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处于城市和乡村的交叉地带，继承了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特点，成为二者之间一块极富弹性的文化中间带。县城的这种中间特性使得它具有一种矛盾、彷徨的特质，曹军庆充分发挥其对县城特征的敏锐观察力，揭露关于转型期的各种社会暗疾以及裹挟在时代大潮中人的精神状态。他的小说《漂浮的夜晚》就关涉到房县的人，水泥厂倒闭让他们原本稳定的生活空间遭到破坏，迷茫的心理阴影一直影响着他们的整个人生。县城中普通个体生存书写始终离不开日常生活的观照，曹军庆以“传奇”写日常，由此构建起他的“文学县城”。
“传奇”是“一种以记述异闻、琐语、杂事、奇趣为主要内容的文体” 。中国现代小说继承古典文学中的传奇叙事传统，是将其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和叙事模式进行吸收与借取，在“奇幻”“想象”“动人”的故事上与古典传奇具有完全一致的“传奇”本质 ，由此来表现对人生的某种发现与理解。随着文学观念的不断嬗变，正面强攻式的集体、崇高的宏大叙事逐渐式微，而侧面突围式的叙事通过表现个体、日常而重建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日常叙事逐渐勃兴，催生出新的美学表达。按惯常理解，日常承载的是琐细庸常，尤其新写实小说中所表现的日常是一地鸡毛式的庸庸碌碌。由是观之，日常与传奇似乎无法耦合，但日常生活也不乏传奇色彩。海默尔就认为，“日常把它自身提呈为一个难题，一个矛盾，一个悖论：它既是普普通通的，又是超凡脱俗的；既是自我显明的，又是云山雾罩的；既是众所周知的，又是无人知晓的；既是昭然若揭的，又是迷雾重重的。” 日常看似平淡无奇，但因为其中蕴藏着多维不确定性因素，使之具备了生发传奇的内生性因子。这些不确定因素成为人们解读日常生活之丰富性的重要契机，也成为作家创造丰富文本空间的重要切口。曹军庆就善于发现日常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借取古典传奇叙事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艺术处理，展现当下普通人“奇幻”而动人的传奇日常，并表达出对普通大众生存状态的人道关怀。其中篇小说《漂浮的夜晚》就通过想象与夸张的艺术手段，以命运叙事和设置戏剧性的叙事空间展现城市普通日常中的变幻无常和不可预测的命运，由日常生活折射时代脉动，由个体命运透视生存状态。
不可违的命运叙事
命运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预先注定了进程。“命运”时常与“命中注定”“命由天定”等词相联系，说明命运具有偶然性和神秘性，难以预测、把握和知晓。而命运必须融于日常生活才能有所依附，日常生活是无形命运的外化显现。《漂浮的夜晚》以命运叙事的方式讲述人物日常生活故事及日常的神秘与不确定性，将生活的传奇转换为叙事的传奇。在小说中，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天命”，以“轮回”“巧合”“劫数”的形式去圈定与限定人物的行为甚至结局，以此演绎日常生活传奇，即超自然力量的操纵性、必然性、神秘性以及难以抗拒性。
首先是具有使命感的叙述者，他讲述人物的“天命”，与别人的交谈、交往也都受使命的驱使。这种叙述者的设置，一方面因自身命运的不可抗性赋予了人物经历以传奇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叙述者隐匿自身的主观情感而与人物保持了一定距离，还原了日常生活本真形态。例如，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名作家。小说开头便交代“我”迫于生计急切地想要写出一本书来，也正是这种使命感催促着“我”到了家乡房县，并遇上了张体存及与之相关的各色人等。命运的轮回感始终裹挟着“我”，“我”走上写作道路早有征兆：“哪怕写先进典型材料，我也很不老实地虚构了某些情节，这应该是不被允许的。然而可怕的是我所虚构的情节，竟然误打误撞地被证实，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区别仅是性质不同，但是所谓性质不同，却又隐藏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当年在枯井边抽烟时，“我”虚构的井底救人的故事竟然真的存在；碰巧遇到的人，比如张体存、钓鱼的瘸腿的人竟然都能从“我”以前写的书中找到。这种命运的巧合为“我”在写作道路的经历增添了一丝传奇色彩。
同时“我”不断引导别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个时候“我”仅仅是叙述者而不是主人公，“我”的唯一责任和义务，就是遵循命运轨道规定好的叙事线路，将“有定”之“命”预先决定的故事讲述出来，而没有丝毫能力干预人物的日常生活：张体存讲述自己关于两个手机的故事和杨泰石救人的故事、杨广声讲述关于谭伟林的出家经历和王艳丽与谭伟林分开后的职场婚姻经历等，“我”都一直只是作为旁听者出现在他们面前，别人的故事讲完之后，“我”的任务也就此完成。“我”见到张体存并知晓有关杨泰石及其儿子、谭伟林和王艳丽、王艳丽老公等人的故事，并且恰巧能与他们一一相遇，这都成为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原因就在于作家身份的内在驱动，“我”一直想要倾听别人更多的故事，完成写作任务。小说结尾最后也说道“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只愿意跟死人说话，或者只愿意跟鱼说话的杨广声，为什么跟我说了这么久”，进一步说明“我”是有宿命感的，并且受制于那个既定的命运，“我”要执行并走完“我”的命运轨道，即身为作家的“我”完成倾听别人的故事、收集创作素材的使命。
此外，小说的其他人物也都有逃不开的命运。谭伟林本想在水泥厂破产之前取代厂长陈本泉从而挽救水泥厂的命运，但他与王艳丽的不当关系被厂长撞破，自己的软肋握在陈本泉的手中，也彻底失去了成为厂长的机会。被预知的劫数得到应验，他清楚地认识到命运的不可抵抗，因此答应高僧的点化成为他的弟子。冥冥中自有天意，无论是作为杨泰石的徒弟还是高僧的弟子，他都排在末位，这种巧合无疑进一步预示了谭伟林的命运。张虽然最初对“我”虚构杨泰石救人的骗人故事感到不屑，但最终却想通过与骗子打电话倾诉自己的经历得到心灵慰藉。
命运叙事以传奇性的方式讲述人物的关系与命运，并且将其中的偶然性与非逻辑性展现在可视、可感、可闻的日常生活中，赋予了日常生活以传奇性特征。作者对众生百态、世俗万象进行细致扫描，将日常生活的所有可能性化为“命中注定”，展现了日常中普通人被命运裹挟的无奈与挣扎，以及在日常烟火中人性的矛盾与复杂。曹军庆的其他小说也经常会表现日常中人物的命定之运。《印象城》中看似无法产生关联的人物，实际上早已被囊括在同一个关系网中，其中公孙城便是编织这张网的重要力量。《到棋盘山顶看日出》中周望东的小说成为联结周望东与白韵“忘年交”的契机，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人冥冥中早已产生了关联。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这种奇特关系的存在，潜藏着丰富的戏剧性。显然，融合日常与传奇的叙事，使作品能够更为深入当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剖析世态人心的“常”与“变”。
戏剧性的叙述空间
“任何空间都体现、包含并掩盖了社会关系” ，日常生活总是和个人的“此时此地”相联系。这里的“此地”就在最广泛意义上代指了“日常空间”。所有日常中的离奇、巧合都需要在一定空间中才能产生。日常叙事选择片段化、零散化的日常空间，并通过空间的变换推动情节发展。在《漂浮的夜晚》中曹军庆就选择了一些充满戏剧性的日常空间，以展现日常生活偶然的、巧合的、奇异的故事，以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和传奇人生。
《漂浮的夜晚》将“枯井”作为一个故事空间进行书写，有意让人物和故事在这个限定的物理空间里生长，这种诡奇性的空间选择打破了日常普通的定式思维，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比如，小说的众多故事中有一个城市八卦——偷情男女谭伟林和王艳丽两人的错误关系。这本是一个日常的世俗故事，但作者将这段关系的发展放置到“井底”这一出乎意料的空间之中，戏剧味十足。谭伟林深夜下井“考察”情况，之后这一空间便成了两人的幽会地点。王艳丽将井底当成两人的“洞房”“宫殿”，这种奇妙的想象和自我欺瞒的心理暗示与实际黑暗狭窄的井底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两人在“近在咫尺也远在天涯”的地方相互慰藉，被封闭的“井”暗示着两人的关系不见天日，也暗示着最终断离的结局。而也正是在井边，谭伟林的死对头陈本泉撞破了两人的关系，把柄被人捏住，谭伟林彻底失去了替代陈本泉成为厂长的机会。枯井不仅见证了谭伟林与王艳丽的不当关系，还见证了另一对人的非同寻常的经历，即杨泰石救人。劳模杨泰石井下救人看似是助人为乐，但实际上推人入井的正是他自己，受害者还是怀着他孩子的汪彩玲。他本是厂里典型的落后分子，自从救起王彩玲并与之结婚后，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成为了厂里典型的劳模。从“凶手”到劳模，两种“典型”身份的转变，使得故事更吊诡，也使得杨泰石的形象更加丰满。世俗日常与荒诞空间的结合，无疑加深了小说的离奇巧合之感，传奇性也由此产生。
这种吊诡空间的设置也是曹军庆惯用的制造戏剧冲突的手段。比如《印象城》中的足疗店，作者让一个不该出现的人物出现在这里：本是大学教师的马小雪，竟然报名成为一名洗脚工，企图从这种精神虐待中获得安慰。这种身份的差异与悬殊给人一种冲击感，更能体现出马小雪离婚后偏激的心理状态。同时，足疗店也是马小雪与有妇之夫萧维斌的相遇之地，在这里两人暗生情愫，萧维斌同公孙城隐在的联系也由此产生。《义肢》中售卖义肢产品的瑞德瑞生命有限公司住址处的奇特景观：“建筑外貌也很特别，比如有的房子像是一顶帽子，有座房子像是一条搁浅的舢板，还有一座房子竟酷似一张人脸”，向忠良为购买假肢来到这里，“走进了那座像是人脸的房子。大门入口处，正是人脸五官下面那张咧开着的嘴，两人也正是在那张嘴里办好了相关手续”，这无疑是对向忠良过度依赖科技最终被吞噬结局的暗示。
曹军庆在小说中借取了新异的想象、离奇巧合的情节和寓言的色彩等传奇因素，在日常生活的“常”与“非常”的对立共构中创造出当代普通人的新传奇。但无论如何，传奇都是相对于现实而言的，都是为了找到与世界和内在心灵对话的恰当的言说方式。传奇叙事的根基在于对现实的观照与超越，因而无论作者如何将生活的不确定性传奇化，最终指向的都是现实生活。他对县城居民日常生活的传奇书写，意在“穿透那些看似庸常的日常生活表象”，最终“发掘隐藏在表象之中的各种生存状态” ；我们的生活即使是最庸常的日常，也都充满了各种难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直接激化了现代人内心的焦虑感。作者在观照人们的日常行为与观念时，深入探索时代变化中人的复杂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以“漂浮的夜晚”为标题，也暗示了人物焦虑迷茫的漂浮内心，有效呈现出他们生活的本然现状和可能性状态。同时，曹军庆在小说中展现的人物的种种失落最终也成为县城的一种隐喻，县城在随时代发展的同时也遭受到了一些冲击，如传统的伦理关系、人际格局和道德体系等，曹军庆在这种县城与人物命运的互通中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一种人文关切。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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