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在他著名的《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一文中，对欧洲小说如何处理海德格尔所讨论的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进行过分类，他认为：“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其中一方面便是“小说探索时间”，“马赛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1]说时间是小说书写的永恒主题也许无法被证伪，但要清楚说明小说如何具体探索时间，恐怕并不容易，因为作为存在的“时间”是一个可以在物理学、哲学、文学等范畴展开深入讨论的概念。而当“时间”被固定在一个具体“瞬间”上，当这个瞬间内蕴庞大、严峻且有着明确指向的现实，当这个现实甚至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如何处理这样的瞬间就使“时间书写”变得具体起来。完成这样一次写作，作家需要克服的难度可想而知：要不要去触碰？如何以“轻”的文字体贴“重”的现实？文学能否完成对苦难的记忆与超越？
阿来选择直面。《云中记》直面汶川大地震。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 04 秒，是中国大地一个“严重的时刻”[2]，数以万计的生灵那一刻“在世上某处死”，土地撕裂，山河崩塌，长篇小说《云中记》诞生于此。但这部缘起现实的作品并非某一种类型文学可以框定，《云中记》起笔于“汶川大地震”，叙事背后是对大问题的思辨与追问。地震的发生使得有关生命存在的诸多问题像大地开裂露出地层一般被剖开坦露，那一刻大地上的生命被置于绝境，人类的创造与依附被摧毁甚至抹去，幸存者该如何记忆与纪念，《云中记》始于作者对这一时刻的回返，小说亦几乎生长于对绝境时刻的重临。
阿巴在大地震发生近五年后独自返回空寂的“云中村”，一个在汶川大地震中伤亡惨重、又因新的地质灾害随时可能发生而整体搬迁的高山村寨。作为村中祭师，当落户移民村的乡亲们开始了新生活时，阿巴决定回去，安抚那些留在村中的亡灵。他祭慰亡灵的同时追问着“鬼魂”是否存在，回到云中村的阿巴，用行动挽留记忆。《云中记》以漫长的专注注目于阿巴，使得小说几乎成为一出独角戏，阿巴的行动与关切也让一幅震后众生相浮现。基于地震，作者探讨人的责任，辨析善恶因果的复杂，更质询作为存在的生命本身：戛然而止的生命该被如何祭慰？这一句“天问”便是推动故事的根本力量。阿巴被现代文明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族群身份看，他是祭师，他的本职便是完成对逝者的安慰和对逝去记忆的挽留。突降的大灾难使阿巴仪式性的工作成为使命性的承担，其间内置的主体性悄然位移，阿来将他对生命的复杂思索放在阿巴的行动过程中，也放在天地万物的自然运动里。
与自然的关系给予了作者面向自然的目光。
大地震动
只是构造地理
并非与人为敌
大地震动
人民蒙难
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
人无处可去[3]
一、时间：重临“严重的时刻”
当“意义”成为某一刻的思索对象，人极大可能处于一个具体契机或语境中，人的行为也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显出意义。大地震突然而至，将一片土地上的人类置于一个“严重的时刻”，人该如何认识并消化自然伟力在一瞬间释放的能量？那一刻让结果成为“记忆”并持续在人类的生存经验上发生作用。瞬间力量既具爆破性，又以一生为尺度，在经历者的生命中持续释放悲伤。《云中记》里，阿来将大部分笔力用在了对一个人的书写上，将一个历史时刻放在个体生命中来书写，要克服的难度可想而知，《云中记》几乎放弃了小说在制造冲突方面的惯性，而以一种古老婉转的复沓的方式，走一步退三步，击缶般在交叠时空中创造着记忆的巨大回声。一个人重回空寂家园，万物窸窣，他听到的只能是记忆的回响，一个人重新置身天地草木，他的归来即是对生命的安慰与尊重。阿巴的回返所完成的“质询的姿势”，是小说引出的第一个问题。
《云中记》分十二章[4]，章节以阿巴返回云中村的时间定名。除了书里处处埋下时间的脚迹，作者叙述时间的方式也值得我们注意。云中村是高山村寨，重返的山路与马在身侧的相似场景提醒着阿巴地震“发生之时”与“此时”在时间上的对位，叙事就是从现实时间对记忆时间的逼近开始的，这个细节也暗示了整部书的时间书写：作者将一再叠置两个序列中的时间，使此时与那刻在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以重临记忆的方式会和，“严重的时刻”将在回忆的叠加中呈现出它与自我和众生的关系。
小说从阿巴往云中村回返，为第一天。他告别移民村的乡亲，“是的，每家每户都有在‘那里’的人”[5]。从他们那里“一户一户一家一家收集东西”[6]，用自己在移民村家具厂做工挣钱买来的两匹马，带上寄托给亡人的信物与信念，酒别外甥瓦约乡乡长仁钦，走山路，用长长的孤独的行走去缓冲将要遭遇的面对空无一人的家园时必然降临的悲伤。回到云中村的独行，阿巴踩在山路上，也踩在回忆里。阿来在一开始处理的就是作为记忆的时间。“地震爆发前的几分钟，几秒钟，他就被这种味道包围着站在天空下，那是攀爬更高山道的时候，累了，他站在山道拐弯处休息。”[7]阿巴回到村庄，目睹、回忆，他习惯将此下经历从日期、时刻频频对位到四年多之前大地震即将发生时，从他计划着回来，“时间是盘算过的”[8]。在《云中记》的目录中，第三章为“第四天”，这天的五年前，大地震发生，这天阿巴穿戴上祭师行头，完成了对亡灵们的祭慰。时间成为提醒记忆的明确标示，也成为行动的起点。
阿巴回到“云中村”的第七天是五月十五日，如果没有那场灾难，五年前的这一天将是云中村人的祭山之日，整个云中村人将穿上节日的盛装站满一片草地。在作者的叙述中，云中村是现代文明中一处较完整地留存着民族传统与记忆的村落，这样的村落同自然本身构成着妥帖的依存关系。而五年后的这一天，阿巴只身站在这里，以最古老的方式纪念山神与他的亲族，用行动完成对信仰的延续。书的最后一章定名“那一天”，读到这三个字，每个以文字和阿巴在云中村一起渡过时日的读者必将感到尘埃落定的悲伤。到这里，作者在叙事时态上完成了一次巨大转身。作为完成时态的表述“那一天”，是叙事者对过往的回望，整部小说的叙事围绕大地震的发生展开回忆，又顺着震后生活的继续以现在时往前推进，交错的两种时态意味着两束目光的抵达，阿巴注视着家园与记忆，我们注视着阿巴。那一天，当阿巴随滑坡体与云中村一同沉入大地时，叙述时间上的后撤——带有缅怀意味的表述“那一天”，使这部书的不忍与克制抵达了最后的庄严。
小说从一个时刻开始，在一个时刻结束。虽然我们可以说几乎所有小说都在时间的尺度上展开书写，但《云中记》确为重临并展开时间本身提示了路径。当人们领受的岁月、享受的丰沛与愿望的未来在一个瞬间被一次自然事件凝固，这个瞬间将收纳人们的恐惧、惊骇甚至从容和爱，这个时间点构成集体的命运，也构成记忆的起点。当人类所依止的大地成为依止的反面，人类仍要面对自我的局限并在局限之上开始行动，幸存者将怎样回望瞬间，怎样开始行动？
阿巴选择了重返。他独自回到被大灾难取消了“时间”的村庄，他的回来必然意味着对一个具体时刻的不断重临，他的生命意义与亲族逝去的生命意义也同在这个时刻上展开。对云中村而言，阿巴的回来意味着时间的重启，一个人在断裂之上，沉默地接续起了时间。村中独处半年，他看到了曾经看到的，也看到了曾经看不到的。半年多中他完成了对个体生命缓慢而深刻的重写，当阿巴踏上重返云中村的路，便决心不再离开。当他确知云中村将同滑坡体沉入大地，有限时间提示阿巴的便是以祭师的本事，展开仪式，完成行动。他只有半年时间，这时间的尽头指向“沉没”，也指向生命的完成与完满。
在简略梳理了阿巴的行动轨迹后，小说似乎亦可被这样简述：阿来在《云中记》中完成的，是呈现两个瞬间与其间漫长的、对第一个瞬间的释放和对第二个瞬间的等待。在“释放”与“等待”之间，是阿巴的行动。
二、行动：人的觉醒
读《云中记》之前，我难以想到一个关于地震的叙事会走笔至“消逝之后的消逝”。面对灾亡，逃生是本能，有生不逃是反常的，故事在这里出现，人性的复杂与崇高也在这里出现。阿巴回到云中村是“向死而生”，他在完成使命，也在为死亡做准备，他要把知道的、看到的、想明白的带到“那边”去，讲给那些生命丧失于大惊惧中的亡灵们听。面对已经被预言的灾难，他做到了视死如归。
一个人的内心要多么通透多么笃定才敢独自生活在带走了亲友性命的山野？有生活经验就会知道，夜晚的山林将以某种骇人的面目直抵人心，自然将释放它未知的能量，人似乎要失去所有凭恃，耸动于黑夜间的一切未知将成为人心的考验。在一个将要陷落的村庄住下来，阿巴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但他的行动，他的栽种，他对待生命之物的体贴与喜爱，他注视草木生灵生长时的目光，让“生命”与“死亡”本身都得以在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中展开，他让生命重新回到生命。当阿巴独自遭遇那第二次的“消逝”，个体生命的逝去会因使命的达成而超越悲伤。这让我想起电影《寻梦环游记》，它讲述了墨西哥文化中一个古老的信仰，只有当最后一个人忘记了逝者，逝者的亡灵才会真正消失。如果说这部电影在亲情友情的关系中探讨爱、怀念与记忆，阿巴作为祭师所实现的，便是一份更广博的、无等差的对生命本身的爱与尊重。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9]的阿巴，他的使命是处理与神、信仰、鬼魂有关的事情，同时作为人，他要面对“我是谁”的问题。阿巴年轻时是村中的发电员，曾随滑坡体一起滚入泥浆，随即开始了漫长的失忆生活，电来了的那天正是他找回自我之日。如果说第一次苏醒是他找回对身体的觉知，那么在大地震之后，在不断的追问与行动中，他觉知了作为“祭师”和作为“人”的使命，觉知确定了他成为“人”的意义。他将磅礴情感转化为一次孤伟的行动，这行动既是一个人对自我的确认，也是孤独的人类告慰并延续生命的传奇。
整部《云中记》几乎是阿巴一人的独角戏，但直到读完整部书我才意识到，这位主人公的面貌几乎是模糊的。阿来从来没有泄露阿巴的样貌，却使这个人异常饱满、深刻、清晰。用以定义阿巴的，是他的内心和行动。他在有限时间中的行动事实上完成了一个“质询的姿势”。祭祀职能赋予他完成“仪式”的日常性，空寂的云中村因他的回来日渐升出庄严，但这庄严感绝非高高在上或空茫，因为阿巴始终保持着“质询的姿势”：他在夜里寻找鬼魂、不断地追问和辨析鬼魂存在的可能，这份庄严因此生出某种混沌和迟疑。阿巴不是神，他甚至对通灵本身有些犹疑，但正是这份犹疑让他成为一个可信的真正的人。人类要为自己的存在寻到可依凭的道理，要想得通，但也常常就在“仍不通”的路上往前走着，这本身像极了生活。阿巴便是这样在人间与神界游移行走，他的质询与行走，便是意义。
阿巴独自生活在云中村的日子是一次漫长的过渡，特别是刚回来的头七天。当一个人独自面对山野与记忆，所有来自身体与精神的感受都将被放大。这“漫长”的过渡是对第一个瞬间（大地震发生时）的释放，对第二个瞬间（云中村沉入大地时）的等待，这一段“等待”是阿巴生命最为澄澈的一段时间。因为到来时他已经“盘算清楚了”。阿巴的生命经历过两次“时间开始了”[10]的时刻，第一次是意识回到身体，第二次是精神回家，他在行动中不断明确内心，用行动确认存在的意义。阿巴身上因而有着某种笛卡尔界定的“思考的自我”，它作为一切的基础，可以单独地面对宇宙，这样一种态度，我认为它是一种英雄主义。阿巴从前用电照亮村庄，地震后，在整个村子陷于黑暗之后，他又成为点灯人，以告慰逝去生命的方式生活，并从容地等待死亡。他选择离开现代公共生活，回到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活中，仅仅满足以维持生命的最小补给，并依然怀有对生灵的心动和爱意。这份爱意，让他看到了曾经忽视的：鹿角在成熟之前被阳光穿透的形似红珊瑚的剔透；不再受道德审判的罂粟单纯成为自然中一株植物所散发的生命的美；以及“扭动着浑圆的屁股快速钻进了洞穴”又“竖起上身，短促的前肢抱在胸前”的那些向他张望的可爱旱獭们[11]。阿巴在云中村安慰亡灵时，也安慰着自己，当最后随云中村一起沉入大地时，他也成为这片土地“神灵”的一部分。当然，阿来并没有将阿巴全然塑造为一个“半神”似的存在，他也有人类共同的脆弱，当仁钦上山看望他时：
阿巴笑了：你看舅舅来了？
阿巴眼里流出了泪水：你怎么过了这么久才来看我啊！再过三天就一个月了！[12]
他也怕孤独。但阿巴的善良要求他克服自我的局限，这份对生命的善和尊重与一位遥远的人极为相似。在米沃什的表述中，她是“法国向当代世界奉献出一份珍贵的礼物”[13]，她是西蒙娜·薇依。据说薇依五岁时曾因一战前线的士兵没有糖吃而一生拒绝吃糖。“1943 年，她在阿斯福德疗养院去世，很可能死于营养不良，因为她严格控制进食，拒绝吃比当时敌占区德国政府拨给法国人的定量更多的食物。”[14]对生命之同情转换为行为上的自我限制，他们用行动规定了自我生命的“限度”。这个限度，是已经进入了现代生活的序列，但要退回到没有“电”的生活系统中；是已从大灾难中死里逃生，但要退回到生死之间的“裂缝”中；是阿巴在一片无人的村野中建筑生命，但他并不超过“生”的限度。
我们这个时代大约只是表面忽视神学。几千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几千万人在俄国革命前后惨遭杀害或折磨。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造成不计其数的牺牲者。这些事件必然给欧洲精神带来深刻的影响。依我看来，欧洲精神始终绕不过一个古老的问题——倘若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有多古老，很多人想必是要感到难堪的。事实上，有些古远的人类之谜可能长久隐蔽或隐匿，却突然重焕生机，以全新的方式再现。而与此有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为无辜者受难辩解？[15]
虽然都有人类的死伤无数，但大地震与战争有本质不同，它更倾向于人类被一种无法抵御的宿命力量所伤害，我们几乎无法在道德层面上指摘一场自然伟力。所以，重审大地震的重心将转移到人类在大事件之后的反应，人类将如何救赎自己。《云中记》中，作者将对死亡的祭念转化为对生命能量的书写，把对死亡的关怀延伸到对生命存在的思考。《云中记》最使人意外的力量是面对摧毁性的大灾难，阿来以一台独角戏抵达了文学的庄重并完成了精神上的建筑，他以光洁通透的文字敞开了灾难作为一种“语境”之于人类的意义。在庄严的悲伤之外，笼罩于这部书之上的，是阿巴在云中村早上醒来所感受到的阳光，微茫，带着暖意，它带着不容抗拒的使命降落，这让《云中记》在成为挽歌的同时，也像一首颂歌。
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16]
在《小说的艺术》中，米兰·昆德拉在开篇即申明他所认同的小说存在之合法性。一场残酷的自然灾难，小说负责去发现什么？作家要做的，就是敞开人类情感、行为、行动、存在的可能性。基于对人性的认知和想象，作家以人类的良善与责任感，以对于“心安”的追求，为人类的行动建筑空间和时间，譬如，这一座大地震之后的“云中村”，这一场消逝之后的消逝。我们在故事开始不久就将预感小说的底色，在大规模死伤之后，阿来又处理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生命的消逝，但当这一次死亡抵达时，生命的尊严已经完成，消逝伴随着希望与安慰，这是《云中记》之于现实的一种意义。人类面对死亡是难以从容的，但阿巴做到了，他用一种让生命归于大地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以一个惊人的论断开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这便是自杀。”[17]在被“死亡”放过之后，阿巴主动选择了“死亡”，他完成的几乎是一种升华形式的“自杀”，类似于佛教概念中的“涅槃”，因为“涅槃”中“包含一种直面死亡时的镇定”[18]。就像小说中呈现的，生与死不应毫无缘由地被抹去，人类被剥夺的应当有所答复、有所回应、有所安慰。当云中村再一次下滑，是一个已经被预言的自然体与一个觉知的生命体合二为一的沉没，这一次，人是坦然的。阿巴相信，他的沉没将会为另一个地方的亲人带去消息。
阿巴用他的行动解释了人类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当人类享用了自然赠与的家园与果实，人类也将承受自然带来的苦难。人类，特别是现代人类拥有改造自然、选择自然的能力，当新生活在安全地带重新开始，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对过往生活的选择性遗忘。当搬迁完成、新家园建立、新生活开始，那无法随搬迁而完成的部分，即是留给作为祭师的阿巴、留给作家、留给文学要完成的事情。
三、叙事：严肃抒情
作家与文学完成的，首先是讲述。如果说对修辞的迷恋是写作者的必要途经，那么《云中记》的叙事则展现了语言减法之美。用文学技巧来比量这部小说是失效的，阿来用一种几乎取消情绪的文字来书写，他让语言回到每个词、每个字最具体本分的原意，他握住了悲伤之后的“定”。当作家严肃地抒情时，他会更多地选择放弃，放弃形容词，放弃副词，放弃语言在巧饰层面的徒劳。
《云中记》中，阿来极少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叙述的清洁与清晰事实上构成了情感因克制而拥有的纯度。那么悲伤，但没有哭天抢地，克制成为一种文学可以教导生活的高贵。大灾难之后，因为幸存，人类对万物好像拥有了被更新的目光，表达也需被重新定义，小心翼翼，准确，轻。空寂的云中村因为阿巴的回来，草木鸟兽的生命重复通透光洁。读这部小说，我首先感到它是“轻”的。在轰然而至的大事件之后，在人类惊慌失措声嘶力竭之后，在人类于此生活的条件被全部取消之后，落在这里的一切声音就都是轻的了。也正因为这份“轻”，所有生命生长的消息都清晰可辨。阿来用一种类似浪漫主义的写实的方式，写出大地震之后一座没有了人类群落的村庄的“生机”是如何慢慢升起。山川草木风物在现实主义的笔触下带着知识性的准确被细密地记述，阿来也以实笔记述未知。区别于作家全知全能的视角，在有关信仰、鬼神的思辨中，作家选择了后退一步，他随着阿巴一起，以敬畏与探寻的姿势在天地自然中行走观察。那些困惑着阿巴的，也许是阿来也保持敬畏的，但他赋予他行走的脚迹与流转的目光，此间，他们向我们解释着生命，解释着生与死，生死之间，生死之外。
《云中记》里还有一份隐秘的情感，那便是我们几乎看不到阿巴对制造了大灾难的自然的怨怼，这出于敬畏。具有超越性的情感真正从作者之手递给了他笔下的人物。在当代作家中，阿来最像大地之子，高山之子，草木花朵之子。当他用一种近乎老派的浪漫主义方式描写鸢尾花的盛开时，山川大地之间的一切美与灵会合于此。人与亡灵相会在一朵开放的小花上，这是作者体会自然的方式，也是自然对人类的一个祝福。
让我们回到写作的初意。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文学之于现实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文学之于残酷现实的存在意义究竟是什么？在大灾难、人类共同的伤痛记忆面前，文学究竟能够完成什么？“但要让文学之光不被现实吞没，真正实现实在困难。”[19]阿来完成了一部难度之书。在“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上，《云中记》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样本：一个独角戏的写作样本，一个文学如何处理大事件的样本，一个文学之于现实意义的样本：移民村落成了，新的生活开始了，那些逝去生命所需要的安慰将留给阿巴，留给文学。
毋庸置疑，这是一次充满难度的写作。阿来把这些沉重的部分转化为对人类良善的书写，和一个人对自我使命的认知与行动的书写。阿巴的善良与同情在他对他人受苦的反应上，在他对失去生命之人的同情上，他将自己的“命”，“使命”和“生命”与被剥夺了生命的亡魂搁在了一起。若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震后生活，写作唤起的共情心理也许会更直接、引起的社会关注也许会更大，但那不是在小说的可能性与限度上展开的生长，因而，《云中记》的书写是在为大地震留下心灵的证据。大地上可能真的存在一个“云中村”，但“云中村”里会有阿巴吗？书写正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想象现实是小说的本事，但作为艺术，小说更大的价值在于它描绘着现实可能性的轮廓。本质上，小说是一种探究的姿势，一个触摸现实可能性的手影，在逻辑真实中它可以比现实走的更远。阿来不满足于陈述一个可以被现实陈述的事实，不满足于呈现一个由图像可以转译的世界，他用故事推进思考，用叙事靠近大问题，生长与瓦解都是自然的赋予，孤独的人类要如何在大地上完成生命留下痕迹，阿来写出了人类的可能性。
《云中记》是一次实在的写作。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汶川大地震，阿来的写作版图中也许永远不会存在一个云中村，不存在这位安抚亡灵的祭师阿巴。作为历史真实的灾难成为写作的一处“依止”，也成为一种规定，在一个规定的限度里展开书写，写作者以超越常人对灾难的想象方式讲述了一个简静的故事。在告慰大地震中的亡灵与幸存者之外，这部小说甚至还可以被看作一部关于人类命运的寓言。因为它有着对人类本身的关切和爱，有着对人类使命的觉知和勇气的赞美，有着现实所无法抵达的对记忆的铭刻与安慰。在更长久的时间尺度里，地震是自然之力本身的表达，而“云中村”，正像是整个人类的居所，谁，能够做人类最后的守夜人？在一个依止于现世的语境中，作者以阿巴提醒人类，如何觉知使命，以及如何活着。
注释
[1][16] [ 法 ]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 页、6 页。
[2]翻译家陈敬容、梁宗岱对诗人里尔克“Ernste stunde”一诗的翻译，题名均为“严重的时刻”，此处表述取自此诗。[3][5][6][7][8][11][12]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题记、第 16 页、17 页、2 页、48 页、144 页、186页。
[4]《云中记》十二章的章节名分别是：“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和第六天”“第七天”“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第四月”“第五月”“第六月”和“那一天”。
[9]书中阿巴永远记不全自己的官方称谓，他一直叫自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里沿用阿巴对自己的称呼。
[10]取自胡风长诗《时间开始了》的表述。
[13][14][15] [ 波兰 ] 切斯拉夫·米沃什：《西蒙娜·薇依的重要性》，《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薇依论古希腊文学》，西蒙娜·薇依著，吴雅凌译，华夏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0 页、334 页、330 页。
[17][ 法 ] 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闫正坤、赖丽薇译，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 页。
[18][ 美 ] 罗伯特·所罗门、凯思林·希金斯：《大问题》，张卜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2 页。
[19]阿来：《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有关〈云中记〉的一些闲话》，《长篇小说选刊》2019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