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不只一名理论家认为我们也同样拥有我们的体裁，只是和古典时代不同。我们不再创作悲剧、史诗或田园体，但我们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报道和评论。
    ——［法］雅克·朗西埃［法］雅克·朗西埃著，《沉默的语言》，17—1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一、 拂去尘埃，仍然是它固有的青绿与优雅的光泽
    祝勇的随笔很有影响，读过一些，也知道他下了很大气力研究故宫文物，写了很多部相关的专著和长篇随笔；但他的长篇小说我却是第一次读。浏览小说的目录，我知道这是一部“三部曲”的巨著，结构恢宏壮阔，一种史诗的气势扑面而来，着实让我惊讶不已。我当然想到了祝勇关于故宫文物研究的系列作品，但小说与那些散文或随笔类的文字终究不同，它需要故事、人物、情节和大量的细节。学问，或学术研究的那些成果在这里似乎很难派上用场，只能作为小说的骨架与思想的支撑，这样的转型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够胜任的。近年来，不少学者，甚至文学批评家创作起小说来，颇有潮流之态；但如此大部头的长河小说，不下上一番扎实的苦功恐怕是难以完成的。《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刊发的《山鸣谷应》是祝勇“国宝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因为不见首尾，多少会影响我的判断；但窥一斑尚能知全豹，三分之一的篇幅似乎也足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小说的总体风格与文学性表达。
    《山鸣谷应》的故事是以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小说以故宫文物南迁为叙事主线，主要讲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为避免故宫文物被日军劫掠，带领故宫一干文物专家携万余箱故宫文物南迁的艰难历程。在十二年的漫长时光里，他们由北向南，又由东向西，跨越数省，不间断地转移，历尽劫难，在日军围追堵截、狂轰滥炸中完成了让世人难以想象的文物大迁徙。这条主线作为叙事的动力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前行。另一条叙事线索则以梅从云为主要人物，涉及北平的古玩界和戏曲界，描写了那文松的妻儿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屈辱悲惨的生活，以及他们进行抗击的事迹。我知道，故宫文物西迁是历史上发生的一桩真实事件，就像同时期的西南联大西迁一样，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即便是以完全纪实的方式书写，也足以震撼读者。很显然，祝勇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呈现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选择了长篇小说的文体，明显的企图是要描绘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与场景，呈现更多人物的命运，将战争/文化与命运/人性交融在一起，展开一幅中国画长卷般的历史图景，在民族危亡的情境里，凸显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特价值与力量。这样的想法，就不是故宫大管家带领文物西迁这样单一事件所能承载的了。
    历史并没有因为相去久远而湮没它的光芒，苦难的家国命运与艰难惊险的文物迁徙历程，仿佛那深埋于地下千年的青铜一般，拂去尘埃，展露出来的仍然是它固有的青绿与优雅的光泽。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不会因为被溅上了丑恶的敌人的血污而变色。
    二、 复线结构的内在性与总体性
    《山鸣谷应》（理应包括“国宝三部曲”的整体结构）采用了一种复线叙事的结构，前文已经提及：一条线以梅从云为主要人物，描写北平古玩界、戏曲界的众生相，尤其是那文松的妻儿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屈辱悲惨的生活，以及他们以一已之力抗击日本人的故事。另一条线则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带领一干故宫文物专家携万余箱故宫文物南迁的艰难险恶的经历，重点描写了那文松这一普通人物的事迹。表面上，两条叙事线如同铁轨般并行，前一条线的叙事速度相对缓慢，其空间也是固定与局限的，主要集中在北平梅从云家和戏院，以及那文松的妻子携子乘火车寻找丈夫的过程，兼及沿途的生活场景；后一条线则一直是前行的，空间是变动不居的。两条并行的叙事线并非毫无关联，那文松一家的故事是小说的叙述核心，也就是说，两条并行的叙事线索因为那文松一家而有了故事与逻辑的内在联系。换言之，说这部小说是围绕那文松一家展开的也是不错的。
    祝勇采用复线结构的内在性需求还在于，作家一方面强调对这一复杂事件的复现，另一方面想表达他对这一事件的独特理解与认知。故宫文物西迁的重要性自不必说，但民众与各界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与文物紧密相关的人士，甚至没有多少关联的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才是民族国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灵魂所在、力量所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地叙述故宫文物西迁的事件，无法承载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与繁复场景的描摹，也无法呈现更多人物的命运。祝勇试图在小说中表现并张扬民族文化的本质属性和精神力量，这种对于生活、命运、历史、思想的“总体性”建构，便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元素和底层逻辑。
    在现实主义文论中，“总体性”指文学反映生活的整体，或从整体的视角反映生活。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没有破裂的生活之完整性（存在的完整性），充满了对史诗后时代生活与意义、物质与精神之分裂的批判；第二，现实主义反映论中所要求的社会刻画之客观整体性（文学作品的整体性），意味着对碎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本来面貌的总体性把握，将单个的社会现象置于总体性的视野之中，置于事物的来龙去脉中。（参见，［匈］ 格奥尔格·卢卡奇著，《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总体性往往勾连着思想性和价值判断，讲述历史，也描摹现实，进而使生活变得真实而有意义。因此，祝勇在以故宫文物西迁为叙事主体的同时，用更加细腻的笔触和较大的篇幅描绘了以梅从云一家为主的京城文化界的诸多人士的经历，叙写他们在生存与文化层面对日军的抗争。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迸发出的巨大能量，足以彰显几千年来历史积淀的文化伟力，而这一点，恰恰是作家念兹在兹的叙事动力。
    进入新时代，历史叙事已经热潮，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多数作品都是以正史讲述为背景。很多小说的素材来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大量新材料的解密以及学者们对微观史料的采集与挖掘，保证了历史讲述的真实性；然而作家毕竟是历史事件发生后的两代甚至三代人了，不同的文学观念以及时间与空间所带来的陌生化效应，成为小说叙事超越历史本身的前提。历史叙事不再拘泥于对历史真实性的还原，而被作家赋予了形而上的思考与更深刻的思想意涵，进而呈现出更为复杂且多向度的美学倾向。这一波次的历史叙事无论处理的是战争还是革命经验，都强调以作家的想象力重新整合历史资源，进而以一种镜像折射的方式超越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命运，更多地还原和展现具有总体性的“历史化”进程。
    三、 史诗乎？抑或叙事风格与样貌
    上节中对小说内在性与总体性的简要梳理，其实并非掩卷后的沉思。事实上，刚刚打开这部小说的时候，甚至浏览目录的那一瞬间，我就想到了一个词，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文学概念——史诗。读完小说后，这个概念却让我百般纠结，在内心深处反复咀嚼。其实不仅仅是批评家，也包括某些深究作品内在肌理的读者，他们的阅读目的虽然不尽相同，但跟作家的纠缠与博弈的本质却并无二致。面对这部长篇小说，我的脑海中长久地延宕着围绕史诗的文学性猜想，忽左忽右，摇摆不定。也就是说，我不敢断言这部小说够不够得上史诗的称谓，进而担心我的感觉或判断是否有过度阐释的可能。当然，史诗与否，对于这部小说而言，或许并不影响它的文学成就，但这个问题涉及我的批评视角与阐释角度，并非无关紧要。于是，我专门查看了《辞海》关于“史诗”的词条解释：
    1.指古代叙事诗中的长篇作品。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以古代传说为内容，塑造著名英雄形象，结构宏大，充满着幻想和神话色彩。著名史诗如古代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2.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如长篇小说），有时也称为史诗，或史诗式的作品。《辞海》缩印本，7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关于“史诗”的词条的解释比较长，我摘录了以下解释：
    史诗一般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的多为对本民族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有口皆碑，世代相传，因而史诗具有很深的民族根源。
    骑士小说和英雄传奇是史诗向当代小说的过渡形式，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史诗即被黑格尔称之为“资本主义史诗”的长篇小说所代替。
    由于史诗的广泛叙事性质和它所包含的深刻社会意义，现在人们常常把比较全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的结构复杂、画面广阔、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如优秀长篇小说等，称作史诗或史诗式的作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932—93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概括一下上述词条要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外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传统，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或传说，塑造英雄形象，结构宏大，充满着幻想和神话色彩；二是演变到现代的长篇小说，形式上，要求结构宏大复杂、画面广阔、内容丰富；内容上，全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塑造英雄人物。
    比照上述关于史诗的要点，《山鸣谷应》有些似是而非。第一条，神话和传说，当然不是，作家也没有刻意塑造“著名英雄形象”，但重大事件应该不容置疑。当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论，而且结构和体量上也不能算小，甚至可以说足够宏大。第二条，小说显然没有“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而是集中描写与文物相关的部分人物的生活，而文物圈子和与之相关的这部分人的生活，自然也无法构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面貌”；但小说所触及的文物圈子和与之相关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在深度上还是相当可观的。如此说来，至少从表面上看，《山鸣谷应》似乎还无法构成史诗，只能说是一种宏大的叙事风格与结构的样貌。然而，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我想深入一些，进入小说更深层的结构与思想，或许会有所发现，这亦是我所期待的。
    我相信祝勇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一定有着史诗的文学性想象与情怀。小说中，日本军队进占华北后，马衡院长带领文物专家及相关人员押运万余箱故宫文物西迁，事件本身便沾染了浓重的传奇色彩。虽然没有着意于英雄人物的塑造，但文物圈子和与之相关的这部分人的生活与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的开掘与表达，不仅构成这部小说的内在灵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思想面向。正是这种独特的思想面向，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谓“史诗性”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艺术特征。冯雪峰写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八日的《论〈保卫延安〉》一文（冯雪峰著《论〈保卫延安〉》，《保卫延安》，2页、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如此论述这部小说的“史诗性”：“在它强烈而统一的气氛里，在它对于战争的全面而有中心的描写里，这么集中地、鲜明地、生动有力地激动着我们的是这样的革命战争面貌、气氛，尤其是它的伟大精神。”“在这样的史诗主题的面前，作家的创造性当然不是表现在被动地服从事件的外表的真实上面，然而一定表现在如何去真正掌握到事件的本质及其根本的、重要的精神上面。”在整篇文章中，冯雪峰用了很大篇幅，反复论述这种精神，以及作家的创造性。可见，在冯雪峰的“史诗”观念里，作品表达的思想精神极其重要。
    此时，我想到了近些年文学批评中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误读”。误读与阐释共生，不同的人对同一文本可以有全然不同的阐释。圣人已死，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历史距离”会引起误读。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和文本没有固定意义，而言说者（作者）表达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不断地被阐释，意义的变化也就无终结。因此，所有的理解均是误解，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但是，文本阐释空间的扩大，会促进意义的增殖。哈罗德·布鲁姆提倡误读，因为误读可以颠覆、否定已确立的阐释，否定权力意志，具有革命性。他断言，诗就是误读的产物，一部诗歌的历史就是一部误读史。（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621—629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概而言之，所谓“误读”就是强调文学的创造性意义与价值，作家的独创性才是文学发展延续的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不可以完全地否认《山鸣谷应》的“史诗”性，将《国宝》进行整体性研究可能会发现它更接近史诗。在诸多方面，祝勇对史诗的文学性强调显然有着自己的“误读”。
    首先，他并没有刻意于传统史诗的几个重要元素，不仅迥异于古希腊的幻想和神话，也悖离于近现代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本来，故宫文物西迁是具备传奇元素的，万余箱文物的西迁，可谓颠沛流离、险象环生，他们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作者不去追求它的传奇性，甚至故事性，而是要还原，或者重现那段历史场景。其次，小说没有突出塑造领导指挥文物西迁的主要人物的英雄形象，甚至从笔墨和篇幅上看，也没有对文物圈子和与之相关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命运描写过多。小说写的是人物群像，梅从云就算是比较突出了。作为一个文物鉴赏和收藏家，他的身上颇有中国人的气节与骨气，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非但没低头，反而以极端的方式——自焚，实现了他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但他的生命很短暂，并没有贯穿小说始终。家喻户晓的武生泰斗丁铁竹虽没有梅从云那般刚烈，但在日本军人逼迫下，也是挺直了中国人的胸膛，倒在了日本人的枪弹下，站在了中国人的心目中。小说选择这样两个代表着中华文明的人物，描写了他们对日本军人的以死抗击，其喻意是显著而深刻的。此外着墨偏多的那文松及妻子梅遇影，他们也只是普通人，虽然经历不少艰险苦难，但离英雄也还遥远。尤其是梅遇影，身上甚至还有许多缺点。也就是说，小说塑造的是普通人，而不是某位，或某几位英雄。从这点上看，《山鸣谷应》相较于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有着很大不同，尤其是比之于英雄人物的塑造。比如前面提到的《保卫延安》及相近题材的《红日》，更不要说极具传奇色彩与英雄主义的《林海雪原》等，这些作品都着力于革命英雄人物的塑造。再次，我觉得对这几个层面的强调虽然与传统史诗多少有些悖离，但并不影响我对这部小说的史诗性认知，并进一步感受到了作家对史诗性的独特追求；也就是回归到生活的真实状态，在真实的情境中凸显人类的真理，“史诗性”则蕴含其中，这也是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一个很大差异。
    论及史诗，不能不想起列夫·托尔斯泰，想起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对于这部只读过一遍的巨著，我没有底气去谈论和评价它。我想引用一段前苏联文艺评论家贝奇柯夫所著《托尔斯泰评传》中的话，为我的观点作一证据：“《战争与和平》是世界长篇史诗创作中的一个新成就。用一般欧洲长篇小说的规章准绳去判断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是毫无益处的：它们——《战争与和平》程度大一些，《安娜·卡列尼娜》程度小一些，但不管程度大小，反正都是对传统的叛离，是对传统的大胆破坏，是长篇小说艺术上的崭新成就。仅以史诗式的冷静叙述和雄辩家——说教家的愤怒暴露、抒情诗和政论文字的错综混合这一点来说，就已经破坏了欧洲长篇小说的传统。同时顺便说一句，《战争与和平》也根本不是长篇小说，它是传统的体裁分类中一种从来还没有见过的新的作品类型，它把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三种东西的特征别出心裁地结合在一起。”（［苏联］贝奇柯夫著，《托尔斯泰评传》，2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对托尔斯泰而言，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就是对欧洲长篇小说传统，尤其是史诗的叛离与大胆破坏，从而进行了他伟大的崭新创造。
    四、 战争中的人生命运与文化精神（略）
    五、 文学是矛盾诗学的代名词（略）
    （以下略，评论全文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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