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土气”
福克纳曾说：“我一生都在写我那个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寻根究底，谁的故乡不是小得像一枚邮票呢？在这盈寸之地，优秀作家们的如椽之笔皆可大显神通。他们笔下的这枚小邮票，似乎有无限大，可以讲出无数故事；似乎也可以走得无限远，寄给无数人。票面之内信息丰富，经得起反复研析，票面之外也有一个广大的世界，载着人心驰骋翱翔。
近些年来，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故乡于我的意义和价值。我的老家在河南。所谓的乡土中国，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的河南，在“乡土”一词上带有命定的强大基因。“土气”浓郁的河南，不仅丰产粮食，也丰产文学。新时期以来，诸多杰出的前辈都在这个领域体现出了极强的文学自觉，豫南之于周大新，豫北之于刘震云，豫西之于阎连科，豫东之于刘庆邦，豫中之于李佩甫……他们笔下的中原乡村都如乔典运的那个比喻“小井”，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也通过他们各自的镌刻而成为河南乃至中国文学地图上闪闪发光的存在。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乡村孩子，很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想在文字上清洗掉的，恰恰就是这股子“土气”。如今人到中年，经过这么多年生活的捶打和文学的浸润，我方才逐渐认识到这股子“土气”是一笔怎样的资源和财富——这股子土气，往小里说，就是我的心性。往大里说，意味的就是最根本的民族性。也方才开始有意因循着前辈们的足迹，想要获得这“土气”的滋养，被这“土气”恩泽和护佑。
这些年，我去过许多村庄：山东赣榆，福建福鼎，浙江吉安，甘肃甘南……这些地方最基层的村庄我都去过，感受到了丰富的气息。当然，感触最深的还是河南乡村，信阳的郝堂和辛集，商丘石桥镇的孙迁村，我豫北老家的大南坡和一斗水等等，无论走到河南的哪个村庄，都会让我觉得像是我的杨庄——《拆楼记》《最慢的是活着》里的那个原型村庄，都会让我有骨肉之暖和骨肉之痛。
也是这些横向的行走和纵向的惦念让我了解到，这些村庄正处在各种各样的变革中。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无限多样的素材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在这些乡村现场，我的写作欲望总是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想要写，且努力去写好。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孩子，欲养久违“土气”，便在《宝水》的创作过程中踟蹰寻归，幸好为时不晚。
现实主义怎么写？
想来想去，肯定还是那四个字：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乡村写作的优秀传统”，人们通常都会这么说。容我根据阅读经验冒昧推断一下：在谈及小说创作方法的时候，现实主义应该是最高频率的词，没有之一。写作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觉得，一切写作，都和现实有关。所有人和所有题材的写作，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写作。因为被最高频率使用，它几乎成为了一个习惯的固化定语。但其实，它岂止是一种创作路径？在路径之下，铺垫着坚实的写作态度，这种态度，意味着谦卑、忠直、敬重和审慎，意味着发现、批判、理解和关怀，意味着包容，意味着宽阔，也意味着丰饶。而在路径之上，它也是一种思考力的呈现，意味着一个总体性的认知立场。
何为现实主义的“实”？我想，这个“实”，不是描摹的纪实，不是愚蠢的顸实，而是最深的真实，和最高的诚实。如对乡村，这个“实”，固然是指乡村实体，可这个实体却也有无限漫漶的外延边缘。这个“实”，固然是乡村的现实，可这个现实却也不能脱离历史的长影而孤存。因此，认识乡村，写作乡村，从来就不能仅限于乡村的事，而是对个体与整体、历史和现实、地缘和血缘、中国与世界等多方位多维度的观照和把握。这意味着作家的视域宽度、认知高度和思考深度，还意味着在合乎文学想象和生活逻辑的前提下，作家是否有能力参与宏阔的历史进程，以文学的方式描绘出富有价值的建设性图景。
主题创作
《宝水》是命题作文吗？有人这么问。因最近在做新书宣传，按惯例总是会有些标签词来定义，《宝水》的这些词是新时代，新山乡，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等。再加上又入选了中国作协首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名单，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写作者，以职业经验我也能推测出某些人会想当然地疑惑这小说是不是主旋律的命题作文。《宝水》出版后召开过一次线上研讨会，评论家李国平在发言中提到了主题问题，他说：“宝水不是命题作文，如果说有领命和受命的意思，也是领生活之命、文学之命、寻找文学新资源之命，作者面对文学、面对生活，反映现实、表现生命的理解的自觉之命。”这诠释非常精准。我最初想要写这个小说，肯定是属于个人的自觉性。后来这种个人的自觉性与宏阔时代的文学命题相邂逅，如同山间溪流汇入了江河，某种意义上就是作品的际遇。对于这种际遇，我从来不追逐。但既已邂逅，也不回避。回避也是一种矫情。
乡村固然一向就是一个宏大主题。有意思的是，似乎有太多力作证明，主题创作的细节更要经得起推敲。越是宏大的主题，可能越是需要小切口的进入和细微表达，才更能让人信服。有西谚云：“细节之中有神灵。”常常的，细节中蕴含着难以言尽的丰富的信息量。在村里采访的日子里，我住在村民家里，吃他们的农家饭，听他们说自家事。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各种声息杂糅氤氲在空气中，深切地感受到，所谓巨变都必须附丽在细节里，这细节又由无数平朴之人的微小之事构建，如同涓涓细流终成江河。
唯有生活
前些时，一个朋友忽然发来微信，说读了我刚出版的小说《活水》，感觉如何如何。我笑。把《宝水》称作《活水》的，不止他一个。倒是有趣。这固然是笔误，可为什么不止一个人这么笔误呢？如此不约而同的笔误，是不是也有可琢磨的地方呢？
《宝水》自面世以来，就有很多人问过为什么要以《宝水》为书名，我回复说，表面原由是村中有一眼泉水，泉眼状如元宝，因此得名宝水泉，村名也便叫了宝水村。小说写的是村中故事，自然就以此取名。深层所指则是宝贵的民间智慧和人民力量。正如小说中村里的每户人家，都怀揣着对幸福生活的热望生生不息地努力向前，他们的精气神是《宝水》的灵魂。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什么又是《宝水》的活水？当然是生活，唯有生活。为了创作《宝水》，在对新时代乡村持续跟踪体察的过程中，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先生的话说，我也深切感受到了“生活是创作的宝水”。
比如素材。小说写了宝水村的一年。为了写这一年，我的素材准备时间用了七八年。主要的准备就是“跑村”和“泡村”。不管去哪里的村庄，不管呆多久，可以确定的是，每次去到村里，就一定能有新收获。好多东西还真不是想当然坐在那想的，你只有到实地后才能知道它们能多么出乎你的意料。如果你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稍微沉浸式地去看，那就能感觉到这种新。这种新，就是属于生活本身自带的生生不息的鲜灵灵的新。
比如结构。该怎么结构这一年？山村生活的自然性决定了按照时序叙事成了必由之路。开篇第一小节是《落灯》，民间讲究的是正月十五、十六闹花灯，正月十七这天开始要落花灯、吃落灯面。最后一小节是《点灯》，民间也有讲究，大年三十那天要去上坟，要请祖宗回家过年，叫点灯。从《落灯》写到《点灯》，整个小说首尾呼应。章节题目从第一章“冬——春”、第二章“春——夏”、第三章“夏——秋”，直到第四章“秋——冬”，期间每个季节的重复衔接也是必然，小说里的树木庄稼也都需对应季节，因为生活它就是如此啊。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的乡村，这一年如一个横切面，还意味着各种元素兼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等，这也应是信息、故事和情感高度浓缩的一年，是足够宽阔、丰富和深沉的一年。以上所有，皆取自于生活的馈赠。
还有语言。当我决定写这小说时就已经很清楚，这小说的性质决定了语言的主体必须是来自于民间大地。而这民间大地落实到我这里，最具体可感的就是我老家豫北的方言。虽然人在京城，但我现在和老家人聊天依然且必然是这种语言。在写作《宝水》的这几年里，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老家方言的资料书，写小说时方言声韵就一直在心中回响。越写越能确认，这是被生活反复浸泡才能获取的语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宝水》的创作让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躬行之地，唯有生活。生活中有创作需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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