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如何“确定选题”这个问题，或大或小，而且涉及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途径多样，看法不一，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一般来看，研究者需要有前期成果的积累，这里包含阅读积累和研究积累；而且要在某一个领域，采用蹲点来进行工作，养成一种思维定势，当然也形成大致统一的研究习惯；另外，还得有一个大与小的视野来统御。它既可以是后设，也可以是预设，因人而异，并无一定成规，不过，拥有一定的气度和学术胸怀仍然是必要的。
    关键词
    选题确定；前期成果；蹲点方式；视野大小
    当代文学史选题的价值意义和前瞻性这些话题，相对比较宏观，目的是要探讨某些规律性的现象。而确定选题，则是具体研究中绕不开的环节，事关研究者的前期成果积累、治学方式和视野的宽窄。
    在这里，丁文江先生的文章《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引证的例子。一般而言，“历史人物”和“地理”本来是两个较大的概念，讨论它们的关系，很容易陷入宽泛和不着边际，但丁先生的论析十分具体。他首先提出，最困难的是定历史人物的标准。“一个人有怎么样的资格，才配做历史人物呢？”他说，伍治研究欧洲人物的时候，用的是一套客观的方法，即对那时代的所有书籍做一个详细统计，看哪一个人物最受“称赞”或“批评”，又到何种程度，以此为标准。同时，又对人物进行不同职业和大与小的区分。其次，他认为凡是历史人物，只要对他的时代有一定的影响，都应一概收入，不论他是什么背景和言行。至于分析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则要对所属省籍做一个客观、具体的表格，这份表格，足以显示“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他通过亲自制作的一个“人物地理表”（这份表在该文中），得出了有关人物与地理关系的结论：
    我们把上边表上的数目，详细分析起来，第一件可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一时代以内，各省人物的贡献，数目至不平均。即如后汉一代，最多的是河南，百分率在三十七以上，其余广东、贵州、云南、奉天，都是零；江西、湖南、福建、广西，四省都在一以下；山西、江苏、浙江、湖北，都在五以下。然而同一个省份，在六个时代之内一时代的贡献，又与其他时代相距的很远；即如河南在后汉是百分之三十七，到了明不过百分之七，江西在前后汉都在千分之五以下，到了明就有百分之十一以上。这种人物分数的变化，实足以代表文化中心的转移。
    丁文江是著名地质学家，又是掀起过“科玄之战”大风浪的风云人物，故引起历史学家傅斯年的兴趣，特意作《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声称“这篇文章我非常的爱读，当时即连着看了好几遍”。而我认为，傅先生感兴趣的，恐怕不止他是科玄之战大人物，还有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既然傅也将它纳入“史学研究”方法范围，那么我们也可以多予留意了。
    一 前期成果积累
    丁文江能写出如此有创见的文章，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厚实的前期积累，这对我们做当代文学，不失为一个启示。
    以做“十七年文学”为例。进入这个门槛之前，必须有文献材料的积累。第一步，是先读有识者的著作和论文，没有这些著述的引领，一个毫无基础的人如想储备前期成果，可以说是盲人摸象。不过，它们只是“第二手材料”，不是“第一手材料”，如果只是依赖二手材料先入为主的暗示和引路，而没有学术自觉，那可能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是一个学术模仿者。为此，史懋德先生在“史料的类别”中，把材料分作“原料”和“次料”两类，这对年轻研究者来说就是有益的。他指出，“此所谓‘原料’者，乃指‘最初之材料’”，“所谓‘次料’者，乃指后起之材料”。以此为根据，他说《史料》抄用《尚书》，《尚书》即为原料，《史记》为次料；而《通鉴》又抄用《史记》，《通鉴》即为次料。在考证的工作中，他接着把书籍分作“原本”“善本”和“伪劣本”三种。我们做当代文学史的，不必像史先生这么严格，不过，他的原料、次料之说，尤其强调找材料时要读原本的观点，却是值得借鉴的。
    做“十七年文学”研究要想有一定的文献材料基础，首先必须读《文艺报》《文艺学习》《文学研究》（后改为《文学评论》）《人民戏剧》《人民文学》《诗刊》《新观察》《新电影》《苏联文学》《说说唱唱》《民间文艺集刊》《剧本》等杂志原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苏联文艺问题》《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周扬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丁玲的《跨到新的时代来》《列宁斯大林与苏维埃文学》，茅盾的《夜读偶记》《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文艺建设丛书》等一些作品丛书和理论著述，它们均是“原本”。因此在我看来，前期成果积累，要从读这些“原本”“原料”中积累摸材料的经验，没有一本本地读原刊和原著的经历，不要说不可能进入“历史现场”，也无法获得确切真实的历史感觉。读原刊，我的体会是，不仅要读单篇文章，而且还要留意它的上下文——即“本期栏目”。一定意义上，它既是某篇文章的上下文，同时也是时代语境的显现。因为一篇文章，不可能单独地存在于历史空间。另外，在这个语境中，还有一个“内语境”和“外语境”之分，内语境指本期栏目内容，外语境指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来看《文艺报》1949年9月25日创刊号的栏目（第一卷第一期。原刊为繁体字，且是竖排版）：
    第一卷第一期
    慶祝中國人民政協（社論）....................（三）
    一致的要求和期望茅盾............................（四）
    美國發表《白皮書》後記所感...俞平伯（五）
    《百萬雄師下江南》贊....................丁玲（六）
    爭取小市民層的讀者（座談會）
    ........................................................楊犁整理（七）
    做一個文藝通訊員.........................編輯室（九）
    專論
    含蓄與含糊..............................王朝聞（一O）
    論音樂工作的普及、提高與接受遺產
    .........................................................呂驥（一四）
    關於戲劇創作及形式問題........張庚（一六）
    粉碎電影藝術中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
    ..................................徐堅、樊以楠譯（二四）
    羅伯遜——文藝戰線上的戰士
    ........................................................齊平譯（一八）
    工作通訊
    我從張家口來.............................田間（一三）
    火線上的文藝鼓動.................趙夫征（二O）
    我們回到了河南.........................曾克（二二）
    北平戲曲界在進步中.................夢庚（二三）
    參觀東北歸來...............黃藥眠、蔣天佐、淩鶴、
    陳中凡、吳天、臧雲遠、趙望雲、汪鞏
    文藝信箱·文藝動態
    从这个栏目看，“内部管理”在逐渐加强，如“论音乐工作的普及、提高与接受遗产”“粉碎电影艺术中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又如“参观东北归来”等；而“外部环境”，是“庆祝中国人民政协”“美国发表《白皮书》”“《百万雄师下江南》”等——这些材料，就是“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座谈会）”的“上下文”。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研究这次座谈会的文献价值，就需要研究它发生时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全国的解放，在前线的硝烟还没完全散去的时候，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又在恶化我们共和国的外部生存环境。而新文艺在进入城市之际，就遭遇到“小资产阶级”文化和文学“市民文艺”和阅读习惯等因素的顽强阻力，召开这次座谈会，目的是要探探路子，试一试城市的“水温”，找到一个“改造旧文艺”的合适切入口。为此，《文艺报》邀请了平津地区写长篇连载小说的通俗作家刘雁声、陈逸飞、金寄水、景孤血、左笑鸿和李熏风等人，会议由陈企霞主持，丁玲做总结。为巩固座谈会的“话语权”，还特别邀请了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赵树理、马烽和柯仲平。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可以说是一个“两结合”与会者阵容，既有来自解放区的领导和革命作家，也有来自国统区的通俗作家。在当时，大多数来自国统区的通俗作家，对新中国、新文艺是持拥护态度的，他们憎恨旧社会的丑陋现象，对新时代即将带来的新风气新风尚，满怀着期待的心情。不过，他们对怎样改造旧文艺，转而从事新文艺的创作，在观念上写作习惯上一时还扭转不过来，对一些流行的新思想概念，也不是很理解。在座谈会上，为表示进步，他们向会议主办方主动反映：在北平，“这种小说盛极一时。各个报纸副刊抢着登载”（指通俗连载小说），印刷厂排字工人抢着排这类文稿；“好多店员一翻开报纸首先看昨天没有读完的小说”；地摊文学写作高手都忙得不可开交，以至错把同一个主人公写进其它的小说，觉察到以后，赶紧奔去不同的报馆撤稿。经过一番讨论和充分地交换意见，会场表现出活跃的气氛。有通俗作家还请赵树理“谈谈经验”，请教“怎样在政治上提高”的门路，在介绍自己的经验以后，赵树理建议大家不妨“详读每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新的文艺理论书籍。”最后，座谈会严肃地指出：这些向“人民散播了毒素”的旧作品，对正在推行“典型论”的新文艺，已经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陈企霞和丁玲还就如何“改革”民间旧文艺，提出了一步步“争取小市民层读者”的具体措施。不过，对这些旧文人，他们采用的依然是比较温和商量式的讲话语气。在以下各期，研究者注意到，为占领城市的文化空间，吸引更广大的城市读者，使解放区的新文艺成为主导新中国文艺发展的领导性力量，该报还频频推出“鲁迅先生十三周年祭”等栏目，刊登了何其芳的《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王朝闻的《谈谈如何学习〈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欧阳予倩的《略谈唱工》，以及李季的《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和老舍的《美国人的苦闷》等示范性的论文和表态文章……
    在充分阅读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确定研究选题的对象和范围也很重要。在我看来，对一些知名学者已经涉足、且有较深耕耘的选题领域，一般情况下不要再碰。选题的确定，没有所谓“热点”“冷僻”之分，我认为全凭自己的学术嗅觉。它有两种常见的情况：一是研究者初尝的选题对象和题目，如果确有心得、斩获，并有一定的文献基础，建议不妨继续探索和实验，看看它究竟能走多远。这方面，有一位年轻研究者的例子。在念博士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做做《萧也牧之死探考》这个题目。选择它，是因为1970年萧先生在干校农场亡故后，家属和单位为死亡原因产生了争执，1979年他被平反时，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位研究者于是走访其子女，获得一些书信复印件，以及其它一些材料，结合已有成果和其它材料，写了这篇被人称道的考证性文章。毕业前后，由于找到了合适的学术感觉，他继续与作家亲属接触，加大寻访材料的范围，同时将一些其他的材料加以对照，以证实其叙述的真伪。在此基础上，接着写出几篇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以及整理编纂了《萧也牧简谱》。可以说，这是国内迄今第一部有关这位作家的“简谱”，由于它的稀见，应该是属于建基性的工作。这说明，通过收拢、集聚自己的选题对象，作者已具备了一定的研究特色。二是过去别人没有碰过的题目，假如其材料储存足够，也可以尝试。另一位年轻的研究者，因是在职念博士，也由于治学态度比较认真，他的毕业论文花费六年时间才得以完成。由于材料收集较完备，对材料的消化、吸收和解释性的研究较为到位，所撰写的博士论文《新时期现代文学名作重印研究》有值得一读的价值。这篇博论研究的对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众所周知，由于“拨乱反正”的时代需要，该社在专家参与下，在当时“重印”了许多现代文学名作，其中，有些已从人们视野消失多年的作家作品，如胡适、俞平伯、沈从文、徐志摩、王统照、林徽因、施蛰存、卞之琳，以及新月派、初期印象派诗歌等，都成为“重印”对象。这家权威文学出版社的名著“重印”，一定意义上，打破了左翼作家一统天下的文学史格局，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虽说这篇论文只是一个小角度，但是他开发了一个以前不曾有人动过的研究题目。像这样自觉去触动未开发过的选题领域的研究者，也还有不少，如易彬、袁洪权、宫立、李建立、杜英和吴艳等。
    这一通过读文献材料、慢慢聚焦其研究选题的过程，是形成前期成果的要件。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如果自以为心得丰满，对在研题目已感觉到驾轻就熟，那么他们的“前期成果”就会初露端倪，形成自成一格的研究方向。这一过程，有的会持续几年，有的则持续十几二十年，要依据工作的状态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二 蹲点的方式
    在当代文学史中，存在着诸多隐形的“散兵坑”。这些散兵坑，即是下面要说的值得去蹲守的点。有关这一问题，我此前有“关注一个点”，建立一个“基地”之说。但本文所谈的角度，可能会更小和更具体，主要是围绕着“确定选题”的议题而展开。
    我刚写了一篇题为《“原生态”还是“典型性”？》的文章，分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对作品内容理解角度的不同，而在文学批评界内部产生分歧的一种现象。这个题目，可以看作是文学史的一个散兵坑。众所周知，抗战进入持久战阶段的时候，在根据地，开始倡导以文艺为武器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文艺理论。1946年，周扬借赵树理的小说，对这一理论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在解放了的广大农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它正在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农民的面貌。面对农村这个伟大的变革过程，就要求文艺作品及时地做出反映，赵树理的三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和《李有才板话》在这个问题上满足了时代的要求。他总结说，赵树理的意义，在于他集中概括了新型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思想本质，预示了新文艺未来发展的方向，其鲜明特点：一是他总是将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正面展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因此作品中农民的主人公地位描写，更凝练更集中地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二是“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由他创造出来的决不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周扬由此把赵树理作品对人物的塑造，提到了“典型论”的高度。
    与周扬观念化和概念化的理论有所不同，不少根据地作家和国统区作家，虽然赞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且积极地去实践，但在具体创作中，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形式等具体问题上，对怎么提炼和体现“典型性”，还不是很理解，所以会陷入不知就里的苦恼之中。这些作者中的一部分人，接受过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在行军和做基层工作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一些原生态生活的情形；而另一部分作者，则因从未去过根据地，所以在他们眼里，城市里的日常生活本来就是原生态的，小说《金锁》作者属于后一种典型。人们发现，作品写了主人公生活的转变，却没有、也不会写他“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文学创作中，没有人会提到要注意主人公的“思想转变”问题。人物的思想行为，是其性格发展中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而中外文艺理论，也从来没有对作家创作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更不用是一个“创作原则”了。我想这可能就是邓友梅指责小说“不真实”，是在“污蔑”和“歪曲”人物的原因。康濯说，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所犯的错误，在他1939年写的短篇小说《觅召工》里就出现过，他描写的“召工市，却很少抗日战争的痕迹”，相反倒是农民地主在哀求、富农招聘自己，这种场景看起来哪是根据地，这是一个“被歪曲得看来没什么希望的旧社会”。……像这样在批评家的尺度和作家描写的原生态生活之间，所出现的希望落差或是不协调的现象，是1950年代初文艺报刊在批评作家作品时经常发生的。
    周扬虽提倡新文艺，赞成典型论，可他对产生“原生态”文学现象的旧文化，也不是一味地排斥。例如，他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我们对旧文化、旧文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有人嘲笑过我们，说我们没有文化，不要文化，毫无疑问，这样肆意的造谣是不值一驳的。然而，是什么客观因素使某些人持这种看法呢？”“有的，在对旧文化问题上，我们发生过偏向。在过去异常紧张的军事情势下，我们没能十分注意的研究这个问题，在个别解放区也错误地斗争过一些知识分子。”“我当时也在左联，当时我们是坚决摒弃一切旧东西，反对旧戏，就连《水浒》也不主张叫人看的。”对如何克服这一“偏向”，他提出了几个看法：一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极明确的说明：‘中国现时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二是改造旧文学旧形式，创造“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新形式。三是要认识到：“新文化是旧文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和旧的是相互衔接的，而不是相互隔绝的。”最后他批评说，“有位同志说，《水浒》里面除了官就是流氓，没有一个人民群众，这位同志是不完全了解《水浒》的。”“我们是要用这种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文学遗产。”
    由此可知，只是以“原生态”和“典型论”两次争论的谢幕为终点，而不以此为基点，继续深入地挖掘和探究，一定会在理解上出现偏差。因此，需要在此前后左右找材料，比对和研究材料中出现的不同信息。而且要知道，解放初期文艺政策的制定有一个特定背景，当时正处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人们的认识难免会出现某种矛盾和反复，因此政策制定者也会考虑到这些复杂因素的存在。也就是说，两次争论虽然发生在文艺批评界，它也需要与时代语境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流和磨合。在这种情况下，确定选题的过程，实际也是摸材料、在比对中熟悉材料的过程，它需要有沉淀的心态、冷静的观察，和对问题分类辨析的耐心。傅斯年在谈到“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时，发表过与这一问题有关联的议论：“记载时特别经意，固可使这记载信实，亦可使这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又说，“史学家应该最忌孤证，因为某个孤证若是来源有问题，岂不是全套议论都入了东洋大海吗？”我归纳的心得体会是，确定选题的过程，首先是一个摸材料的过程，其次也是一个整理问题的过程。
    通过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文艺报刊，我感觉其中有一些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苏联文学影响”、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培养工农兵作者、文艺通讯员制度、“组织部新来的青年。”的讨论、“百花作家”的差异、批评对作家生活的具体影响、侯金镜的文艺批评、外国文艺译介、读者来信、电影市场状况、小市民读者、个人书摊和书商等，这些问题，在1950年代初还较为普遍地存在，到1950年代中期后，也并没有完全绝迹。然而我认为，也没必要把太多议题都纳入视野，摆在自己的工作案台上。不妨先就一个现象、一条线索，开展一点追踪性的工作，做点初步的调查。比如，有关“培养工农兵作者”这个研究题目，我们来看一份报纸的记载：
    1949年到1950年：
    第一卷第九期，登载了陈大远的《工人写作中的一些问题》（唐山通讯），于永宽的《我怎样由长工变成了文工团员》。
    第一卷第十二期，登载了魏连珍的《一个工人剧作者的自述》。
    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白苏林的《如何组织战士编剧》（工作经验），陈大远的《工人创作演出点滴》（唐山通讯）。
    第二卷第五期，登出大连黑嘴子东站支会工友集体创作的《装卸（旅大二届工人文艺活动周特奖剧本）》，记者综述《劳动的胜利》（介绍《装卸》），牧原的《改变对劳动群众来稿的不正确态度》，黎白的《谈兵演兵的提高》。
    第二卷第六期，刊登陈大远的《更好地帮助工人写自己》。
    第二卷第七期，刊发谷雷的（南京通讯）《工人写作讲习班开学》。
    第二卷第九期，发表紫荻的（长沙通讯）《工人文艺夜校》，徐孔的《部队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
    第二卷第十期，连续刊发黄人晓等的《副刊怎样帮助工人创作》、《努力培养工厂文娱骨干》、《培养工人文艺干部的一点经验》、《一个工人文艺小组的经验》等文章。
    第二卷第十一期，登载英乔的《工人如何学写作》。
    第二卷第十二期，刊载巴牧的《无锡工人报副刊编辑工作中的一些小经验》。
    1951年：
    第三卷第十期，发表吕荧《关于工人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方炤的《成长中的工农作家》。
    第三卷第十一，登载食垦的《工人文艺的新成就》，沙驼铃的《谈工人董廼相的小说》。
    第四卷第一期，登出记者撰写的报道《记工人作家文艺座谈会》。
    第五卷第一期，发表郭建英等的《评阅工人作品应该慎重》。
    第五卷第二期，刊发萧殷的《从工人阶级的高处看现实》（《文学写作常识》之一）。
    1952年：
    第七号，发表陈肃的《重视职工美术创作活动》。
    从该报文章统计所反映的情况看，1949年至1950年期间19篇，1951年7篇，1952年仅登载1篇，呈现出热情降低、文章数量逐年递减的情况。这一统计数字给人的印象，一是由于权威理论的号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文艺报刊对“培养工农兵作者”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第二，由于以后社会运动比较频繁，分散转移了报纸的注意力，因为需要把精力放在“中心工作”上，客观上就造成了文章篇目的减少。其表现是：首先原来标为黑体的文章，在逐渐减少；其次文章从中心栏目，退居到次要栏目；第三，更重要的原因，也与培养对象自身的文化程度成为“作家”的无形障碍，有一定的关系。在1951年4月25日下午召开的《记工人作家文艺座谈会》上，来自工厂一线的工人作者反映说：“我学习文化只有一年多，起初给报社写简单的通讯报道，写几十篇，才登一篇。”（赵坚）“我现在写作不完全写真人真事，”有些工人兄弟和我开玩笑说，“我在‘胡编’小说。”（董廼相）我原来是一个字不识的女工。后来埋头学习，甚至“夜间躺在被窝里用手指在身上练字”，但最后“有话想说，写不出来”（吴长英），虽然热情很高，也感到“我们这时代实在太伟大了”。参加座谈会的，有些是正在文学研究所学习的学员，不过，这次与会的大多数人，如王彭寿、赵坚、高延昌、吴长英、曹桂梅、滕洪涛、董廼相、高冠英、杜世良和许金祥等，从他们后来创作的发展看，都没有成为作家，去向也不太清楚。鉴于以上情况，1956年“青创会”之后，培养“工农兵作者”不再采用这种“拔苗助长”的模式，而是尺度稍微放宽，一些中学程度以上、具有创作前景的其它阶层的年轻人，也都被吸收了进来。
    由上可知，如果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工农兵作者”的选题，不仅要有具体材料来支撑，同样要对那个年代的语境有总体性把握，还要到苏联的作家培养体制里去寻找来源，关于这一选题，恐怕以后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三 视野的小与大
    对一个选题发展的预测评估，以及酝酿和构思的过程，既不能离开现有的知识结构和积累，也不能脱离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总体局面的基本了解，这里面，已经有了“大与小”的存在。
    这一方面，中国的史学理论家说得比较多。梁启超说：
    有许多小事情前人不注意，看不出他的重要，若是我们予以一种新解释，立刻便重要起来。往往因为眼前问题引出很远的问题，因为小的范围扩张到大的范围。我们研究历史，要将注意力集中，要另具只眼，把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为发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许多新事实，寻得许多新意义。……诸如此类的事实很多，散落零乱时似无价值，一经搜集排比，意义便极其重大。所以历史家的责任，就在会搜集，会排比。
    梁氏写作此书的时候，“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次重大历史事件均已谢幕，作为参与者和亲历者，作者心目中自然有一个“大历史观”的存在。1921年秋，他以此作讲稿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讲演，我理解他这是在提醒听讲的学生，实际也适用于今天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年轻学者。
    近代史研究专家陈恭禄在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近代史的研究，基本上采用当事人或当时的直接观察或直接记载为主，即所谓第一手材料。我们研究古代史，限于材料，便不能做到。陆懋德说：“自古官修史书皆不注明史料之出处。因此，吾人读前人之史书，每苦不明其所用史料之来源。即不知其材料之来源，更无从论其所用史料之高下。后之论史者震于前人之名誉，以为既是史官，当然取精用宏，博观明辨，而不知其实未必如此。司马迁之《史记》本是史官所修之书，在当时自然亦无说明所用材料来源之必要。然在司马迁无意中露出所用者之材料，只是七八种书。”……陆懋德所论切中史官取材不博的缺陷。
    陈恭禄说的是，因为近代史材料较丰富，旁证多，故而研究者在选取材料的时候要“取精用宏”，善于精选材料。他借陆懋德批评古代史材料旁证少且来源不明，目的还是在说近代史材料的用法问题。
    显而易见，“选题”必然会影响到“选材料”，这在眼下倾向使用材料的当代文学史队伍中，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这个队伍，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分野——即以考据派和史论派为例，究竟是应该专注于材料本身而不问外面世界呢，还是强调史论结合，将小选题与大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倾向于彼此兼顾，而并非一定要区别、选边和分开。
    一方面，对于进一步加大史料建设的当代文学学科来说，对散落于图书馆库藏书籍、报刊杂志的许多语焉不详的问题，详细的考据和细究，不仅迫切需要，还应该做得更系统和深入一些。这样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以小见大”地复原一部真实的文学史（亦包括诗歌史），使之走出充满猜测和传闻的泥潭。黄发有在2022年5期的《扬子江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凝固的青春火焰——基于80年代校园诗集和诗刊的文化史考察》一文。据他考证，阎月君等编选的《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此前已有辽宁大学中文系印行的《朦胧诗选》这个前版本（1982）。这是中文系七八级学生阎月君、梁云、高岩和进修生顾芳等人，在课业之余编选而成的一部诗选，当时只是作为“中文系师生教学参考资料，少量刊印，在内部发行”。黄发有接着对“校园自印本”和“春风文艺本”做了比较，认为它们有三方面的明显变化：前本只有190页，后本页码大幅增加；前本入选诗人是舒婷、北岛、顾城、梁小斌、江河、杨炼、吕贵品、徐敬亚、王小妮、芒克、李钢、杜运燮，另有七位诗人的“创作谈”，后本队伍扩充，入选者有骆耕野、邵璞、王家新、孙武军、叶卫平、程刚、谢烨、路辉、岛子、车前子、林雪、曹安娜、孙晓刚，删掉了杜运燮，由谢冕作序；前本是“少量刊印”，后本首印5000册，1986年加印30000册，到1990年第七版为止，总印数已达到235500册。前后两个版本的变化，说明“朦胧诗”不再是一个精英小圈子，而变成了广义的朦胧诗。我们在确定选题之前，就不能不考虑黄发有所提供的这些“前材料”和考据性研究。
    另一方面，主张史论结合的研究者，亦希望借琐碎的人际关系、小事件来呈现历史的大视野。20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家文艺报纸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进行了批评，我们假如做考据性研究，必然会考察事情之始末，对具体人与事做条分缕析的说明。而这篇文章，则透过当事人与报纸有关人矛盾这一表面现象，使人认识到，批评不仅没有真正地“帮助作者”，反而导致了单位对作者进行了行政降级的处理，加上后来一连串的社会震荡和事变，其命运结局可想而知。文章所力图勾勒的，是从单位到社会，从城市到乡村农场，当事者的一件“小事”，可能会与大历史直接间接挂钩，而呈现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纵横交错的大视野。由此现象，研究者想要讨论的是：“工程师的任务，亦即，对人进行调试，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好奇心本身、个人独立探索精神、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这些目的本身确是人类的目的，能够满足我们天性中某些深层愿望），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于一个整体性社会的和谐发展”。
    如果仔细琢磨黄发有的考据文章，会发现他并不拘泥于1980年代“校园诗集”的本事性考察，而自觉将这个命题伸展到1980年代中国社会巨大历史变迁的总图景之中。他的现身说法是：“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考入杭州大学经济系，读本科期间不务正业，痴迷文学，写了不少自以为是‘诗歌’的文字，变换笔名发表了一些，还收集了不少校园文学作品集和校园文学刊物，其中大多数为诗集和诗刊。毕业后，我多次搬家，辗转南北，一大半校园诗歌材料不知下落。”他不安心经济学的学习，是因为“文学热”已在广大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中蓬蓬勃勃地兴起，这是一种文学思潮，实际也是一股全新的社会思潮，也就是用“文学”的眼睛来看“中国”——中国那一代大学生，就这样积极介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中。所以，作者的这番感慨，表明了他对于中国大历史的热切关注：“诗歌在80年代的繁荣不是偶然现象，当时的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为诗歌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诗歌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诗作中汇聚了复杂的时代情绪和奔腾的时代声音。”因为诗歌“点燃了他们的热情，也照亮了他们内心对于未来的期盼”。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当代文学史研究选题的“大与小”的界限，已不像过去那么截然分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这种传统的说法也不再流行。它的突出变化是，不管选题的大小，研究者都愿意对之进行“穷尽性”的考察。随着材料的铺开，即使这些材料聚焦在某一事情上，研究者也不会仅仅满足于此，他会做前后左右的贯通，既关注当事人经历的“前史”，也不放弃对他们后来历史走向的纵深性考察。这种前后左右的立体性考察框架，就凸现了在研究某个具体对象时的结论的立体感和浮雕感。
    以《文艺学习》1956年第12期推出的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为例。讨论专栏共办了四期，即1956年第12期、1957年第1、2、3期。参与这次讨论的作者，并不都赞成作品对生活所做的描写，存在着明显分歧。参与讨论的作者，除文艺界人士，有些来自其他社会阶层，因此有必要先将“讨论者”的名单例举如下：林颖、增辉、王践、王恩、王冬青、李滨、唐定国、彭慧、许可、长之、戴宏森、刘绍棠、从维熙、一长、赵坚、邵燕祥、杜黎均、王培萱、江国曾、艾克恩、马寒冰、邓啸林、秦兆阳、唐挚、刘宾雁、康濯、艾芜。其中，17人为社会人士，11人是文艺界人士，赞成和反对者，也不都以文艺界为分水岭。比如来自其它职业的林颖就说，“我爱林震，我爱他的火样燃烧着的热情”，出自部队的增辉却说它是“一篇严重歪曲现实的小说”，清华大学学生唐定国认为“林震是我们的榜样”，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对作品持支持态度，康濯在肯定作品的同时还认为它“有坏的一面”。如果将这次讨论确定为一个研究选题，我觉得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个是王蒙在此之前，已经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作家”来培养，所以《文艺学习》才肯花费四期的篇幅开辟这一讨论专栏；第二，考虑到作者因这篇小说所遭遇的人生变故，就不能不想到，作品所反映的不仅是“青年问题”，同样也是“社会问题”，因此就不能把它当作“纯文学”来看待；第三，由于作品超出了文学范畴，而进入了社会范畴，这次讨论无形中就透露出了“大视野”的气象和背景。而就这个例子来说，所谓的“大与小”之间的界限，实际已经不重要了。
    我承认，谈论这个选题的时候，事实上自己是处在酝酿和构思的过程之中。我不希望它仅仅停留在某一个点，而是有延伸、有持续和有拓展，原因即在于，在确定某一个选题的时候，实际已经进入了“确定选题”的过程。这一过程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从一开头到最后结束，没有人只满足于做一个很普通的题目。因为它要进行自我的超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超越，也完成对自己此前研究状态的超越，并把“普通”变成“特殊”。研究者的目的是，使选题通过这一自我超越的过程，再生成一个不普通的、或者说比较非凡的价值来。
    如果我们重读秦兆阳讨论该小说的文章《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就会发现，这位批评家没有满足作品“已给”的东西，而是希望将其进一步“延伸”。他说，“在生活里，我不止一次地看到类似刘世吾这样的人”，认识这种人物的困难在于，他既不是正面人物，也不是反面人物，而只能说“真不简单”。在这篇文章里，已经有些人生经历的秦兆阳，结合对大时代的纵横向观察，透过王蒙这位22岁的年轻作者，也透过这篇在艺术上并不算很成熟的作品，他对1950年代初的思考，显然大大地推进了——让人觉得，也超越了他当时所站的社会位置。写完两三个段落后，秦兆阳不由得感慨道：“这真是一个复杂的人，一个巧妙的官僚主义者！……他与“韩常新那样的人结合在一起，与环境中其他一些政治上的衰退现象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他所在的那个环境中的一种气氛，就变成了‘心脏上的灰尘’。”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伟大的事业，激动人心的事业，然而也是繁重的困难的事业。”即令刘世吾这样的人，也不会饱食终日，他“也还是要作很多工作”。也正是由于事业的困难和繁重，“所以刘世吾要忙里偷闲以维持心情的平静”，于是，“一种因循苟且的情势得以形成。”不言而喻，认为王蒙原作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深度还远远没有“达到”。
    通过读这份材料，它在帮助研究者确定选题的同时，对选题的进一步的酝酿和构思，也许还会发生改变，推倒原来的构思，重新为研究布局。因为材料具有的深广度，不仅超出了这篇小说，也超出了我们对1950年代初的历史认识，当然，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时时都有。
    四 几个相关事例
    以上各点，是根据自己平时所想来谈的，对有些同行有益，但对另一些人也许毫无助益，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如果再归纳一下，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经验的增加，尤其是在材料积累和治学心得上的积深加厚，可以说就获得了某种自由。在这种情境下，我认为什么题目都可以作为选题，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材料去研究它们。我先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最近几年，我参加过一些项目指南的讨论，也提出过几个选题，有的被采用，有的没有选上。我发现，国家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较为空疏的题目可能不是太受欢迎。我理解，对我们现当代文学专业来说，“不空疏”指的是具体的、以材料为基础的研究选题。对建议立项的例子，我知道不多，只能拿自己做例子说一下。
    这么些年，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只申请过两次，幸运的是，都成功了，最后结项还都是优秀。一次是2011年的《当代文学资料长编》（一般），另一次是2016年的《莫言家世考证》（重点）。比如前面一个选题，我的界定是：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指出：“近人知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知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他的意思是说，历史研究一定要包含着意义，用意义关照和驾驭的材料，才具有历史的整体性。本课题的“意义”即通过资料整理来建立当代文学的“大历史视野”。所以“大历史视野”，即先不排斥自己不喜欢的材料，在收集、整理文献材料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历史材料的全面性、包容性。他的意思很明确，即没有材料编篡这个基础，何谈下一步的研究呢？自然，这种文献整理也不是什么新题目，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中，是比较常见和为人熟知的题目。
    《当代文学期刊目录》（上、下卷，1949--1989）是“当代文学史资料长编”甲种资料的重点。上下卷的规模共计100多万字。根据已采集的材料，按照中央和省市地区之分布，这里拟选取一部分杂志予以介绍：北京市：《国外文学》（1981年创刊）、《外国文学》（1980）、《世界文学》（1959）、《人民文学》（1949）、《十月》（1978）、《当代》（1979）、《中国作家》（1985）、《北京文学》（1950）、《解放军文艺》（1951）、《青年文学》（1982）、《民族文学》（1981）、《诗刊》（1957）、《北京纪事》（1994）、《词刊》（1980）、《剧本》（1952）、《民间文学》（1955）、《神剑》（1985）、《小说选刊》（1980）、《新剧本》（1985）、《中国文学》（英文，1951）、《传记文学》（1984）、《啄木鸟》（1984）、《作品与争鸣》（1981）、《东方少年》（1982）、《儿童文学》（1963）。天津市：《散文》（1980）、《蓝盾》、（1985）、《新港》（1956）、《通俗小说报》（1984）、《小说家》（1983）、《小说月报》（1980）、《少年小说》（1985）。河北省：《长城》（1979）、《大众文艺》（1949）、《当代人》（1949）、《女子文学》（1984）、《散文百家》（1989）、《杂文月刊》（1985）。陕西省：《百花》（1957）、《延安文学》（1979）、《延河》（1956）。甘肃省：《飞天》（1950）、《西北军事文学》（1986）、《阳关》（1979）。西藏：《西藏文学》（1979），等等。仅举《当代文学期刊目录》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当代文学”的历史地图，是由“中央杂志”和“地方杂志”共同绘就的。另外几册的文献整理，在道理上大致如此。这种整理，包含了福柯所说的“重访历史遗址”的用意。本课题的编撰思路、内容和体例，都围绕这一历史认识而组织和展开。
    小结一下，我认为确认选题，有几个必要前提：1.具体；2.小题目；3.选题角度有点新意。因为据我事先“踩点”，还没有人做过这个当代文学期刊目录长编的整理工作，所以说，它就很具体了，是一个比较能够吸引人，有点价值的选题。从学术角度看，也有“首先做”“接着做”和“重新做”几种研究方法。
    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谈到，要做“必要的和有用的研究”，意思是，每做一个题目，至少解决一个问题。怎么来解释“有必要”和“有用”呢？我能想到的就是，通过一个项目，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例如，有一个项目叫作《六十年代“文研班”与“文科教材统编”的史事研究》，我认为它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在195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院的大部分人，被抽去组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一大批文艺机构和高校之后，基本停办了。要知道，这个文艺学院，是延安鲁艺的老底子，有艾青、何其芳、蔡仪、李何林等一大帮人，都调走了。所以，1960年要重办中文系，当时不叫中文系，而叫“文艺理论研究生班”，简称“文研班”，由周扬任主任，何其芳任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帮助组建。这个文研班，为国家的文艺理论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王春元、何西来、缪俊杰、谭霈生、王春元、刘建军、贺兴安、 李思孝、阎焕东、滕云、易明善、李衍柱、周忠厚、蒋荫安等。新时期之初，文艺理论界和评论界的半壁江山，差不多都是出自这个文研班。而这些人，后来也大多参与了蔡仪的《文学概论》、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两部著名的国家文科教材的编写，有些还是主力军。这个项目的“史事”研究，就把这个困扰了人们很长时间的问题说清楚了。在我看，这就叫“解决问题”。是一个有学术质量的真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本文不再赘述。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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