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023·星星年度诗歌奖”在成都文理学院颁出，就读于清华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伯竑桥摘得本届“年度大学生诗人奖”。日前，伯竑桥接受了《星星》诗刊专访，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后发布，以飨读者。
    
        伯竑桥1997年生，青年写作者，兼事文学批评，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作品散见《诗刊》《星星》等期刊，曾获樱花诗赛奖，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奖，第五届草堂诗歌奖“年度青年诗人奖”等奖项。
    星 星：
    我知道你的家在成都。这次回到成都参加“年度大学生诗人奖”颁奖典礼，你有什么感受？
    伯竑桥：
    成都有我的家和家人。我没有生在这里，但在这儿长大。由于从小在成都的经历过于跌宕，以至于18岁那年愤愤不平地离开这座城市。最近两年回来，感觉自己渐渐能与“家”和解。
    星 星：
    现在有很多青年创作者在未获得关注前，常陷入迷茫和孤独的困境。对这种现状你有何看法？
    伯竑桥：
    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幸运的，似乎一直都“被看见”。和许多写诗的同行相比，我18岁开始就在同代年轻人的圈子里有读者，所以未感到过多的写作迷茫和孤独。在我周围的一些诗歌朋友里，有些人转去写小说、影视剧本等，大概率会陷入这种困境。其实我能够理解他们，而我只是侥幸。当然我也会有陷入这种困境的时候，一般我会提醒自己这也是人生的体验之一，要不还能怎么办呢？
    星 星：
    面对互联网时代，诗歌的创作生态以及传播形式都发生了改变，有些人选择拥抱变化，还有些人会刻意保持距离。你会怎么做呢？
    伯竑桥：
    我们出生于1990年代的城市小孩应该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互联网成就了我们，让我们的出厂配置都是删也删不掉的APP，所以我们很熟悉互联网。我写诗之余，也写其它文学作品和文化批评方面的文章，因此我不会刻意地调整自己的创作姿态。现在互联网的汉语世界越来越丰富，也一步步地取代过去的通俗文学、传统影视等，以至于在文艺类高校内形成了重要的大众文化生产机制，这些都是我的关注点。
    星 星：
    人工智能可能会给未来的生产力关系带来巨大改变。在艺术创作领域，你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或者工具会颠覆未来的文艺创作生态吗？
    伯竑桥：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写过《人工智能时代，“修行”何以可能》这篇文章，不算学术论文，是文学批评，发在《诗刊》2023年第15期上。每个艺术门类都应该有人出来根据本领域特点来回答有关AI的问题，至于回答得好不好，正反两面都会对本领域的同行起到一个提醒作用。我一直认为人工智能会是个巨大的筛子，甚至觉得当下因为诗歌创作门槛过低而产生的一些“泥沙”现象，会因人工智能的出现以意想不到的相反方式解决，即让形式上的“写诗”彻底失去门槛。也就是说，当一个试图玩票的人试图随便写几句分行文字，再被周边的一些人吹捧就号称是“诗人”，进而用掌握的资源或钞票来混淆现代汉语诗本来就脆弱的审美体系的时候，就有人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诗作”写得还没有人工智能好。如果是这样，玩票的人再说自己是“诗人”就会显得比较拙劣了。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或工具至少解决了一部分诗歌圈的生态问题。
    星 星：
    你如何在诗歌创作中去平衡前沿、先锋与理性的关系呢？
    伯竑桥：
    “前沿”和“理性”不是对立的，恰恰“先锋”才需要理性。首先这体现在创作者的艺术眼光和对自己创作的美学标准上。艺术审美不是纯粹的“感觉”，而是理性和感性共同奠定的。审美的判断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前提，不然只能创造大量的文字垃圾，或是一种文字的自娱自乐。当然，文字用来自娱或陶冶性情也很正当，对作者个人有价值的文学，有时也可亲可爱。只是用艺术的审美标准来评判，有时难称是艺术创作。其次，假如一种艺术能够成立，感性的爆发力固然极其重要，但艺术形式之所以持久存在，也需要依靠理性思维在其中去组织。同时，要小心这种原本恰到好处的理性和世俗生活的实用理性合流，进而过多地挤压了前面所说的爆发力和创造力。
    星 星：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时代性和在场性重要吗？
    伯竑桥：
    这是极其重要的。作家往往难以回避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正面的还是消极的。如沈从文的《边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这类看起来“与世无争”的作品，也会从侧面或反面散发出各自时代的气息。
    “时代性”有时不一定是以大众所想象的方式来呈现。一位真正的好作家在书写所处的时代时，不一定直接以所处的时代为题材，而是无论他写什么题材都会有内在的时代性。因为一个人没有经历过他所处的时代，就不会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去思考和感受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如高铁作为新事物是否需要刻意去写？对2010年代的中国人来讲，高铁已经在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对中国人产生了冲击，这种变化体现在一个作家笔下，往往会表现出处理中国不同地理空间时的轻重不同，就算作品中一个字都不提“高铁”，但“高铁”和其衍生出来的新的生活观念，一定是藏在叙述者的感官背后。
    在“时代性”的背后，一定会有“在场性”的真实。这种真实不仅是现实主义的、依托于事物表面的，也是作家、艺术家们内心的一个内在的“真实”存在。理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应该能够对当下的文艺作品有更多的包容，而非动不动就口诛笔伐。有理有据的批评是正当的，至于这些作品是否被大众接受，还是得先看看作品再说吧；即便有不接受的作品，也最好实事求是地针对文本开展理性的批评。
    星 星：
    当下的诗歌创作应该面向全球视野还是回归传统经典？你在国外游历的经历是否让你的作品会更倾向于“现代性”？
    伯竑桥：
    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我认为全球视野和中国传统不是二分的、对立的，我们要拿一切人类走过的路当作我走的路，不用去分什么古今中外。因为李泽厚在1980年代就提出过，未来中国的优质文学作品必然是“转换性的创造”。而“中”和“西”都不是所谓的“本质”，本质是我们的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实践中正在形成的东西，用今天话说可能就是“中国式的现代性”。
    几年前知乎上有过一个讨论，蒋方舟说我们这代人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不值一提，当然这里面也有她自己的问题；同时，颇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知乎”上一位文学类答主“不动的推动者”也大致表达了这个意思。这个论述当然不无道理。因为过去一个世纪的乡土中国未能给当下的作家们提供真正的“现代语境”，所以许多读者也发现“60后”“70后”作家的中国当代小说总是在写乡土，动不动就脱裤子写“性事”，翻来覆去都是魔幻现实主义，并渐渐成为一种新的俗套，不能让年轻读者产生共鸣。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当下中国的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城镇化率在2023年已超过百分之六十五，正是中国涌现真正具有现代感的文学家和批评家的时间节点，这种“现代感”不可能只处理中国本土问题而不涉及世界，那么“中”和“外”的文化交流互鉴会形成更多新的东西。如果中国真的有了更多这样文学家和批评家，可能不会比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那批文学家和批评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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