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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辨识度这个角度来说，卢一萍的题材、表现方法都有双向扩展，或者说突破。这些年，从他的《祭奠阿里》到《白山》，再到《少水鱼》，以及其他一系列较短的篇目，在这样一条轨迹当中，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写作者服从写作的最本质性的要求与自己内心最本质的艺术冲突，而得到越来越丰盛、越来越饱满、越来越扎实的一些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向上的线索在往前发展。对卢一萍本人而言，这样的写作成果是值得我们称许，更值得我们为之感到欣喜的。对于四川的文学来讲，这也是近年来的硕果，因为作家只有在不同的方向上开拓写作的疆土，才能在纯粹的意识本质性的追求当中追求一种更完美、更有力量的表达。这是第一种辨识度。 读《少水鱼》时，我会无端地想起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元代诗人萨都剌，他有一句诗，“人间野史亦堪传”，一拿到这本书，这句诗就在我脑子里浮现；另一个是刘鹗，他的《老残游记》本身是一部野史，它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叙事，但是刘鹗在这本书里说过一句话：“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野史怎么“补正史之缺”呢？野史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看起来似乎非常荒诞，因为我们已经读惯了二十四史所开拓的书写正史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回到民间，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打量历史时，我们可以在这些正史设计的偏僻的角落里头来寻找非常富有的文化。另一个特征是野史又给我们更多关于人性探索的欲望。因为这两个特征，野史能补正史之缺，而且，它有对待“史”或者说是真实对待现实的另外一种态度与方法。《少水鱼》这部小说我觉得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点。 但写野史也有一个风险，就是我们自己可能被那种荒诞不经所淹没。我们要把它变成一部小说，要想对历史在宫廷之外，在我们寻常习惯的那些政治的权谋之外，对历史和小说里的托物寄意以及人的意志，再找到另外一种自我发展的线索、逻辑，既补正史之缺，同时又要把荒诞不经的东西变得可以实践，给它充足的逻辑性和合理性这样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从这方向来看这本书，可能会得到一些更新鲜的启发。当然在艺术方式上，不是因为找到这么一个角度、切入点就满足了。在叙述方式上，这部小说有一点像多声部合唱，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是当它有多个角度，一个事情就变成一个人性的多面体，这样，它就获得了它的丰富性。 从叙述语言上讲，《少水鱼》比《白山》严格很多，在《白山》的细处我们还会发现一些语言上的不足。我们往往容易在下一次叙述语言时产生对于别的自己亲近的语言的模仿，但是一旦变成对细节进行真实的叙述，尤其是人物之间要展开对话，要深挖深层次的心理活动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套语言不合适，你必须自己创造一套语言，但是叙事语言，从另外的文本得到启发的那种感觉，有些时候是清晰可见的。在《少水鱼》这本书中，我们看到这两项不能衔接或者衔接不那么圆润的接缝口已经消失，从叙述腔调上，自身就已经浑然一体，因此，卢一萍在创造自己语言方面是很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