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献平的散文创作，我关注一二十年了，在新世纪中国散文创作的活跃地带，他冲杀突击、沉勇彪悍，战果累累。最近三年，他结集出版了三本散文集，《南太行纪事》《沙漠的巴丹吉林》《故乡慢慢明亮》。这三本书涵盖了他早年在家乡的生活、随后奉献了18年青春的军旅生活和再往后定居到大城市却又时时深切回味和重访故乡的生活经验，合起来可以称为他的岁月三部曲。 读过《故乡慢慢明亮》之后，我最突出的一点感受，是它对集束散文或系列散文的扇屏式架构便于全面深察的题材开掘优势和艺术表现特色，做了生动实在的凸显和见证。全书14篇正文加一篇后记，总共15个独立成题的篇章。最初的四篇，是追述作者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与父母、弟弟共处的早年岁月，中间三篇是对南太行山区的自然风物所做的细致描写，着力凸显作者亲身感触过的故土山乡所特有的景物、植物和动物。最后7篇是关于老家亲戚、乡邻和目睹言传的各色人等的平生遭际的讲述，其中多见周折和磨难。这些篇章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展示和打量作者故土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和生存伦理的多侧面、多棱角的复杂镜像结构。就像复合态溶液里析出的结晶体一样，有很多个侧面，有很多透射和折射光线的角度，闪现着多种光泽，但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这是一个终于具备了站在外边和远处回望故乡的精神高度和精神方位的作者，对故乡的深入细腻的全景式书写的成果。 这种集束式的系列散文，以扇屏结构，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表达体例或相对完整的文本形态，来反映某一特定类型的题材的创作理路，在散文领域，足可成为新散文动辄以单篇数万字、十几万字以至几十万字起步的巨幅架构之外的另一种可行的选择。一万字以内的短篇集束系列，同样达到集中笔力围绕某一题材展开深入全面描写的效果。 故乡对于中外古今的散文创作来说，都是母题，也是主场。几乎所有涉猎散文的作家都会把故乡书写作为自己在散文天地里立足的根基和迈步的起点。比之其他纯虚构类的文类或者文体，散文以及物切实为本，要求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裸示自己真实的人生源流，特别是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故乡。亲人、乡邻和故土风物在散文书写中不可回避也无法绕开，进而也成为检验、显示和见证作者把握散文这种文体表现能力的关键尺度和关键参照。在杨献平进入散文创作之前，中国散文流变过程中，仅就近百年的现当代散文而言，故乡题材的表达至少经历过以下四个阶段的戏剧性转折。 最初一个阶段，是五四前后新文学初兴之际，故乡主要是作为落后、贫困、封闭的旧社会场景，在散文和小说、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的写作中，都落到批判和控诉的对象的境地，当成旧时代、旧社会的一个幽暗缩影，置于批判锋芒所指的低处的标靶位置。第二个阶段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期间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洗礼，使得农村和乡土社会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主要领地，推动这种社会巨变的主力阶级农民连同他们的生活环境，都上升为包括散文在内的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肯定、褒扬和歌颂的对象。各体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新桃花源式的农村描写和乡土叙事。十七年散文三大家中居领衔地位的杨朔的一部分作品，还被推崇为开辟诗化农村、农民和农业劳动的散文写作模板。余风所及，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贾平凹等人的散文成名作。到了第三个阶段，随着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关停并转的冲击和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带动，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改革开放趋向纵深，农村原有的基层社会组织也开始消解转型，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全面提速，乡村的面貌显得日益荒芜和凋敝。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是乡村的生活场景和价值意味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逆转，从升腾希望的田野、牧歌回荡的田园，逐渐沦落为工商业主导的现代化潮流暂时无暇顾及的荒僻角落，或者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景观背侧的幽暗一面。这种贯穿在创作风貌和创作心理层次的面对乡土题材的混杂趋势，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 直到90年代末，来自西北的刘亮程的系列散文《一个人的村庄》，在文学媒介和评论界的推动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题材领域，以特定的形式再度扭转了这种逆转之势。乡村从散文创作中暗淡后退的趋势得到了遏止，一种以孤立的个人形象和淡定的个人话语在乡村生活情境下演绎所谓“诗意地栖居”的散文创作形态，开始大规模流行。对乡土社会和乡村生活背景进行再度美化的散文写法蔚然成为时尚。与此同时，小说和影视等文艺品种对农村和乡土社会暗黑荒僻一面的表现却依然如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加强。 在散文领域，奔涌起了一支把乡村构想成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场景和诗意境界的写作流脉。当然，这一流脉中后来出现了泛滥成灾的机械复制似的粗劣之作，决不能归咎于原本无意成为这一流脉发端点的作家作品。真实完整的乡村社会也是复杂的，尽管它的复杂样态往往表现着表面上迥异于城市社会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它是仅供一个人漫游其中的那种人际关系极其单纯、群体氛围极其薄弱的，跟现代工商社会和市场经济时代的风气差之千里万里甚至格格不入的世外桃源。 不过即便进入新世纪，以至当下，过度美化、理想化和简单化、模式化乡土社会和农民生活的散文写作，仍然维持着风行之势。这不仅仅是在延续早先的诗意乡村写作惯性，还因为近些年决战脱贫攻坚之后人们对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新发展态势的乡村社会现实普遍抱持一种理想化和图示化的理解，一些作家对乡村生活和乡土社会复杂面相的把握也有急于求成和一厢情愿的简单化偏差。 借着上述大背景的映衬，再看杨献平的《南太行记事》和《故乡慢慢明亮》，就能明白他对故乡南太行山区的书写，无论是对自己成长经历的追述，还是对亲人和乡邻日常生活琐事的描摹，抑或是对于流传在老家街谈巷议中的家长里短、世情百态的提炼和再现，都针对乡土题材在现当代散文创作中流变百年的整体格局做了全面彻底的突破和超越。在《故乡慢慢明亮》中，我们看到杨献平在忆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乡土生活经验和展现最近十几二十年间从外地城市不时回访家乡的种种见闻的句段篇章中，呈现出了一个与诗意化和简单化的散文创作套路所环绕、拱卫的旧有的乡村形态完全不同的本色本真的乡村世界。 它显得斑斓驳杂，生活伦理、素常人情，还有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全面绽放美与丑、善与恶、明与暗、诚与伪、温馨和寒凉、友爱和狰狞、自然环境的优美和精神世界的芜杂，两两并行交织的复杂样态。尽管这是一个看起来远不够优雅、美好，也不够单纯、明快的局面，但是它恢复了或者更恰切地说是尝试着确立了文学、特别是散文连接并且切入真实生活和真实生存肌理的能力。 《故乡慢慢明亮》，是作者带着他从军而后又从文、从西北的部队到西南的城市的丰富多样的社会角色历练和个人生活经验，重新转向故乡、重新面对故乡，进行全景式描写和全方位探察的记录。这本身就证实了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具体鲜活的人生经验，在当今中国并没有割裂成不可贯通的两个部分。乡村社会并没有像一些理论家所渲染的那样，正被城镇化和城市化的潮流冲击得完全脱节于时代，更没有跟城市社会和城市人群形成文化心理或个体精神层面的截然断裂，以致城乡两边陷入彼此陌生和兀自兴衰的两相隔绝状态。相反，乡土社会和乡土社会中的人们的生存伦理和生活行为习惯一直紧密地勾连和贯通着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情境中的人。尤其是脱胎于乡村地区的新兴城镇和新兴城市，以及从乡村走出而最终在城市落脚定居，并且获得了从融汇城乡双重生存经验的角度重新感受和评判自我精神来路的人，完全有可能成为乡村社会和乡土文明最真切的镜像和最忠实的代言者。 《沙漠的巴丹吉林》是杨献平迄今为止在文体的构造和篇章修辞方面做得最精湛最优雅的一部散文集。其中有一篇自述情怀的《迁徙的内心或中年的乡愁》，写得柔肠百结而又沧桑旷远，文中流露的是一种独属于中年人的理性压到了感性的乡愁。这其实也是更加深刻、更加稳固和更加坚实的人生体验。在昔日的故乡和今日的故乡仿佛远近的两面镜子的交相映照中，积淀在岁月深处的质地浓重的情结和眼前瞬间迸发的轻缈飘忽的点滴感触，都会凝结进这种中年的乡愁，使得忆念中的故乡的今与昔都不止于指涉一时一地，也使得书写故乡的“我”不止于代表区区一己。这样的写作心理机制，或许也正是杨献平从《南太行纪事》到《故乡慢慢明亮》的故乡题材散文写作，文本质地愈见丰厚，引发的阅读趣味也愈见充沛的一层内因。 《故乡慢慢明亮》中的个别语句，似乎不如《沙漠的巴丹吉林》中那么顺畅和优雅，相较之下，甚至显得有些生涩。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作者在文字世界里近乡情怯的心绪波动所致。远离故乡却又美化故乡的心理和写作，如果不是刻意卖乖自炫，往往都出于补偿作者眼前生活感受中的某种自觉不自觉的失落感或挫折感的隐情驱动。若非因此，而又愿意如实直击生活本相，让明暗美丑各方面如其所是地袒露出来，这才算是真正站到了能够回望故乡的心理高度和精神方位上。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