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班的故事”系列由9本相对独立的儿童小说组成，其中每个人物自身的性格都完整一致，并且随着情节推进而逐渐发展。这些孩子不是心理学教科书上的“概念化”儿童，不是一个虚幻的“想象共同体”，而是带着体温、性格鲜明、呼之欲出的孩子。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同于市场上大量的“类型书”写作。作者曹文芳凭借30年的幼教经历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为当代儿童文学奉献了一组立体鲜活的“幼儿”群像。
    成长小说：
    重新发现幼儿
    这些别具一格的故事发生在水城，城里有一所紫藤幼儿园，园里有一个喜鹊班，班里有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孩子们最喜欢的是温和美丽的陶妮老师。然而，这些孩子不只是没心没肺地傻乐着、无忧无虑地单纯着、聪明健康地可爱着。半个世纪前莫里斯·桑达克用他的《野兽国》拉开美国图画书第二个黄金期的序幕，挑战了一个世纪以来浪漫主义的“纯真”、“快乐”童年观，开创性地表现了孩子内心的压抑、无奈、恐惧、绝望等强烈的负面情绪。某种意义上，“喜鹊班的故事”可以视为对桑达克“惊世骇俗”童年观的呼应，它重新发现了中国式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复杂。
    喜鹊班里的孩子各有各的心思和问题。盛民以害羞内向而出名，他想演童话剧的愿望与拐弯抹角的表达令人忍俊不禁，虽然扮演的“牛大夫”只有一句台词，可每次排练都那么陶醉，比主角还兴奋投入。齐迹已换过4个幼儿园，野蛮、打人、欺负弱小，在他一系列顽劣行为的背后却是对爱的强烈渴望，午睡时惠老师为他捂脚，他竟会感动得哭。多多每天抱着褪色的红围巾，妈妈在她几个月时就消失了，留下的围巾成为多多的“命根子”，奶奶严禁多多萌发想妈妈的苗头。多多画心中的妈妈，一心想把“妈妈”这个音节喊出来，迷恋上长得像妈妈的杨柳老师。奶奶找借口赶走杨柳老师，多多不肯上幼儿园，后来被哄骗去了，没见到期待中的杨柳老师，故事结尾这样描写失望的多多：“多多摇摇头，忽然，眼泪刷刷而下。多多紧紧抱着红围巾，低下头，向自己的小椅子默默走去，留给陶妮和奶奶一个瘦小的背影。”对多多内心痛苦的描写力透纸背，令人心疼不已。
    这些孩子，即使可爱，也不是肤浅做作的可爱；即使顽劣，也不是没来由的单纯顽劣。他们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小说写出了孩子的内宇宙，他们真实的喜怒哀乐，他们情感的来源。或隐或显地，每个孩子都让我们感受到其内心深处作为人性基础的美好质地，这里安放着童年文化原始朴素却又至高无上的价值。从小班到大班，从故事的开头到结尾，我们看到了孩子们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幼儿成长小说”。不同于当前大量系列校园小说中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的相互复制和自我重复，喜鹊班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喜鹊班的孩子也是独一无二的。
    “喜鹊班”对幼儿的重新发现，显示了一种新的儿童观。孩子的性格不是一维的，孩子的成长不是单线的进化论式的过程。孩子常常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需要保护的，也常常是天真的、无知的、快乐的，但孩子同时也是坚强的、有巨大潜能的、充满希望的、与成人一样有着各种强烈情感的复杂存在。
    小说摆脱了对儿童的“单向度”书写，超越了善恶与好坏、教化与被教化、娱乐与被娱乐等等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塑造了一批立体鲜活的幼儿典型形象。“喜鹊班”的幼儿群像因此具有多重意义。小说对儿童丰富细腻深刻的剖析和表现，给读者带来情感上的震撼与感动，使之享受到审美的快感；同时，也挑战或者弥补了传统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主控的儿童观念，蕴含着一种新的童年想象的可能性。
    敞开的世界：
    发现“家长”与“幼儿教师”
    “喜鹊班”的孩子迥异的性格和行为习惯，是被放置在特定的成长环境中揭示的。孩子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的、被净化过的“逍遥的花园”，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小宇宙，每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由家庭、社会组成的外宇宙，这既构成孩子成长的时空舞台，也是孩子性格与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不管情愿还是被迫，孩子都要面对这个敞开的世界，很多事情必须和成人一起去承担和承受，贫穷与不公、伤痛与死亡，甚至成人的错误与不幸。
    相对于物质环境，比如盛民家的贫困、夏景家的豪宅，这些虽然也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但由家长和教师构成的“精神环境”才是更关键的。故事里的孩子主要生活在家庭和幼儿园这两个场所空间，在亲子关系、师幼关系以及同伴关系中感知世界、发现自我，逐渐成长。联结孩子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是爱与责任。在亲子关系与师幼关系中，蕴含着童年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深刻的伦理关系。该如何去理解和建构二者间美好的伦理关系呢？喜鹊班的故事既从正面也从负面提供了生动的启示。某种意义上，小说在重新发现孩子的同时，也在重新发现家长，发现幼儿教师。
    有些家长确实是孩子成长的陪伴者、支持者、引导者，令人感动，比如盛民的父亲盛国、大头葱的妈妈、难难的父亲等。也有些家长让人失望和痛心，像齐迹的爸爸、王子的父母、多多的父亲和奶奶等。一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对于孩子，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学会做父亲了吗？这是一个有点沉重的问题。或许，任何时代的父母都是伴随孩子的诞生而诞生，所以一代一代总有那么多的“不理解”，每一代都要重新开始。如果说，我们需要不断去发现儿童，那么我们也需要重新去“发现父亲”、“发现母亲”。喜鹊班的故事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小说还塑造了“陶妮”这一典型的幼儿教师形象。然而小说没有把陶妮塑造成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甚至有着极端教育智慧的“完美”老师。她的“典型性”恰恰体现在她的“不特别”，故事对她的评价也只有“温和”与“受欢迎”两个词，而这是许多优秀或者合格老师都具备的特点。因此可以说，她就是一位普通的幼儿园老师，进一步说是个普通的好老师。但也正因为她的“普通”，这一形象才更具有了普遍性。换言之，陶妮是当代千千万万幼儿教师的典型代表。
    从陶妮身上，可以看到幼儿教师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她们每天都要面对不同性格特点的孩子，面对孩子们的各种麻烦和“挑战”，面对教学之外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还要应对家长形形色色的儿童观和教养方式。某种程度上，幼儿教师几乎得是一个“全能超人”。跟其他教师不同的是，幼儿教师还要承受更多的担惊受怕：“班上30多个孩子，好似30多枚定时炸弹，不知谁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爆炸，吓得老师们魂飞魄散”。没有当过幼儿教师的人，很难有这种真切感受。每次噩梦都让陶妮发誓这辈子不做幼儿园老师了，可是一次次发誓，为何又一次次“食言”？难道不正是源自那份爱和责任吗？
    值得称道的是，小说既没有将家长和教师简单置于儿童的对立面，，也没有简单将其凌驾于儿童之上，作为知识与道德的权威化身。小说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还原了儿童世界中真实的成人形象。由此也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和理由。
    故事的质感：
    轻与重的微妙平衡
    无论是对幼儿的发现，还是对家长和幼儿教师的发现，小说都是透过一连串的故事和细节来讲述的。这些故事和细节读起来无比真实，仿佛只是作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复现，根本不需要作者的刻意构思；同时，作者的构思又是那般大巧若拙、浑然天成，使得这些故事和细节又那么精彩奇妙，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或者说仅仅凭借想象力是编造不出来的。这恰是喜鹊班的故事具有文学“质感”的重要原因。
    孩子的许多行为与心理，在已变成青蛙和蝴蝶的大人眼里，都是微不足道的，只看到小蝌蚪和毛毛虫们的无知幼稚大惊小怪，但是在孩子眼里，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像故事中的抢坐小蓝椅子一样。当孩子为一点芝麻粒小事处心积虑地认真计较，挖空心思想出些自以为高明的妙计，大人若能读懂那些隐秘的小心思，就可以一边啼笑皆非,一边多出几分理解、宽容和欣赏，多一份恰到好处、不失分寸的帮助和引导。故事也因而产生了一种从容的幽默感。这些幽默的故事与细节，源自作者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能从平凡琐碎的生活中发现诗意和童趣，触摸到孩子内心情感的微妙，并在人物塑造中赋予其特定的意义。
    作者的语言朴素利落又幽默传神，无论对孩子淘气可爱行为的描写、对人物肖像的勾勒，还是对情景氛围的渲染、对内心极端情绪的刻画，都相当准确到位。“齐迹很自信，唱得十分动情，一直唱到最后，都没有一个音唱在调上的。”排队时如果不让徐棒棒站到第一个，“他就不屈不挠地哭，哭得陶妮觉得犯不着跟一个孩子顶真，又拉他站到最前面，他的哭声立即收敛，收得没一点尾音。”在防空警报“令人惊恐不安的声音里”，林可心和汪孟凡“把青梅竹马的婚约订了”。这种心平气和的幽默不是在娱乐儿童，也不是拿儿童来娱乐。即使是孩子身上某种无知顽劣的负面因素所导致的“可笑”，也因为饱含着叙述者的尊重、包容与欣赏而显出温暖的色调，而非尖酸刻薄的嘲讽。尤其当这些幽默描写是与人物的性格命运、与人物真实的无奈、恐惧、悲伤、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笑过之后更有一种悠长的回味。
    再如，难难受伤被送往医院抢救，陶妮在惊悚不安中等待消息的煎熬：“平日里，墙上挂钟里的小猫，分钟走一格，它就眨巴一下圆溜溜的眼睛，活泼可爱，引得分针和时针调皮起来，追着跑，一闪，时间就没影了。今天小猫生气了，瞪圆了眼睛瞅着陶妮。时针和分针的长脚好似被什么东西粘住了，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发出很大的响声，走得慢吞吞的，仿佛整个世界都停滞了。”陶妮的担忧焦虑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读起来感同身受，同时又体现出对儿童视角的精准把捉。
    小说在展现幼儿幽默童趣的同时，更有内在的情感力量打动人心。《最后一只喜鹊》写孩子们要毕业了，遗憾的是毕业照里差了5个孩子：大头葱、然然、王妃、张昙、夏景。陶妮“想到这五个孩子，心疼了”。在孩子们的毕业典礼之后，又读到了故事意外的延伸：一年后传来噩耗，汪孟凡入小学不到两个星期突发高烧，后来诊断出急性白血病，没几天就去世了。好似掉进冰窖的陶妮回想起那个静谧的秋天，带孩子们去医院探望得白血病的张昙，张昙流泪了，他对爸爸说：“不是我哭的，我很开心，是眼泪不听话，它自己流出来的。”小说在陶妮的回想中结束：“那个曾经扮演最后一只喜鹊的林可心是否还喜欢汪孟凡？她是否听说汪孟凡已经失约，独自去了天堂，不能陪她一起去清华读大学，演绎青梅竹马的童话了呢？”眼泪模糊了陶妮的双眼，相信也模糊了读者的双眼。
    故事表明，人生的无常、灾祸、苦难，对孩子也并不格外悲悯。喜鹊班的孩子在故事结尾并不像民间童话那样，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直到永远。很多麻烦和不幸仍然没有得到完美解决，而且前方的路也丝毫没有显示比此前的道路更平坦。这是孩子们必须面对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成长。我们只能热切地希望，在生命的早年，有一所可以回望的幼儿园，一段有爱陪伴的时光，人生的底色多些明亮。对于孩子未来的人生，无法许诺，惟有祝福。
    小说将生活的沉重、生命的脆弱、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常潜藏在朴素、自然、轻灵的文字底下，与孩子充满童趣的成长相交织，既在孩子成长故事的表层下蕴含了深广的社会内容，使得作品呈现出宏大的视野和厚重的内涵，又不让人觉得格外沉重、悲哀与绝望。轻与重，在喜鹊班的叙事中实现了微妙的平衡。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