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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叙事方式的多样性是空前的；与之相应，对创作现象的研究范式、批评方法和理论概括也在不断变化着。这种创作和理论双向探索的趋新现象还在继续，特别是小说创作内容的无限拓展性和理论研究的跨学科交叉性，为批评范式的创新提供了各种可能。叶淑媛的《二十世纪以来民族志小说研究》就是一种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理论对小说书写新内容新现象的归纳分析，一种批评范式建构的新尝试，体现出鲜明的探索精神和原创意识，是文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收获。 该书首先在理论方面有较重要的突破。作者明确提出“民族志小说”的概念并进行系统论证，对文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有较重要的意义。从章节设置和论述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用了相当大的气力和丰富的资料，梳理了文学人类学学术体系和理论观点，分析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可能拓展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厘清人类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从人类学小说到民族志小说的路径，提出了“民族志小说”的概念。这可以说是在人类学的“大道理”下对民族志小说的“小道理”的研究，是在把握理论前提下的理论探索，而不是概念的简单推衍。作者提出民族志小说的批评应该包含四个维度：一是关注小说具有怎样的民族志书写维度；二是在知识性与审美性融合的维度上重点看小说的艺术审美性；三是关于民族性的超越维度；四是史论结合的批评视野。这些见解都是新颖的，有学理性和理论前瞻性。从“导论”《民族志小说的提出及研究思路》和第一章《民族志小说理论探源》可以看出，作者在理论上颇下功夫，从概念的辨析到学派观点的梳理，再到文学与人类学、民族志的关系论证，等等，围绕已经遇到的理论问题和潜在的问题尽可能进行探讨，深入思考，解惑答疑，其中的看法多有突破点。 在小说批评实践方面，作者做出了切实努力，在细读大量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对民族志小说现象进行了具有原创性的总结概括和理论抽象。作者认为民族志小说是新世纪小说的新浪潮，为此追溯了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这一文学现象的来龙去脉。书中结合小说作品的具体解读，论证了一系列相关创作现象，这是该书最能呈现“文学性”特质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作者个人感悟和概括能力的内容。这些内容贯穿了民族志小说创作的核心问题，诸如历史人类学与文学叙事的复合，非虚构写作与历史民族志小说的关系，汉族作家“写民族文化”的新探索，边地书写与族群文化记忆，在神话与现实的交织中探秘民族文化的密码，汉族作家的民族志小说复杂的文化立场，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文学呈现，藏族历史生活图景和民族心魂的安放，汉族作家与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志小说比较，当代生活认知与民族志小说的关系，后殖民图景中“第三世界”文化焦虑的隐喻，新世纪蓬勃进取与虚无颓废交织的都市文化精神，乡村的文化隐秘，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题。这些命题来自小说文本和创作现象，既具有厚实的基础，又有理论上的敏感。同时，作者对民族志小说的文体作了探讨，同样结合创作实践，研究了词典体新民族志小说、志书体民族志小说、方志体、“地方性知识”与地缘文化心理的诗意描述，等等。可以说，这是目前较完整、有深度的民族志小说的研究和范式探索，其建构性体现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 民族志小说是典型的跨科学、跨领域的交叉研究，如何理解人类学与文学的关系，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并生成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难度很大。中国虽然有文史哲一体融通的传统，但是人类学、民族志和现代小说研究，都以近现代以来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为基点，其交叉与融通需要与之相应的理论修养、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这对研究者是极大的考验。当下，跨界研究在森严的学科体制和固化的评价机制面前是要冒风险的。学术上理性的、有控制的探险是需要的，或者是应该鼓励的，这比那些不断重复、故步自封的所谓研究要有意义得多，它提供的启示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学术界应该营造激励创新、勇于探索的氛围，鼓励和支持跨学科交叉研究。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赞赏有学理性的、勇于学术探索的研究，赞赏有学术抱负、自由意识和质疑精神的研究者。也基于此，叶淑媛和她的民族志小说研究的成果值得肯定和赞赏，值得学界与读者充分关注。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