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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甄选“1元卖书” 几家欢喜几家愁

http://www.newdu.com 2024-01-26 中国青年报 杨鑫宇 参加讨论

    

最近,东方甄选似乎成了“热搜体质”。以董宇辉、孙东旭为主角的“小作文事件”余波未平,一场“1元卖书”促销活动,又将这家公司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场涉及5000本图书的特卖,原本只是东方甄选新年促销活动的一环,但是,出版界对这种销售模式的剧烈反应,却让此事的意义不再简单。
    有出版人发文称,此举让自己几十年对俞敏洪的敬意一夜归零。《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以“东方甄选竟然1元卖书!出版还能干吗?”为题报道此事后,新闻下方获赞最多的评论写道:“谷贱伤农,书贱伤作者、译者、编者、编辑、营销、封设、校对、印刷、发行、书店员……”
    消费者得利,自然就得有人让利,出版行业因此感到“肉疼”,在所难免。追根究底,与其说是东方甄选的“1元促销”引发了这场争议,不如说这是文化消费市场必然要面对的一道难题。
    东方甄选的这场活动,本质无非是一场低价促销。我们与其死盯着一家公司、一场活动,不如将视角拉远,分析一下图书定价现状对文化事业的影响。也只有努力找到读者、作者、出版行业多方利益的平衡点,实现社会价值的最优配置,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近年来,中国的图书市场呈现出一种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图书的官方定价持续攀升,令许多读者感到负担过重,直呼“买不起”;另一方面,电商平台频繁推出的折扣活动,使得大多数人实际上是以低于标价的价格购书,甚至不难捡到五折以下的“大便宜”。
    就大环境而言,出版行业的盈利空间近年来并没有明显扩大,许多企业都在挣扎求生。书籍定价的不断上涨,反映出的其实是出版成本的增加。但是,消费者并没有“体谅”商家的道德义务,尤其是对那些经济基础相对弱的读者而言,寻求更低的折扣是很自然的。
    显然,倘若一本书以原价就能大卖特卖,任何经销商都没有主动降价的理由。电商平台之敢于打“价格牌”,既是因为他们经过评估,判定降价后依然可以保障出版方与零售端都有盈利,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薄利多销”。
    面对这一现状,出版从业者感到无奈、委屈,都可以理解。但是,图书消费市场的承受能力与认知基础就摆在这里,单凭情绪无法改变现实。长远而论,在纸质书面临互联网浪潮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在稳住读者大盘的基础上,逐渐营造出全民阅读的习惯与氛围,才能使图书出版行业进入良性循环,进而助推公共文化事业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暂时以低价打开局面,其实未必会“谷贱伤农”,反而有利于扩大读者基数。
    诸如“1元购书”这类极端折扣活动,也并非市场常态。就像有业内人士分析的,电商平台对特定书籍“赔本卖”,其实是一种获客手段,一旦客人被吸引到直播间里,那些能够盈利的非折扣品就能卖得更好,反过来填平损益区间。这些活动看似削弱了图书的价值,却有助于一些冷门书籍的曝光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这还可以鼓励那些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参与到阅读中来。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从作者、译者、编者到印刷、发行、销售,图书出版行业的整个链条,都难以说得上是多赚钱的买卖。对于图书出版这样的事业,我们的社会文化倾向于将其认定为一种“准公益事业”,而不乐见其收获太多商业利益。基于此,纵然国内书价连年上涨,其价格基线依然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一方面,这种价格设置更加贴合国内消费者的经济能力,使得更多人能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构建一个更为包容和多元的文化生态。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较高的图书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作者和出版社的利益,鼓励了高质量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
    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新闻出版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凯雄、谭跃、赵东亮提交了《关于加速推动图书价格立法的再提案》,主张对图书“价格战”做出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版界对图书价格现状的担忧,以及业内人士想要推动的政策方向。
    在图书定价问题上,各方的利益诉求看似不同,但本质上都希望图书行业繁荣发展。既然大家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就必然有互利共赢的实践空间。在推动图书定价走向更加合理区间的过程中,读者的需求和出版行业的声音都应得到倾听。毕竟,全民阅读这件事,离不开读书的人,也离不开出书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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