很谨慎，不想写成所谓当代小说，不想让这部小说有现代面目。这一次，我第一次意识到，现代小说，西方文学，那种清晰的形式感，那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东西，和本此叙事不搭界。或许先锋性已经不用单独讲了，已经变得像空气了，或许当先锋性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生活、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时，就显得有些“装腔作势”。
    作家应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安住其间，再去写作。它如同一座房子。否则一个作家可能是乞丐。像乞丐一样饥一顿饱一顿。
    状态和写作的关系紧密，不是因为写作需要一种状态，而是因为你怎么生活就怎么写作。你不是靠才华写作，你甚至用不着野心雄心。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事情有多简单。实际上，书中的一切不是我“想”出来的，也不是我“写”出来的。它们和“想”和“写”这些动作好像没任何关系。书中的每一行文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的脚好像比我的手起了更直接的作用。它是怎么成为一本书的，我的愚笨、顽固、无趣、幼稚也比我的聪明、才华更有用。
    福克纳说：“一本书是作家的秘密生活。”《敦煌》就是我的一段秘密生活，而且有惟一性。它完全取代了我的生活，重塑了我的内分泌，干预了我的习惯。如果说小说中真有松驰，那全是用痛苦、困惑、紧张、痴迷达成的。
    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你为什么会写敦煌？你为什么写了那些女人？你为什么写了那些动物？这一类问题，是我现在最怕回答的。因为，在我心目中，《敦煌》是我写的一本书，它暂时还不是一个事实。它更像一个传说。
    2024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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