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文学书写的地方性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热点话题之一。从前些年新东北作家群的出位到眼下“新南方写作”的倡导，可以见出作家批评家们已然不满足于基于省份的文学版图划分，试图绘制出更大的框架，以集束更多的力量，进而演化出突出的、耐咀嚼的文学症候。换一个角度加以表述，从类似“陕军东征”“甘肃文学八骏”“豫军崛起”等到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的命名，与之对应的则是，从地域风格、地域作家群到文学地方性的位移。命名与理论提炼比肩而行，其背后的逻辑则是文学现场求新求异的欲求。且不言命名和理论命题是否能取得自洽，单就文学的地方性这一命题而言，那么，什么是文学的地方性？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等能否完成文学地方性的典型书写，这些无疑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始终坚持使用波兰语写作的米沃什曾说过：“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谈过国家历史之于个人写作的关系。这位辗转多个国家的大诗人深切地感知到自我与故乡、自我与家国、地方与世界的那种亲密又敌意的对照关系。从米沃什的写作人生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文学的地方性并非一种虚指，尤其是在全球化营造的消费语境和城市化景观中，文学的地方性恰是一处强韧地保存自我的洞口，作为全球化的逆向反应，文学的地方性成为佑护作家异质性生活经验、反制城市景观平面化、开掘边地或少数族群深层价值观、审美观的有效窗口。
在文学地方性落地的过程中，不同的趋向混杂在一起，一方面，文学地方性似乎成了小说文体的专属，这里面既有着文体等级化的客观化现实，也有着文体鄙视链背后的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在讨论文学地方性之际，地域经验、地方景观、地域感等相近的概念往往会被提及。这些概念无疑皆有所特指，然而就文学地方性来说，尽管它由个体经验锻造，然而终归于一种鲜明的经验的共享，它隶属于公共的精神资源。文学地方性不能被视为地域风格的简单置换，它实际上是地域感、个体经验（童年经验为主体）、地方景观的一种综合，尤其是其景观属性的异质化内容，特别具备辨识度，也因此，未被充分汉化的边地以及不同民族的接壤地带在地方性书写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更进一步来说，做到共有的经验内容还远远不够，地方性-民族性-世界性这一演进的路径对于文学地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其审美建构不仅是鲜明的，而且是长存的，这种长存甚至比文学的经典化要求更高。在笔者的理解，物理、地理要素仅仅是地方性的基础构件，基础构件方面，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是趋同的，而真正的地方性则是物理、地理要素上蒸腾出来的一种具备直观把握的审美形式，它是“有意味的形式”的直接成果。《边城》曾被作家李锐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后一缕诗魂，意即沈从文的湘西书写在文学地方性的呈现上无疑是突出的。当代小说序列中，同样是人间烟火的体察和入味，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与陆文夫笔下的苏州风物展开比较的话，汪曾祺小说显然更符合直观把握的审美形式这一本质的特征。此外，迟子建笔下的额尔古纳河也具有明显的标识。以此对照，东北作家群也好，新南方写作也好，目前还没有出现力压山顶的飞来之石式的作品。总的来说，文学地方性内蕴凝练并升华而成的景观式审美品格，而文学的地域性则宽泛许多，它所对应的是符号性的生成。
就不同的文体而言，小说与散文在文学地方性表达层面各有其优势与劣势。小说文体的优势在于基础性构建，口语、土话、方言这些地域文化根性的要素，小说可以做到从容穿越和收拢。此外，对于独特地域下的地理、物理要素，小说既可以在细部层面做到准确且深入，也可以在较宽的视野里统摄地域性的历史生成及典型特色。像贾平凹对商州的极力钩沉，孙方友笔记小说中的地方志书写形式，冯骥才笔下的津门文化，等等，堪为代表。小说文体的劣势在于审美形式的追求难以构成小说艺术追求的主干部分，小说大体以价值判断为旨归，即小说的发力点在于结构历史与现实的力量。作为理论表述的文学反映生活，文学是人学，文学呈现深刻的人性，这些命题皆与价值判断息息相关。而结构历史与现实需要通过典型细节、人物典型加以完成，即小说大体要恪守个别反映一般的艺术准则，对“个别”的钟情也使得小说文体不得不放弃整体的审美氤氲的追求，这也是何以抒情小说在白话文学史中仅为支流的原因。再说诗歌这个文体，就二十世纪文学来说，恐怕这个文体是距离现代性、距离全球化最近的文体，诗人群体是不大可能接受地方性这个标签的。诗人的野心是较为显明的，即使他不是世界级的诗人，但在他自己的心中，他会按照世界级这个标准从事诗歌创作。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诗歌是反文学地方性的典型文体。从实践中的诗歌群体、诗歌派别的命名也能见出，无论哪种翻新的花样，皆是朝着潮流而去，潮流意味着更大的审美共同体的建设，似乎和地方性有着天然的对立关系，因此，诗人群体对于地方性、地域性在心理上自然就产生了排斥感。
散文作为典型的经验文体，其与文化、审美渊源甚深。经验的深度，文化属性的特例，审美上充分个人化情调的搭建，这些因素恰恰构成了散文呈现文学地方性的优势。很大程度上也契合童庆炳所提出的“文化诗学”概念。此外，散文也是一种典型的回忆性文体，它会真实准确地还原童年经验，无论这童年经验是乡土还是小镇还是街巷。童年经验所附着的内容，恰恰是草木、饮食、器具、地方信仰、文化仪式、节日、风俗细节等等。以上这些因素同样夯实了地方性的基础构件。在这个基础之上，散文作家也会将自己的情感、认知、思性内化到地方性的物质细节之中，如同王国维说的那样，一切景语皆情语。如此一来，地方感的纹理就会力透于部分散文作家笔下。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迈克·克朗睿曾说过：“人文地理学的学者们很快意识到，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在这一方面，我们可借助小说研究描述中的地方的感受，或领略用文字描绘出的地方。这些充满想象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他以小说为凡例，其实对于散文来说也是如此。
散文文体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在急速变化的这个世界里，总会有那么一批散文作家沉浸于地方性的审美建设之上。谢有顺、孙甘露等作家学者有过共同的看法，即文学写作是比缓慢更缓慢的工作。只有足够的缓慢，才能够抵御住时代风暴的快速迭代。而缓慢与耐心，是搭建沈从文式的希腊小庙的重要条件。就当代散文现场来说，有一部分作家在原乡书写的基础上努力经营地域性的大厦，比之小说家，他们以更加实有的面目处理地域性经验。诸如傅菲笔下的郑坊盆地，从各色人物到庙宇屋舍，从地方剧种到河流交错，从祭祀婚嫁到动植物系统。作家皆有着深入而细致的开掘。他笔下的生活经验和世味百香，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江西可谓是江南的缩影，当然，其系列作品所具备的指向性意义落定于现实关怀层面。除了傅菲之外，杨献平笔下的南太行，安宁对山东故地乡村生活的多元开掘，王选笔下对于西秦岭麦村人物群像的素描，李娟笔下静穆而单纯的阿尔泰生活，等等，以上散文作家的写作实践，在地域性的钩沉上皆给出了独特而鲜明的纹理。他们对故土的深层透视，与当代小说中原乡主题的发掘相近似。另有极个别作家，从物理、地理上的原乡出发，采取了身外无物、个体沉浸的方式，以系列的文字趋近精神上的原乡和审美上的原乡，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河南作家冯杰了。
冯杰笔下的精神原乡就是北中原了，北中原与冯杰可谓相互成就。在这里，北中原远不止审美符号那么简单，它是审美乌托邦的寄托所在，也构成了诗意乡土的能指。也正是因为作家多年的文字经营和审美沉浸，北中原的精神地图呼之欲出，并不逊色于沈从文营造的“边城”。也正是源于其氛围、情调、场域的独特存在，台湾地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奖项对于冯杰从不吝惜，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冯杰笔下的北中原，成为离散者、离岸者看得见的乡愁所在。冯杰用了十几本散文集的体量来搭建作为乡土中国能指的北中原，北中原与冯杰密不可分，他笔下的北中原建筑最为精密、丰富和充实。这里的北中原既是一个地理符号，负载了作家的童年经验和乡愁所在，又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精确倒影。除了乡土书写中常见的饮食、民俗、仪式、人物、传说等之外，冯杰以摆果盘的方式布局北中原，比如，北中原的鬼神自成一体，汇聚于一本书之下。植物菜蔬、食单、民间故事等，也是如此处理。其笔下细节杂陈、妙趣横飞，且能够调和《世说新语》故事、小品文、杂说等传统文体，化古为今，古为今用。在进入北中原的路径上，他能够做到在“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这两个角度间的自由切换。“以我观物”意即主体深情绵密的情感的编织，“以物观物”则指向乡土世界的自足性、独立性、客观性。两个角度时而平行，时而交汇，自然而贴切。由地域性向着文学地方性的跃升，其实涉及到某种质的变化，除了审美意蕴的持续开掘之外，冯杰散文中有两根坚实的立柱，其一为乡土世界之本体的确立，在其笔下，草类、树木、动物牲畜与村庄人们一道，构成了乡土的本体，甚至在某些时候，草木植物及动物会高过人自身。冯杰对待草木精神有着独特的理解，对于《本草纲目》，烂熟于心，并在那些大地上最卑微、最寻常的草木身上，洞见它们不同寻常的身世和传奇。红薯、榆树皮、茄子腿、石榴籽、凤仙花、楮树、牛舌头等，可以治愈大书法家傅山的糖尿病及苏轼的咳嗽，也可以在困苦年代拯救乡民的性命，当然，它们共同的奇效则是治疗人们的乡愁。其二为，北中原这方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和动物等，他们和它们劳作的神圣性和美之所在，得以准确地捕捉和还原。动物们虽然忙碌，但也有其自主的一面，闲暇的一面。而对于紧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哪怕是遭遇困苦和贫乏，依然能够借助劳动充实生活，并建立朴素的希望向度。千百年来，栖息在这片大地上的乡民，其精细化的劳作方式，不单是为了解决生存之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劳动中自觉形成的美学态度，夯实了文化的本源，构筑了哲学、艺术的原点。礼失求诸野！庄子人生艺术化的哲学主张，在泥土中，在乡土的根部，以春草又生的方式在北中原的大地上连绵不辍。记得苏轼流放到黄州后的第二年，家眷三十余口为其弟苏辙专程送过来，经历过生死大劫的东坡又坠入困苦之中。适获城东五十亩荒地，初春即临，他带着家人来此开荒，放了一把火，烧掉地面上的荒草。面对迅捷的火舌和熊熊的火势，东坡仰天长啸，也许伴随着脸颊上的涕泪，这一刻，所有的郁结一扫而空，苏轼成为另外一个东坡。也正是黄州的劳动生活和乡野寻踪，东坡方真正学会了放下，走向了豁达。没有劳动的淬火，就没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达观平和。黄州劳动对于苏轼来说，既是一种蝶变，也是一种升华。在托尔斯泰的晚年，在瓦尔登湖畔独居的梭罗身上，我们皆可寻见劳动的另外意义，恰如马尔库塞所指出，劳动是人类基本的爱欲活动，只有劳动的解放才推动了人的感性的解放，在审美中建立一种非压抑的文明。
格式塔美学产出过一种非常重要的观点，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用格式塔美学加以观照冯杰对北中原的经营，观照散文在文学地方性上的努力建构，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何谓具备直观把握的审美形式。对于整体性的审美氤氲来说，单靠情感因素的注入远远不够，最重要的还有依赖于思索的纵深，正如胡塞尔指出的那样——诗和思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
为了深化上面的观点，可以拿周同宾与冯杰展开对比。就乡土散文来说，周同宾和冯杰堪称典型，周同宾是南阳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也是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项里散文奖的获得者。南阳作家群落在全国地市级作家群中名气最大。但是地域性作家群落和文学地方性却是两个概念。周同宾的代表作品是《一个人的编年史》，还有他的《皇天后土》，其乡土散文的内核充溢着启蒙叙事的内容，他的思维纵深还是沿着鲁迅改造国民性的道路加以深化。其散文和同属南阳作家群的乔典运的短篇写作有一种精神上同构的关系，即贯注着批判盆地生活中人们的封闭、狭隘、自私的内容。因此，周同宾的乡土散文的审美指向在于现代性，而非文学地方性。
冯杰并不是孤独的行者，在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场域，李娟笔下的阿勒泰游牧生活，也呈现出审美沉浸的特性，沉浸式写作所带来的独特韵致具备了很高的辨识度。她的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建构了一块特殊的精神飞地。阿勒泰确实是个神奇之地，王族的阿勒泰系列散文同样出众，他的散文中的一个细节曾让我过目不忘。一位哈萨克女子去溪流边濯洗物品之际，起身之后她要从河中打水上来，将脚下的石头清洗干净。这个细节那么透亮，恰是文学地方性的突出部所在。
散文在文学地方性营造上也有其劣势，这主要表现在语言上。散文文体需要借助雅化的语言系统加以表达，其基础的逻辑就是普通话系统。无论是方言土语还是文本对话内容，散文所能凭借的少之又少，因此，散文的自由之身必须错身于狭窄的语言通道。总的来说，在文学地方性的呈现上，散文不仅可以与小说并驾齐驱，甚至还可以独辟蹊径。当然，文学地方性意味着审美上的高格，无论哪一种文体攀援之，皆内蕴可遇而不可强求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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