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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散文集《故乡慢慢明亮》看杨献平“乡情”系列的跨文体写作

http://www.newdu.com 2024-01-04 四川经济日报 王甜 参加讨论

    

散文这种文体,可以说是最为亲民。粗略概括,它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写,这是从创作内容来看的;二是门槛极低,人人可写,这是就创作主体而言的。曾有一位老师告诉我:“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创作都是有一定门槛的,只有散文,但凡会说话的人就能写,所以你不能说自己不会写散文。”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人人会写的文体里,如何脱颖而出,如何写出精品呢?
    或许,杨献平的散文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
    “乡情”非“泛情”,是凝练、克制的情感
    杨献平的散文从题材上划分,有两个大类:一是历史,如匈奴系列;二是个人经历,如南太行系列、巴丹吉林系列。而个人经历里面,有必要拎出“乡情书写”来,作为单独一类进行讨论,因为这是他作品里数量最多、情感最深厚的部分。
    散文集《故乡慢慢明亮》就是典型的“乡情写书”,内容以作家的南太行乡村记忆为主,细腻致极地描写了自己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个人生活与情感经历。但作家在叙写中,是以中年人的眼光回望当年,纷繁的往事落到笔下,没有任感情泛滥,而是相当凝练、克制。
    首先“南太行”这个词,就是经过作家文学化思考后提炼而成。我们尝试着换一个词——“河北山村”,它们都是给所书所写进行地理性定位,定的还是同一个位置,但在使用中,这两个词带来的文学效果却是完全不同的:“河北山村”是非常平常甚至平庸的表达,不会给予读者特殊的印象;“南太行”却带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将太行山脉的豪迈壮阔纳于其中,瞬间厚重了。两者一比较,意境、气势悬殊。
    “南太行”与“巴丹吉林”也不一样,后者虽在音韵上也有美感,但它毕竟是“天生”的、自带滤镜效果;前者却体现了作家的独到匠心与提炼功力。
    其次,作品中对于乡村人事的描述,视角为平视,保持适当距离,口吻相对冷静。写小时候被学校的孩子欺负,母亲去告诉老师,老师却不主持公道,反倒把母亲也骂了一顿。这样令人生气的经历,作家像在叙述别人的事一般,没有痛斥、抨击,甚至没有慨叹,表现出适度的距离感。
    这种情感表达上的凝练、克制,避免了空洞、不实与泛情化,是许多把“抒情”作为要义的散文创作难以达到的。
    “乡情”的内涵:乡人、乡事、乡音
    在《故乡慢慢明亮》这本书中,“乡情书写”包含了三大内容:乡人、乡事、乡音。每一类的叙写都具体而真实,立体地呈现出一幅南太行山村的人情风俗图。
    乡人以亲疏关系划分有两类,一类是自家亲戚,作家都以辈分关系的专有名词来称呼:舅舅、大姨、表哥、堂嫂等等;一类则是亲戚以外的,直接写名字,有名有姓:朱有成、曹秀娟、张建囍等等。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搭建出乡村现实中人际交往的网状结构。
    值得关注的是,出场人物虽多,却是个个有模有样,性格凸显:有暴脾气的铁匠,有不孝顺老人的儿女,有心理阴暗的表嫂,有神乎其神的算命人……林林总总,各有特点。
    如《那些存在,那些消失》:
    可赵有志几乎每天都要家暴一次,把老婆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尽管如此,妻子也不反抗。每次挨了打,擦掉血迹,洗净脸面,笑意盈盈地站在丈夫面前。
    许多年后,赵有志的妻子突然去世了,赵有志拒绝儿子儿媳的奉养,把端来的饭和送来的东西扔到院子里,一个人坐在妻子去世时的房间,抱着妻子生前枕过的枕头,一连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也去世了。
    短短几句话,便将一对普通夫妻的性格、心理、相处模式与命运结局都提示出来,令人唏嘘。这种对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用心,突破了散文之“散”,更具有小说的某些品质了。
    乡事的讲述,往往是与乡人结合在一起的。人在故事中,带动故事发展;故事又塑造着人的形象。作品对乡村故事的叙述富有个人风格,不同素材,所用手法也不同。随手一翻即可举几个例子:
    有的娓娓道来:“冬天像是一只老熊,步子缓慢,到了年关,外出打工、做木工、拉大锯的人相继回到了村里,钞票不管多少,总要带一点的。遇个暖和一点的天,有勤快的人家,把牲口和猪圈里的粪铲出来,和土粪掺和了,春节一过,再等上个十来天,就又该往地里送粪了。”(《隐秘的冬天》)
    有的充满悬疑感、结尾留足悬念:“和老舅躺在炕上,听着外面呼啸的寒风,我想了好久,怀疑是自己错了,但又觉得没错。就这样,反复想着,肯定和否定着,不一会儿,我就又睡着了。”
    “好多天后,再一次在夜间醒来,老舅的铺盖还像往常一样,整齐地蜷缩在墙角。”(《幼年的河北与山西》)
    叙事手法的多重变幻,亦可视为对散文文体的突破,其表达效果也更具层次感。
    作品里的乡音处处可见,甚至特意写了一篇长文《南太行方言释义发微》,为方言——为南太行的“小语种”——作出充分而确切的阐释。
    方言其实是最不容易解释的,因为它包含着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心理,那些附着在方言上的特殊韵味是无法精确传达的,其难度不亚于翻译外语。而《南太行方言释义发微》采用了一个贴心的做法:全文由若干短小篇目组合起来,每一篇都以一个方言词语为小标题:“整啥来”“豁撇”“搌先”……在阐释时,不只是给一个词语释义,更是用它来写人、写事,在故事中展现词语用法,把乡音的本来面目,最大程度地还原出来。
    “乡情”的艺术表现:沉下去、扬起来
    杨献平的“乡情书写”,写的是乡村生活、童年回忆,写各种琐碎的生活日常,写人情冷暖善恶有别——这一步,实际上很多人都能做到。谁还没个故乡?谁还没个童年呢?
    问题是,如果作品仅限于复刻生活、呈现生活,这个层面是很浅薄的,止步于此的话,整个作品的精神气质就会沉沦下去。所以,他在“沉下去”的基础上有了第二步:扬起来。
    “扬”是“飞扬”,不同于“升华”,后者总是隐隐含有拔高之意,而“飞扬”则意为:轻盈地离开地面,隔着一段距离打量现实。
    “飞扬”的实现,在作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诗意的融合。在《南太行的自然节奏》一文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作品写日月星辰,写草木枯荣,也写人的一餐一饭、劳作生息,将人的日常纳入天地万物的瞬息之中,带着诗一般的行文节奏,而人生与四季的相喻也充满诗意的灵性与哲思。例如:
    梨树一辈子长在一个地方,脚步向下,不断深入,人看不见的地方,它可以。甚至长在坟地边上,可以看见人死后的样子,触摸他们的骨头,看到这样一个曾经吃过自己果实的动物肉体腐烂的过程。
    二是刻画视角主体。打量现实是需要主体的,这个主体就是充满文字各个角落的“我”。这个“我”有性格,有思考,有形象。有的时候,“我”是直接“出镜”,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全部呈现,而且毫不回避自身的弱点(如小时候到小店赊账太多,妈妈被迫还账,村里人视“我”为败家子);有的时候,“我”是间接刻画的,通过对外界人与事的表态,体现“我”的观察与思考、情感与立场。
    借着对视角主体的刻画与塑造,作品表达出“乡情”内涵的复杂性:既有眷恋不舍、魂牵梦萦,又有憎恶厌弃、想要逃离,这种矛盾、纠结,实现了脱离表层抒写、构建主题与情感的丰富性、延展度与层次感。
    综观全文,《故乡慢慢明亮》作为散文,却融合了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细节描写、悬念感)与诗歌(节奏感)的某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文体的界限,实现了较高难度的跨文体写作,达到了一定艺术高度,值得借鉴与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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