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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

http://www.newdu.com 2024-01-26 《收获》 祝勇 参加讨论

    


    《国宝》是一部三卷本的小说,总字数可达一百万字左右,此次在《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上发表的是第二部《山鸣谷应》。它试图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以小人物的视角,讲述故宫文物南迁这段荡气回肠的大历史。
    故宫文物南迁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已经发生过了,它的所有路径都无法更改了,已经变成了历史知识的一部分,被我们所了解。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正如我在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的先导片的字幕里所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我要写的,是这种未知感,命运的不确定感,以及纠结在这种不确定感当中的复杂人性。
    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的序言中写:“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1]他写这话的时候,是1945年4月,他在重庆北碚动笔写他的宏篇巨制《四世同堂》的时候,那时还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人们对文学作品保持着质朴的兴趣。如今阅读早已碎片化,人们连听一首歌的耐心都没有了,不只一个年轻人对我说过,他们常常会对一首歌中的某个旋律感到熟悉,然而假如他们从头听这首歌,就会以为是一首陌生的歌曲,原因是他们从来不曾从头到尾听过这首歌。一位编剧早在十几年前就曾对我说过,现在不是写三部曲的时代了,现在是写微博的时代,只有短文字,人们才会去看。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写作一部百万字长篇,简直是匪夷所思。
    但写作一部史诗性巨著一直是我的梦想,如今我已接近了这个梦想,所以无论它看上去有多么荒诞不经,我都要完成它。写小说我是新手(此前只写过《血朝廷》),不奢求它能像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那样伟大,但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
    “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这话出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原话是:“……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2]路遥喜欢这句话,把它写进了《早晨从中午开始》。
    完成本身就是艰难的,我要为完成而努力。路遥书写《平凡的世界》的艰辛,那种焚膏继晷似的付出,我们从《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手记》中可以读到。马识途先生说他早年曾想写长篇小说《风雨巴山》,计划分成三卷,第一卷叫《雷神传奇》,第二卷叫《秋香外传》,第三卷叫《巴山黎明》,但是由于他工作太忙(时任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第一卷《雷神传奇》基本完成(后来出版有单行本),第二卷《秋香外传》未能写完,第三卷《巴山黎明》只写了几个人物小传,后来敷衍成几个短篇小说发表了,三卷本的写作计划,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令期待这部大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十分光火,说他“生生地把一个好长篇糟蹋了” [3],他自己也留下永久的遗憾。
    二
    《山鸣谷应》的写作自2022年5月10日开始,虽然其中经历过难以逾越的雄关险隘,在某些时刻难以推进,但总体上还是顺利的,没有像第一部那样经历过反反复复的折腾,有一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疫情封控,无法出门,甚至为拍摄一档节目而三根肋骨骨折,都没能阻碍我的写作,反而让我沉心静气地投入这部作品。
    2023年2月22日,经历半年多的写作,第二部《山鸣谷应》的第一稿顺利完成。5月15日,《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邀请我去上海,参加《收获》杂志六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我与《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等在作家们下榻的虹桥宾馆二楼的唐宫吃饭,谈到了这部小说的写作。我说等《山鸣谷应》定了稿我还是给谢锦先看,谢锦说她很期待。
    到8月中旬,我前往广州、江门、珠海参加南国书香节,出发前终于把《国宝》第二部《山鸣谷应》发给谢锦。当时谢锦忙于上海书展(几乎与南国书香节同时举行),没有时间看。25日,我已从广东回来,发微信问谢锦,稿子看了没有。谢锦发来这样的回信:
    祝勇老师,第二部已经完整读了,我觉得还是写得很不错的,至少我没怎么停顿,一口气读完了,有几处很感动。我觉得这一部特别好的是,你没有试图把历史事件放到前台来,而是让它们成为一个大背景和大框架,然后让人物的命运和感受来说话,这是小说的正确路径,在几千箱文物和几千里路程中,小说找到了人物的温度,无数人物的温度才能构成历史的温度。
    所以,这个小说一是从容写出了故宫文物南迁最艰苦的那个过程,故事本身好看的;二是写出了一代文化人对文物的孜孜守候,几个人物拿捏得都不错的;三是历史的景深还是比较开阔,大后方和沦陷区双线展开,展示了整个乱世中人的颠沛流离;四是我觉得您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把握我是深认同的,抗战没有鸡血可打,我以为中国抗战要展示的恰恰是巨大的失败。中国殚精竭虑,一寸山河一寸血所要达到的目的,根本不是什么胜利,而是死死把日本拖住在远东战场,所谓空间换时间,就意味着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就是死耗了,无论是淞沪会战还是花园口决堤,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和国土代价,而这样的耗,正是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贡献。败并不可耻,可耻的是用谎言去粉饰和打扮这鲜血淋漓的真实历史⋯⋯
    确如谢锦所说,经过第一部的写作,我已经找到了这部小说的语感和状态,书中的人物也有了生命感,似乎成了真实的人,每天与我朝夕相处。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他们的朋友,深知他们的悲欢喜乐,和他们一起哭笑。托尔斯泰说,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我的写作无意、或者有意地合乎了这样的原则,这使我作品的力量一直在往上走,从而避免了虎头蛇尾。我想起路遥先生在回忆《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时说过,“自我感觉(第二部)比第一部要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4]我的创作不能与路遥先生相提并论,但我的感受与路遥先生完全一致,我感觉第二部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像一条河那样“流”出来的。这条河是那样地吸引我,让我忘情地畅游其间。
    《国宝》第二部《山鸣谷应》之所以写得更顺,正是因为我的侧重点由故事转向了人,就像谢锦所说的,“小说找到了人物的温度,无数人物的温度才能构成历史的温度”。小说的主题尽管是文物南迁,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写人,小说最能牵动读者的并非情节本身,而是人物的生活与情感。把人写活了,小说才满盘皆活,“故事”也就自然地浮现出来了。无数作品的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柳青先生曾断言,“中国的第一部小说应该是《金瓶梅》开始。不是说它写得有多好,但它是写人的。”“《三国演义》不能算小说,那只能说是演义。”[5]
    其实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历史散文,诸如《故宫的隐秘角落》,都是在写大历史中的复杂人性。当年我写长篇历史小说《血朝廷》,自以为把历史人物——诸如慈禧、荣禄、李连英也写得活灵活现。在我看来,历史人物首先是人,只不过是处于历史时空中的人,我要让自己的笔触穿透时空的屏障,去触及到人物的灵魂。但不知为何,《国宝》初落笔,写第一部《草木震动》,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那个时代的风云浩荡,试图写得跌宕起伏一些,追求情节化,而忽略了对于人的表现,终归还是写得急了一些。等到写第二部《山鸣谷应》时,我的内心才真正笃定下来,可以纵容不迫地书写日常,循着人物的情感写,作品才变得“真实”起来,血肉饱满起来。
    三
    谢锦的微信令我激动,我回复她:“好的,谢谢您,这鼓励已足够重要了!”29日,谢锦给我发微信:“前稿我已发永新老师,他应该在读,这几天会有回音。”
    第二天下午,我从成都飞沈阳,在双流机场候机时接到谢锦电话,说程永新读完《国宝》第二部《山鸣谷应》,已通过,准备刊发于今年《收获》(长篇小说冬号)上,这样就不用删了。我听后大喜,没想到程永新这么快就看完了小说。说起来,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没想到就是一部近30万字的大部头。
    在《国宝》里,我书写了九一八事变、长城抗战、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大屠杀、花园口决堤、豫湘桂战役、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处决日本战犯等诸多重大事件——当然都是作为背景,隐隐地存在着,决定着我书中人物的去向,但更多书写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只不过在那些特殊的年月里,所谓的日常生活也变得颠簸不定、险象环生、充满戏剧性。但无论怎样,那些被历史事件所裹挟的时光,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日常。那些岁月像流水,滋养着他们的精神,雕刻着他们的风骨,承载着他们的情感,使他们纵然在狂风暴雨中,也能表现得平静而坚定。
    静水流深,我希望我能像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平静、坚定。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我期待着《国宝》完成的那一天。
    [1] 老舍:《四世同堂(足本)》,第一部《惶惑》,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2] 转引自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1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3] 马识途:《永远的遗憾》,见《马识途全集(精编版)·中短篇小说》,第4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4]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8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5] 刘可风:《柳青传》,第4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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