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地方”作为概念本身是模糊而多义的，但其内涵基调呈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地方”意味着某种多样性，内含反抗统一的力量。段义孚将地方视为一个“感知价值中心”，是一种“价值的凝结物”，强调了地方和空间之间相互定义的关系：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方”概念聚焦于人对于物质环境的态度与情感关联，所谓地方，必然要求个体对其熟悉的物质景观赋予价值和意义。正是通过段义孚所说的“停顿”，在广阔的空间中运动着的生命被允许在一个地方暂时停留，并获得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慰藉，空间由此转化为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地方构成了我们经验意义上的原点，是我们与外界产生联结的根基，它帮助我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最初的身份认同，并帮助我们回答“人之为人”的意义是什么。加拿大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这样描述地方：“地方，既是经验性的概念，也是经验性的现象，所以，它才将人的自我、共同体与大地三者连接在了一起，也将地方性、特定性、区域性和世界性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每个人如何与世界相连，以及世界如何与每个人相连，地方则是一个亲近的且特定的基础。”
    不可否认的是，以特定的文化、经验和意图为媒介，对于地方的亲切感受可以超越个体的孤立状态，但总体而言，地方首先是私人的，而非公共的；是自然的，而非建构的；是被感知和被经验的，而非被发现和被观看的。这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长期以来关注着的地方性有着极大的区别，而后者的显形则深深嵌入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在地方和地方性/地方色彩之间做出区分，不仅仅是为了划定有关地方概念的边界，更能够帮助我们呈现出地方感所内置的人的经验。
    正如李松睿所说，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地方性的概念已经成为了不同政治和理论范畴互相交锋的战场，地方性特征被“各种价值标准撕扯、争夺”，因而“显得有些暧昧不清”。然而，彼时的地方性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个人写作风格，出现在少数作家的创作个性之中，尚不具备参考价值。地方性真正开始转化为一种写作标准和写作资源，是在进入四十年代、时代语境转变以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知识分子不再能从容地居住在城市，而是辗转流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深入中国内地，真正触碰到底层民众的生活和忧乐，获得崭新的生命体验和写作素材。视野的开阔和支援抗战的需要使得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对“五四”新文学具有的文化精英主义的倾向做出反思和调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五四’新文学感到不满，开始自觉地构想某种更能为中国的普通读者所接受的，并与战争环境相适应的文学表达方式”。在1939—1942年间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地方形式作为建构民族形式的重要资源开始得到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一时期，地方在两组对比结构中得到发现和阐释：首先是相对城市而言，地方指的是中国广阔的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地方性被理解为一种乡土性[1]。这种乡土性被视为乡土中国的本质，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地方，因而形成了狭隘而深刻的地方经验和独特的地方文化、地方风俗。因而，为了让文学作品能够有效地为当地的老百姓所接受，就必须首先接受当地的知识和形式，将其转化为文学的新的内容和形式；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此时的地方始终被收纳在民族认同的框架之中，地方形式成为实践民族形式的典范，独属于地方的知识被视为普遍性的、民族性的知识，地方特性被视为全国的共通性。也就是说，地方同时在两个层面上成为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这体现出特定时代语境下地方理论的孱弱：“在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普遍的民族语言和超越地方性的艺术形式始终是形成文化同一性的主要方式。在新与旧、都市与乡村、现代与民间、民族与阶级等关系模式中，文化的地方性不可能获得建立自主性的理论根据。”
    然而，由地方向民族的对接，并不会像理论家所倡导的那般连贯和流畅，毋宁说二者间矛盾重重。在《“早期”民族主义的形成》中，丸山真男对民族做出了规定：
    所谓民族，就是那种欲成为民族的东西。……一定集团的成员，作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特定民族，意识到相互之间的共同特征，并多少具有要求守护一体性的愿望，只有这样，才能说这里有“民族”的存在。……一旦这种文化民族针对外部来拥护自身文化的一体性，那么，它很快就会把自身的存在提升到政治上的高度，并迫切要求形成国家共同体。……所谓的近代的民族国家，无疑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如果把以这种民族意识为背景而产生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的主张称之为广义上的民族主义，那么，民族主义恰恰就是近代国家作为近代国家而存立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推动力量。
    丸山指出，作为政治范畴的民族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种作为自然范畴的和“自我主张”的民族，后者的本质是生存在土地上的人们对于乡土的依赖和眷恋，是一种出于本能的“乡土爱”。“乡土爱”为民族主义提供朴素的、同时也是非理性的情感内容，却又在另一方面以其封闭性造成了对民族主义的桎梏：“乡土爱”与特定的地方感受和情感经验紧密相连，它总是具体的、在地的，其密度伴随地理距离的延伸而衰减，因而难以自发转化为对抽象的、广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有关民族形式讨论之中，正如汪晖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地方性’问题与地方政治和地方文化认同的直接联系，从都市进入乡村和边缘区域的知识分子并不代表地方性的文化。”恰恰是意识到了地方与民族之间现实存在的矛盾，他才呼吁我们以一种历史之同情来把握“以理论缝合矛盾”这一现象背后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里的关键在于，民族主义必须诉诸政治上的决断行为，并以对“乡土爱”的扬弃作为条件——近代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绝不是对环境的单纯的情绪依存，……（而）是伴随着高度自发性和主体性的”。
    尽管丸山本人的近代化民主化方案与革命中国的实际国情相去甚远，但他对政治决断和主体性的判断，再次向我们确认了地方对于政治的依附地位，因而仍然有指导意义。在此，我们无须怀疑地方的相对独立性，国家与地方始终处于相互观看、相互拉锯的动态关系之中，正如蔡翔指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往往“以一种妥协的姿态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兼容性甚或全民性”。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国家对地方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当这种优势在话语层面上呈现为一种外来者的“霸权”，由外来者主导了观看的位置和方向，正如贺桂梅所说：“地方性本身即是一种站在国族视点而对地方性的他者式观看或发明，是一种外在的观看装置的产物”。地方传统虽然赋予了文学叙事和政治主体某种“多质性”，但政治决断的强力在于，在漫长的革命历史中，更加激进的叙述、不断革命的要求总是试图压抑地方，重构民族国家框架，从而建立起自身的“霸权”地位。而作为结果，地方和人的自然性被褪去，代之以民族性和阶级性——地方不再是孕育出地方文化的大地，而是变成了放置和承载地方文化的象征性空间；人也只有在被召唤为新人和人民时，才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和叙述权利。
    分析这一历史模式的优劣成败，并非本文的诉求。只是需要指出，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权力逐渐从地方退出之后，建立地方的自主性，使地方重新成为地方才得以成为可能。这种变化具体体现为地方不再是一个被观看和被征用的对象物，也不再必然成为创制现代民族国家的工具和质料：人类环境经验的丰富性使得地方在地域上不会被局限于左翼视角下的乡村乡土，在内容上也不必总是对政治运动做出回应[2]。这并不意味着对上述资源不加反思地否定与远离，恰恰相反，在感知单元和价值寄托的层面上，地方的所指是变化和浮动的。真正具有主体性的地方书写事实上可以生长为一种极具包容性和层次感的概念，从而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情感认同重新整合和收纳起来，展现人与地方的复杂互动关系；也即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绕过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来谈论地方，而是应该考察地方如何构成了文学写作的主题，并去留意这样的写作回应了怎样的历史语境和时代焦虑。
    注释：
    [1] 在费孝通看来：“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2] 贺萧在对山西农民的考察中发现，同样经历了合作化时期，男人和女人对于历史和事件的记忆有着天然的差异，运动时间中的里程碑事件在男人的故事中更为重要，而妇女则在其个人叙述中新命名了一种婚姻的、生育的时间，这种时间建立在她们对日常生活的感知的基础之上。见［美］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张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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