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4000多年前，尧帝在选用鲧治理泛滥洪水之际，曾提出一条精辟的人水关系纲领——“顺水性而治，使安澜”。“顺水性”，即顺应水势应对洪峰，将人的介入干预建立在尊重河流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千百年来，伴随治水实践与总结的持续进行，“人乃水患症结”的命题逐步浮出水面。晚清民初的科学鼎革，又为此类阐释贡献了更多颇具说服力的实证。1936年，水利工程家周郁如在《水灾的成因和减少水灾的方法》中把水灾成因划分为四种：“雨量集中”“与水争地”“河流自身造成”“无整个造林计划”。当中第二和第四点，明确属于人为诱因。近代水利界对人为因素与洪灾联系的认识，较之前近代粗糙的治水常识已大幅细化，但其结论指归却保持了高度的古今统一：唯有处理好人本身的那部分事宜，奔腾不息的大河才有可能常保安宁。
    “尽人事”何以护佑大河安澜？且翻开三部水利史著述，窥察先人们与水相处的智慧经验和教训挫折。
    走出“农业中心论”，重思人与洪水的关系
    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历史上长期以农为本的“重农”国度。该特质的形成与延续，和中国人口、土地等基本国情息息相关，但也在有形无形间损折着人地关系的微妙平衡。是故在书写或品读洪灾历史时，作/读史者均应审慎看待单方面的“农业受害论”，切不可漏失了农业“致灾因子”的客观存在。
    与河流“争地”，是自然洪峰社会影响加重的一只“背后黑手”。1960年代，谭其骧先生观察了东汉以降数个世纪内黄河流域种植业消退与河流长期安定的联系，阐明了人类高强度农业垦殖活动是导致先前一段时期黄河水患频仍的关键原由。葛剑雄先生在《黄河与中华文明》中结合相关史实兴叹道：“黄河下游八百年安流的创造者，既不是王景，也不是什么治水专家或治天下的圣人，却是中游变农为牧或农业人口减少、耕地面积缩小的结果。虽然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却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无视大自然的规律，必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对黄河不正是如此吗？”
    和“争地”酝酿河流失衡危机相似，与河流“争水”，也会导致积重难返的调蓄系统瘫痪。大陆泽是历史上黄河重要的调蓄湖泊之一，其故地迄今仍是华北区域重要的蓄滞洪区，对黄河、海河流域水系统稳定具有重要价值。而在《黄河与中华文明》中，葛剑雄怀着遗憾再现了榨干大陆泽万顷碧波的“最后一块压板”：“雍正年间，正定、顺德、广平三府广开稻田，将原来流入大陆泽的水引作灌溉，水源更加减少。”潴水空间在稻花香里消亡得无声无息，直到滔天洪水发出隆隆巨响，短视的开垦者们才乍然惊醒。
    洪峰通过，怒涛渐远。在洪灾后半程，重建生活空间成为受灾地全体民众必须直面的紧要事项。此时，传统时期民众生计的相对单一性，与洪灾期间微观自然环境演化的复杂性之间，对冲产生了调和成本高昂的矛盾。据穆盛博《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记载，1947年花园口溃决处堵复后，人们发现黄泛区“几乎所有的水井都被沉积物掩埋，水又变得十分稀缺”，为此各地被迫耗费较高成本，紧急开掘了1600口新井方才勉强敷用，初步保障了回迁农民“有水种地”。读到此处，笔者不禁想到历史政治地理上的“隙地”概念。无论利弊，洪水对经过区域地貌的重塑，都是一个人力难违的自然整饬过程。因而，与其在条件不成熟时仓促回迁，不如因循自然之道，在洪泛严重地区留出充足的人类活动“缓冲期”与“缓冲区”。当代成熟的生态移民机制，即是参照此逻辑展开，其效应可谓“人水两利”。
    优良社会环境是弭平水患的根本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注重“政通人和”，将这一“人伦范式”借用到治水领域亦很恰切——“政通水和”。优良的社会环境，是大河安澜的必需保证。
    之于“水和”，最宏观而基础的“政通”是社会环境的总体安宁。《洪水与饥荒》一书较新颖地引入能量视野，描述局势动荡对全面抗战阶段黄河治理的冲击：“与战争有关的混乱使得维持环境基础设施所需的能量投入变得不切实际，并进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作者还观察到，在相对隐秘的洪水治理期能量再分配程序里，优先保障战争背景下河防巩固的原则，诱发了相当严重的次生灾害：“战争和水利维护消耗了农业恢复所急需的能量，灾害（饥荒）变得更加严重。”上引寥寥数言，生动写照了社会安宁才能积蓄足够力量应对洪灾、治理河流、改善洪泛区民生的历史规律。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安宁是洪灾冲击减缓的前置条件，但是假若在洪灾严峻之际一味地粗暴推行“安宁”，苦于洪灾的百姓恐怕会遭到更可怖的戕害。陈学仁的《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评析了1931年武汉灾后出现的难民收容悖论，警钟之响震撼人心：“军方将难民从街头驱逐出去，并制定了强制收容的政策。然而，这些措施可能提高了难民的死亡率。”
    大规模水灾，不单考验社会的“抗冲击”刚性，也对恢复期社会治理韧性构成了严峻考验。洪水所过之处，土地、水源、屋舍无不受损，疾疫、害虫、泥污多有泛滥。因而弭平水患是久久为功的中长期任务，需要高效持续的政治引导与政策帮扶，有赖于较高的治理主体领导力、动员力、公信力。《洪水与饥荒》中讲述了一个对比鲜明的案例：洪灾过后，国民党政府贪腐横行，肆无忌惮地大发“国难财”，致使民怨沸腾，“面对绝望的环境，难民们不得不将土地——往往是他们最后的财产——以低价出售。土地掠夺接踵而至，人们对投机者充满了抱怨，而投机者通常是政府官员和军官”；而“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对洪水和饥荒时期被迫出售土地的家庭则实行土地回购政策”。
    人心所向，就是最大的抗灾韧性；民心所护，便是最强的重建营力。《洪水与饥荒》考察发现，扶沟、尉氏等地的中共红色政权，在1945年动员百姓合力修筑了数十公里堤坝，尉氏县的堤坝“将黄河水限制在一条固定的河道内，此举恢复了3300至4000公顷的土地。到1945年秋，居民们已将这一地区20%至30%的土地开垦出来种植小麦了”。如此成效，着实让人感慨“尽人事”在洪灾恢复重建期的非凡能动性。社会之风清平，又何愁大河一时间不“浪静”？
    “尽人事”的最突出要义是“办实事”
    “尽人事”具体意指什么？在笔者看来，一言蔽之，就是要有条不紊、踏实有力地“办实事”。
    洪灾治理中人事之“尽”，要求执掌救援赈济事务者理顺洪水波及的方方面面，站在足够的高度上统摄地思考、综合地指挥。《龙王之怒》理出了1931年水灾发生后，国民党赈灾主持机构内部那错杂无序的统计与施救思路：“救济水灾委员会将救援工作划分为一系列要解决的孤立问题，这是专业偏见的完美孵化器。医务人员根据接种的数量来判断它们的有效性，慈善机构量化他们收到的捐款，工程师使用方程计算土壤搬运对小麦的消耗。”结果自然是空前的混乱与行动迟滞，“各方都陷入一种循环推理之中，他们特定的战略目标成为确定成功的唯一标准，而死亡人口数据的统计差距竟达到数百万”。统计、应对口径的互相排斥，势必让“灾情复合体”的乱麻日益纠缠，乃至步步拖垮本就脆弱易碎的社会生态。
    面对具体灾情，洪水过后救灾、重建工作主持者须负担的重责不胜枚举，当然不是小文这点篇幅所能收纳的，因而笔者更愿就“办实事”的心态层面而非具体细节内涵略抒些阅读收获。
    “办实事”的水灾治理，应当明确治水是造福苍生黎民的义举，而不是什么别有用心者 敷衍粉饰的“道具”。“人事”有实有虚，浮于浅层甚或借“天命”来遮掩“人事”的治水思路，无疑会按下水灾社会影响恶化的“加速键”。在《龙王之怒》中，作者对近代洪泛区地方官员敬祭龙王等民间信仰的仪式行为给出了精当解读：“考虑到宗教仪式的潜台词，给予神灵信任可能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平息公众愤怒的方式，地方大员也许参加了这种他们相信有效的仪式，抑或只是将宗教仪式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政治表演。”面对滚滚浊流，毫无虔诚之心的“不问苍生问鬼神”，是对百姓民生的漠视，也是对自然之力的蔑视。此般治水思路极尽人事之折腾，无论从出发点还是结果来评判，都全然配不上“人事”二字。
    “办实事”的水灾治理，要深刻意识到灾情的源头往往不止自然水流那么单一，且其危害积聚之肇端，势必远早于相关洪水自然过程的开始。《龙王之怒》中谈到，洪灾期间污垢满身的难民，被侥幸躲过一劫的城市富裕阶级视为“不文明”和“落后”的异端。然而恰如作者所犀利指出的，当年“许多目击者没有意识到，正是在洪水下的极端条件，或者说洪水前的贫困，使人们陷入了如此绝望的境地”——洪灾只是水漫金山前社会积弊的一次“扩放显影”。如是，若想抑止洪峰触发的诸种麻烦，归根结底要在洪水未到时“尽人事”，统筹好灾情敏感人群（即社会弱势群体）的福祉保护与发展实现。遗憾的是，人类对创痛记忆的短期性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不均衡性，反复分泌着“下一场洪灾”的危险因子，而这理应得到治水各方的充分重视。
    据国家水利部门2023年统计，近十年间，我国洪涝灾害年均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至0.27%。这当中凝聚着无数防灾减灾工作者的呕心沥血，也离不开更科学、更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划、前行脚步。“海晏河清”的蓝图，因为我们更懂水、更爱水、与水更和谐，正在一步步由愿景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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