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凡例与文学批评：以明清集部著作为考察中心》，何诗海著，中华书局2023年5月第一版，78.00元
■吴承学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体学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当下又面临发展瓶颈，在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上都存在重复与繁琐之弊。如何寻找新的突破点和生长点，是近年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何诗海教授《古书凡例与文学批评：以明清集部著作为考察中心》（中华书局2023年5月版）就是一部具有鲜明探索性与独特性的文体学新著。

从文体与文集独特形态入手，去研究古人的文学观念，是本书的一种尝试。文学观念的表达，可以是选本、书信、序跋、诗话、文话、评点等理论形态或批评方式，也可能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而是凝聚在文学创作实践、文集编纂过程和编次体例中。这种编次体例，可用标举科条的方式缀于卷首，即“显性凡例”；也可以随文起例，蕴藏于著述形态之中，此即“隐性凡例”。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凡例，都以特定的文学理念为指导，是表达文学观念、开展文学批评、激扬文学思潮的重要载体。《古书凡例与文学批评》系统探讨古书凡例，尤其是明清集部著作凡例与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甫一问世，即以新颖的学术理念和鲜明的学术个性，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古人著书，重视发凡起例。书籍凡例体现了图书的编撰宗旨、材料取舍、组织结构、形式体例等重要内容，决非单纯的编撰技术问题，而是渗透着相关的学术理念和学养识见。明确标举科条、置于书籍卷首的凡例，一直到唐代才出现，宋元逐渐增多，至明清而蔚为大观。从文学学术看，集部著作凡例集中体现了对许多文学根本问题的看法，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如文章功用论、作家修养论、文学流变论、审美风格论、文体论、创作论等，几乎无所不包，凡例已成为开展文学批评的活跃体式。许多重要文学观念往往以凡例来阐发，如吴讷《文章辨体》“凡例”倡导总集“唯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选文”的功能，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标举“清真古雅”的八股衡文标准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凡例形式上以排比科条为主要特征，长短不拘，结构自由而近于松散，迥异于序跋类批评文体。清代以后，文集凡例篇幅趋长，在结构、层次、逻辑上都呈现精心结撰的倾向，并逐渐摆脱对成部著作的依附，衍变为一种独立而活跃的文学批评文体。如《读雪山房唐诗选》凡例打破一书一凡例、以凡例介绍图书编纂宗旨、体例的常规，将凡例作为纯粹的文学批评体式，在一书之中以七篇凡例、一万余字的篇幅，探讨唐诗的体式分类、体性特征、发展演变及重要作家作品等，这在图书编纂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读雪山房唐诗选》作为选本，问世之后，流布不广，世所罕觏，而七篇凡例却在流传过程中脱离选本单独刊行，并为官、私目录学著作所著录，其影响逐渐超过选本自身。这标志着凡例作为明清时期极为活跃的文学批评方式，已开始摆脱对成部著作的依附，获得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地位。风气所被，不但著书重凡例，作文、论文也讲求凡例，黄宗羲《金石要例》、袁枚《古文凡例》、章学诚《墓铭辨例》、秦瀛《论行述本例》、汪庭珍《作赋例言》，直至章太炎《文例杂论》、刘师培《文例释要》等，都是探讨文章写作凡例的专文或专著。

以上问题，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价值，但学界对古书凡例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经史义例探讨，如陈槃《左氏春秋义例辩》、晁岳佩《春秋三传义例研究》等，或文献学及图书编纂学考察，如余嘉锡《古书通例》、赵争《辨伪与存真：百年来的古书体例研究》等。以文学理论观照古书凡例，深入、系统地探究其文学批评、文学观念意义，《古书凡例与文学批评》显然有开疆拓土之功，有力推进了古代文体形态和古代文学批评研究。

古人对于一些人的写作有“以艰深文浅陋”之讥，当下一些学术论著却有“以材料文浅陋”之病。作者从数据库下载和堆砌大量文献，却提不出真正的学术问题。其实，学术之功，以识为主。何诗海之所贵，也正在于他一直在追寻一种力透纸背的学术识力。如果说，探讨“显性凡例”，因有具体、明确的理论形态，尚不至于空无依傍，那么，研究蕴藏于古书“隐性凡例”中的文学观念，往往更考验研究者的精识卓见和理论穿透力，“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一种高明独断之学，可谓戛戛乎其难。如王世贞在自编文集《弇州四部稿》中，将所录文章分为赋、诗、文、说四部。说部单立一类，与传统诗文并列于文集中，这在目录学史和文集编纂史上都是一大创举，值得深入探究。王世贞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文稿四部编次的体例，字里行间不乏自得之意。可见，这种体例并非偶然兴到所至，而是特意为之。然而，王氏从未正面解释如此设置体例的原因。何诗海从《弇州四部稿》所录“说部”七种入手，通过考察王世贞的小说观、文化价值观以及说部、博学与文章的关系，得出较为令人信服的结论。何诗海认为王氏作为一代文宗，素以文章、博学自命，不甘仅以文人自居，故在文集中以诗赋等正统文体表现“文章之美”，以说部表现“学问之宏”，从而践行其文章、学术俱臻极盛的理想和追求，也透露出对抗宋明理学轻视艺文、知识、学问的深层动机。

在分体编次的文集中，以何种文体冠首，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蕴含着文学史和文体观念史的丰富信息，可惜文集编纂者未必明确阐释其“意味”何在。何诗海通过大量翻阅历代别集，发现明清别集在文体序次上打破了《文选》确立的诗赋冠首的编次传统，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每以诏令、奏疏、试策、语录、讲章等冠首，体现了官僚之文、科举之文、学者之文的强势崛起，是政治制度、科举文化、学术思潮影响文体价值和地位的结果。就文人之文而言，传统诗赋逐渐丧失了在文体谱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传、记、序、书、论等，常冠别集之首，以彰显其在作者生命旅程和文学创作中的特殊意义。对类似“隐性凡例”的探讨，既要有高屋建瓴把握时代思潮大势的宏观驾驭力，又要有史料爬梳、文本细读、文人心态探求等方面的绵密功夫和洞幽烛微的理论穿透力。本书的宏观驾驭与理论穿透，相当突出地表现出何诗海学术研究的个性。

何诗海学术研究个性的形成与其学术取径颇广有关。他硕士阶段学的是古典文献学，博士阶段学的是古代文学。博士期间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博士后开始转向明清的文体学与文学批评。他不断在探求一条把文献、文本、文体与文章理论结合起来、在博通基础上追求专精的路子。《古书凡例与文学批评》新见迭出，胜义纷呈，充分反映出一种融合与跨界的治学路数，是一部在研究领域和治学方法上均重要突破的优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