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 希望
2023年给过我们很多希望。希望就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全部的努力就是为了提高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可能性。这一年，应该是文学的大年，许多师友都拿出了很有分量的作品，他们中有前辈，也有很多年轻人。我在这一年读了些年轻人的作品，感觉“90后”“00后”正在涌现，挺好的，我深深祝福他们，希望他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一年春，我怀着收获的希望在我的小院里种了六颗发芽土豆，我时常浇水、施肥，土豆苗长得非常好，可秋天的时候，我却只收获了两颗不大的土豆，这实在是太令我意外了。都说土豆好种，我又尽了足够的注意义务，以为自己必定会有一个好收成的。这情形有点像股市，我以为1月3日的上证指数3070将会是全年最低点，于是我在这一天建了仓，就像种下一个土豆。时间过得太快了，现在，过不了几天就要跟这一年说再见了，上证指数来到了2900左右。没关系，事物大多数时候都在曲折中前进，呈螺旋式上升，我想这两件事都再正常不过了。继续拥抱希望吧，在耕种的季节继续远离喧嚣，不跟风，默默种好自己的土豆，不让我这块书桌大小的土地荒着。我会尽量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记得给疯长的土豆苗掐尖，那么明年丰收的可能性便会比今年大许多。
写作多么像种土豆。
阿摩司·奥兹在谈论那场“正义对抗正义”的纷争时说：“我们需要谈论现在与未来，也应该深入讨论过去，但有个严格条件：我们始终提醒自己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是的，所有的希望都不可能在过去得到实现，让我们珍惜当下，拥抱未来。
何言宏：文学产生了“大流量”
2023年的中国文学出现了几件“大流量”事件。近几年来，我们的文学界越来越重视文学的流量，无论是作品推送、新书发布，还是文学活动与文学会议的广而告之，都很追求阅读、点赞、转发和跟评的数量，追求“10万+”。很多作家与诗人都开设了视频号，进驻抖音，有的还成了网红、成了流量明星。而2023年的两个现象级事件——即“今日头条”“江苏卫视”等联合制作的外景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和在茅盾故里浙江乌镇举行的“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则将文学的“大流量”发展推向了高潮，从而也形成了文学文化的标志性界碑。
“我在岛屿读书”节目共有两季。第一季十二集开播于2022年11月，收官于2023年2月；第二季十二集开播于2023年6月，收官于2023年8月。制作的精良，特别是余华、苏童、莫言、阿来、西川、欧阳江河等知名作家与诗人的全情参与，使得节目广受欢迎。“第一季”结束后，“今日头条”曾经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公布，“据统计，第一季在今日头条站内累计播放量达1.4亿，相关话题累计阅读量超47亿”，如此巨大的流量，令人震撼。而“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据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云，他们“精心准备，联动各大文艺平台，通过互联网平台、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领域多渠道多形式传播，努力把‘茅盾文学奖之夜’办成一届‘隆重典雅、形态丰富、传播力强的大型文学盛典’”，也是立足于“打造爆款、引爆流量”、“让文学产生大流量”的 “探索”和“努力”。
很显然，作为流量社会所相应生成的文化形态，我们的文学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媒介文化，已经开始转型和进入到“大流量”发展的阶段。文学的流量文化对于写作的平权、对于每一个文学写作者和读者的自由发声、对于文学的破圈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所隐含的问题，比如如何避免过度传播所造成的泡沫化和作家的过度明星化，特别是如何保持我们在强大的流量逻辑中的自主性和理性等，都不容忽视，相信随着实践的展开和经验的总结，文学的“大流量”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陈福民： 与往事干杯 然后姑且走走
选择“与往事干杯”这个说法，需要解释的东西很多。
对于很多文学人来说，这个说法的源头应该是陈染的同名小说。当然，在不同领域的人那里，这个说法可能还另有源头。现在我已经记不得陈染这部作品发表在哪一年了，但小说很著名，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它与另一篇作品《无处告别》共同刻画了文学时代一种话语方式，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经典语境。那时，林白正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奋勇厮杀生死未卜，而陈染似乎不再耐烦那些对她来说毫无意义的事情，面对一个无可名状的时代，她没有哭喊着道一声矫情的珍重，只是举起酒杯轻声说道“干杯，告别”。她果然是说到做到，连做一个“文坛钉子户”的兴趣都没有，然后就在“文坛”消失了。很多很多年后回想起来这个举动，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一个具有哲学意味而又非常单纯的意义说，陈染是诚实的，也同样是勇敢的。
重提这段往事，并无凭吊什么微言大义的意思。只是在我的认知当中，一个人敢于当众宣告一个决定，然后心口如一地去做到，必定有着非同寻常的过人之处，至于那原因或者动机，其实是无从推测的，也没那么重要。强行定义别人的动机，有很大的道德风险甚至智力风险。
每个人每个领域，都有自己深不可测的往事。那过往无论痛苦还是欢笑，通常都是血肉相关难以割舍的。所以古人那些“谢本师”的故事，要么被视为可耻的背叛，要么被视为具有弥天大勇。鲁迅先生说，中国罕有“敢于抚着叛徒尸体痛哭的人”，大体上是出于对一种忠于内心的生存勇气的体谅与嘉奖。我不确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当下很多虚构文学作品失去了原来的那种热情与尊重，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体和灵魂内部开始很久了。我感受到某种力量的逐渐隐退和流逝，也包括兴致与判断力。对此我感到恐慌。我曾试图把这种恐慌归咎于某篇具体作品在我阅读经历中引发的糟糕的感觉，但我面对自己的内心时却发现，事情远不是我想得那么简单。
写作《北纬四十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我的自救性努力。我遁入历史领域，把自己从材料到问题都伪装起来，但我终究还是难掩文学的狐狸尾巴，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过一种体面的文学生活。很多年前，王晓明先生通过研究发现鲁迅执意走上的一条路径，那上面布满荆棘。他把这个研究命名为《刺丛里的求索》，形容为“姑且走走”。我从这个研究心得中获得了某种勇气。
董夏青青：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2023年1月14日，94岁的徐怀中先生过世，十个月后的11月4日，77岁的周涛老师突发心梗离世。
两位军事文学巨擘的离去，让许多读者为之久久感伤，也令曾承蒙徐先生指点和周老师教诲多年的我哀痛不已。徐先生和周老师都既是军人，又是作家。他们最让我敬佩的是，无论年过几旬，他们始终注重磨砺思想，意图保持鲜活有力的冲锋姿态，以最赤诚、果敢的意志来推动创作上的求新求变。这种“新”与“变”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他们自觉地承担起“承上启下”的责任，调动智慧与勇气，以留下像那些曾让他们仰视和珍爱的，至真、至诚、至信、至美的作品，这是给过往历史和从历史中走来的人的一份郑重交代，也是力求能够为年轻的军事文学作者扩宽精神视域的一份担当。
在一篇纪念徐先生的文章里我由衷写道：“如果说我们当下的读者对于军事文学有了更为新鲜的认识，青年作者对于创作的方法、内容和精神气质有了更为多元的选择，都正是得益于像徐先生这样的前辈作家在以‘蚯蚓松土’的劲头去写作争取而来的。”徐先生和周老师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时期，都用敏锐的洞察、过人的技艺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大大丰富了军事文学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通过心血凝结而成的字句，为军人这一崇高职业赢得了社会更多人的了解和敬爱。
心里有件很遗憾的事，当时徐先生为我的小说集撰写“跋”后，曾说希望能去新疆走一走，当时总以为来日方长，先等徐先生养好身体，可如今新疆之行已永无成行的可能。徐先生曾讲，他每到一地工作或采风，比如西藏和云南等地，都会对那里的部队、官兵和民风民俗进行细致了解。周老师也曾多次前往战斗一线和边防一线采访，无论那时他们已经在文学上取得过何等瞩目的成就、身担何种要职，一旦得知有文学的种子要破土的地方，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克服艰险，抵达最前方，身体力行地做到心到、眼到、脚到、手到。
徐先生和周老师走后，我读到多篇怀念和纪念他们的文章，文章里多有谈到他们对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后辈的悉心指导与鼓励提携。徐先生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创办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发掘并培养了一批成就斐然的文学大家；周老师曾任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主任，亦垂身示范，栽培了一批书写边疆的优秀作者。作为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在创作室工作近十年的我来讲，在青年时受到的文学教育，无不得益于徐先生和周老师无私的“丹心热血沃新花”。作为后辈，我在此深深地缅怀他们。
哲贵： 脚印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份文学关键词是从日记衍生出来的，是个人化的。前提是我和我接触的文学。超出我的部分不在回顾范围，我也没能力。其次，这可能只是对我个人有意义的总结，是我的脚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脚印，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脚印负责。
最明显的感觉是繁忙，这是相对于前三年疫情时期来讲的。2023年，很多被拖延下来的事情，立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譬如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的颁奖典礼，按照章程，颁奖典礼时间为2022年12月7日，那天是郁达夫先生诞辰日。因为疫情，延迟到2023年4月21日。所以说，在很多时候，2023年办的是上一年的事，甚至是上两年和三年的事。繁忙不一定繁荣，但是，繁荣总是以繁忙为基础。
2023年是文学新人辈出的一年。话说回来，任何一年，都可能是新人辈出的一年。我要说的是，这一年，确实有很多新的作家站到了台前。譬如：武茳虹、叶昕昀、三三、周于旸、薛超伟、史玥琦，等等。他们能够冒头，除了本人的努力和才华，当然少不了众多机构、杂志和出版社的推动。这件事，《江南》杂志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推动。这种推动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必然源自认识，其次才有可能。认识比金子还宝贵。
《化蝶》是我2022年的作品。2023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之所以拿《化蝶》来说事，2023年，我几乎没有发表作品。收成历年最差。关于《化蝶》，我只想在这里说一句，那就是：即使写的是传统戏曲题材，也依然难逃时代印记。时代对每个人的塑造，是覆盖性的。生活如此，文学也如此。
“文学新浙派”是我们《江南》杂志提出来的。2023年第5期，做了一个专辑，随后，在浙江省作协指导下，开了一个发展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目的不只是打造一支文学浙军，更不是为了确立浙江的文学地位。我们想通过这种梳理，来确认浙江文学的面相。更主要的是，在不断确认过程中，创造和发展浙江文学最优秀的一面，共同构成一个中国文学的新面相。
可以想象，2023年是特殊的一年，特殊性在于，是结束，更是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蕴含和产生无限可能。
杨辉： 星空·河山
癸卯夏七月，暂居怀柔山中，时逢雨季，常见山风浩荡、众鸟高飞，黑云压城，经日不散。待雨收风住，碧空如洗时，登高望远，可见怀柔水库波光粼粼，群山层峦叠嶂，其上云卷云舒，变态万千，莫辨涯涘，叫人胸怀大畅。每日里做完额定工作，便去读书。时作时辍，出入无定，然书中人物和他们的生命遭际，却始终萦绕于怀，偶有“消息”自长安来，心神不宁之际，忽焉便生庄周梦蝶之叹：不知物之为我，我之为物。再读《星空与半棵树》，读《河山传》和《北爱》，心绪皆是如此。
这三部作品，“广大”和“精微”兼具，写的都是“我”与宏阔之外部世界交互成就的状态。《星空与半棵树》的主人公安北斗虽沉沦下僚，却心忧天下，日常生活几乎始终其乱如麻，他却于阳山冠仰望星空中获致自我的超克之法。此书若干段落所开之境可谓澄怀万象，人身在天地之间，于仰观俯察之中所能打开之精神世界，尽在其中矣！此如《北爱》中的苗青，较少闲情逸致，是个难得的实干派人物，她怀揣经世济民的理想，以“逆行者”的姿态进入新的工作岗位，孰料遍地荆棘，进退皆难。然她幸得高人指点，兼有坚忍不拔之志，内外互证、体用双修，既得外部事功的成就，亦有自我精神的证成。读来令人感慨万端。
胸中若无“河山”，安北斗可以与时俯仰，谋得些实际的利益；苗青也可以和光同尘，不必动辄得咎。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是他们不可撼动的精神力量所系，亦是《河山传》的出发点和落脚处。河是洗河，山为罗山，一部《河山传》，叙述的核心，即是这两人的故事。他们的起落、成败、进退，初看或觉朴实，细思则知其间内涵玄机。荣辱、得丧已足以令人因之神伤；兴废、死生，诚足以叫人为之长叹！天地不仁，众生有情，演出了多少动人心魄的生命故事。全书终结处，洗河或不是了洗河，成了罗山；罗山英灵未远，藉洗河得以重续。《河山传》重在人事，却既见众生，亦见天地。
星空广矣大矣，既高且远，观之令人心折、神迷，然目光一当返归大地，形而下的牵绊仍需面对。故而即便星空所能含纳之境足以提振人心，《星空与半棵树》的笔墨居多则在写具体的用世之道；苗青“一个人的计划”因事关家国而让人敬佩不已，《北爱》的重点却在详述她类如升级打怪的艰难过程。或是出于同样的心境，细述数个人物于大时代中起废沉浮、离合悲欢的《河山传》，后记却以如下一句作结：“就在立夏的这个早晨，窗外大树上众叶摇曳，极尽温柔，传来鸟鸣，而我却想象了那个苏轼，为了心绪，为了生计，在东坡上开垦的一块地里的身影。”
还是那个苏轼，固然漂泊无归，难免风吹雨打，却是“一个自幼从儒家学说里锻炼出来的人，怎样都消灭不掉‘求为世用’的抱负”，也“绝不放弃拯物济时的责任”（李一冰语）。即便躬耕东坡，仰赖天赐、衣食俱忧，却是心超日月、胸藏万汇，千里河山收眼底，万家灯火在心头。心绪既然相通，若是同处一时，安北斗、苗青或能与东坡在雪堂共饮一杯也未可知。
陈培浩： 深海续航与新的抒情
2023年，不少资深作家推出新作，长篇小说如格非《登春台》、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陈彦《星空与半棵树》；剧本如莫言《鳄鱼》；短篇小说如麦家在《花城》杂志开设“弹棉花”专栏、邓一光《华强北往事》、李锐《火镰》等。资深作家的新作为观察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通道：一方面是资深作家写作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则是成熟作家如何寻找写作新的换气、转场和新的生机。
《登春台》延续了格非与当代生活进行游击战的写作策略。格非深知，当代生活世界波谲云诡，不可能被一部作品一网打尽，所以他以分体式、拼图式的方法，悄然营构当代生活世界的总体和纵深。《登春台》四个主要人物均是取自当代生活河流的水滴，他们来自不同的流域和河段，他们互相交叉重叠和映照；他们既有折射生活的典型性，也有着反思生活的思辨性。尤其是通过周振遐这一人物，格非再次深切地追问生命的意义难题。这个行至晚景，豁达但仍不免于困惑的老者形象，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晚期风格提供了新的范例。
《老宅》是麦家《花城》“弹棉花”专栏的第一篇，于较小的空间中糅合多条命运线索；于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寄寓一波三折的精神暗涌。小说结构机巧、语言筋道，并且执着追问信仰在普通人精神生活中的位置。这一议题在麦家“弹棉花”专栏中得到延续和拓展，成为观察麦家小说的又一通道。
叙事文学之外，2023年当代诗的写作，在如何化合智性与抒情性、古典性与当代性方面深入探索。
现代主义诗歌多重智性思辨，获得深度而失之冷凝，智与情的辩证是自冯至、卞之琳、穆旦等诗人就一直面对的难题。这一难题也摆在张定浩面前，《山中》以智性和抒情性的有机融合对此作出出色回答。《山中》让读者意识到，诗的智性是妙悟和洞察，而不是知识和逻辑；诗的抒情不仅关乎修辞的高妙和情感的强度，更关乎一种把自己燃烧，并义无反顾地投入爱的漩涡的真诚、激情和勇气。
诗集《慢鸟》体现了刘洁岷两种非常重要的能力：一是看见事物的能力。诗的及物性伴随着日常主义诗学的提倡而广为人知，同时也被高提轻放，真正能让事物的纹理在词语中纤毫毕现的诗人依然少之又少，刘洁岷却无疑是其中之一。二是将古典性和当代性创造性地融合的能力。《慢鸟》通过对大量古典诗的重写，证明传统和古典性的激活，必须通过极具当代性的创造方能抵达。
房伟：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的“双向奔赴”
2023年快要过去了，这一年出现了很多优秀小说，也有些引发话题的文学事件。在人工智能即将发生革命变化的时代，文学如何关注现实，文学如何发挥心灵作用，似乎成了所有作家的焦虑性问题。幸运的是，2023年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一些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的佳作，给予着我力量。
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以其对时代和社会、以及处于其中的个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向时代和社会发声，无疑是文学界的一大收获。毕飞宇细致描写了肾移植科的主刀傅睿，对医患关系、夫妻关系、原生家庭、科室关系等多角度描摹，表现这个时代的人的生存困境与存在的痛苦。对傅睿手术失败后的困惑、烦乱的状态以及心理痼疾进行了精准刻画，可以说，作者关心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之苦。
除了直面现实的作品，我还在许多叩问历史的作品中看到作者对时代问题的思考。贾平凹的《河山传》以其对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的中国的刻绘，表达了对农民工与民营企业家这两类人物的关注，记录了我们不得不回答的时代问题。小说要写的不仅是那个变革的时代的中国，也是变革中的中国的现在。
颜歌的《平乐县志》也用了世情小说笔调，也是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的。不同的是，《平乐县志》是要把现实记录成历史的写作，小说试图描述改革开放后的“县城文化”的图景，而当下的中国大地，仍然有许多像平乐县这样的小县城，正慢慢消失。所谓历史的志传，深层次的指向却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隐存的痼疾。饶有意味的是，甫跃辉的《广阔之地》中，县城更多的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的“故乡”，而城市则更像一只张着巨口吞噬一切的钢铁巨兽。看似不同的叙述立场，实际都是在面对时代的难题，即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
历史究竟走向何处，轮回是否又要重演？迟子建《碾压甲骨的车轮》以其历史与现实的互渗给了我许多启发。无论是辉煌的王侯将相，抑或艰难存在的小人物，都将在历史车轮中化为灰烬。迟子建自述：“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泥淖中，总会有一些人被迫沉陷，也总会有不屈者在深渊中练硬翅膀，拔地而起，搏击长空。”时代到底要怎么变化，确实不是普通人所能掌控的，只是这并非我们只能选择顺从和遗忘的理由。我想强调的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奔赴之中，发现时代问题并从历史中追寻答案，是当下文学创作不可逃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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